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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支柱之一。药物能够引发压倒了阶级觉悟的生理冲动，这可是让俄共感到极大的意外。
陈克的化学家属性，在世界各国针对陈克建立的档案中都有记载。人民党的医疗队在帮助英法治疗“西班牙流感”中使用的磺胺以及川贝枇杷膏药效不错，这些都让俄共更相信了这种药物的可信性。
唯一能让俄共感到“宽慰”的是，这种“神功护体丸”价格昂贵，英国也是眼瞅着局面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才向高尔察克的部队提供。据说英国人自己的存量也非常有限。但是这种“宽慰”本身也非常有限。因为英国可以从中国大量购买这些药物，并且提供给高尔察克在内的各路白军。
甚至不用英国动手，高尔察克控制着乌拉尔山西部，他们可以直接通过陆路从中国购买这些药物。
这次反击也打退了俄国红军的进攻，特别是红军为了获得东线胜利，大量补充党员、共青团员、工会会员到一线。与高尔察克的硬拼固然导致了高尔察克的重大损失，不过俄国红军的骨干同样损失惨重。
最重要的是，高尔察克已经有了一种全新的控制军队的手段，如果药物能够有效激发白军战斗意志的话，高尔察克就可以大量使用战斗意志不坚的部队对红军发动可怕的攻势。这将是可怕的问题。
接下来，俄共果然看到了连锁反应。6月在彼得格勒附近的红山炮台和灰马炮台发生反革命叛乱，红军海军冒险派舰队与大量部队前去镇压反革命盘踞的两个炮台，数量处于优势的红军久攻不下。甚至连惨烈的肉搏战都不能让炮台中的敌人失去战斗意志。叛军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没日没夜的激烈抵抗。
紧密封锁了消息后，俄共不得不重新制定战略。当敌人有可能爆发意外的战斗力时，这新情况让红军感到极为棘手。
俄共中央认为，绝对不能让大量“神功护体丸”继续流入俄国内战中，哪怕是与英国法国干涉军撕破脸，也不能允许局面发生这样的大变。除了控制外国干涉军与高尔察克的联络之外，还得想办法让中国不向白军一方提供“神功护体丸”。别尔科夫同志带回的消息中，陈克向俄国提出了领土要求，而且听陈克的意思，陈克或许是想麻痹俄共，或者是真心想与俄共维持良好关系。反正人民党此时并没有对俄共抱以敌意。那么谈判就是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哪怕是采用欺骗的手段，也必须把中国这个看似帝国主义链条上最弱的一环从帝国主义套在俄共脖子的绞索上撬下来。
几百万服药的中国军队从空旷的西伯利亚方向杀进俄国，甚至通过中亚杀向莫斯科，做出这样想象的列宁同志也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如果想通过外交来解决中国问题，就不能简单的派遣一个别尔科夫同志。在俄共中央还没有决定人选的时候，白军已经开始从各个方向向莫斯科再次发动了攻击战。由流氓无产者，富农，甚至大量中农补充后的白军，在各个战线上都表现出相当的战斗力。
东线进攻战的失败，引发起了连锁反应。不仅是这些白军，俄国周边小国出动的干涉军炮灰部队，也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战斗力”。红军从7月到9月，经过一系列血战，总算是稳定了局面。每一支“表现出色”的白军以及干涉军，都有过战前服药的迹象。在不少军官尸体的口袋中，都找到了少量“神功护体丸”。
这样的损失对俄国红军来说几乎是不能承受的，红军当中的骨干份子，特别是政委们在战斗中大量带头进攻，损失率远超过普通士兵。以前的战斗中，这些精锐骨干只要击败了敌人的骨干，敌人剩下的部队也就不战自溃。现在的战斗中，必须用俄国红军的精锐来交换敌人的炮灰部队，这样的交换比几乎是红军无法承受的。
红军的主要部队也是由普通人组成的，没有了足够的带头榜样，他们也会感到畏惧，也会惊慌失措。当这些军队面对白军后续的精锐部队攻击的时候，双方的胜负并不有利于俄国红军。
为了避免最坏的情况，俄共中央最后选择了托洛茨基与别尔科夫同志一起前往中国。在这个级别超高的外交团队刚开始前往中国前，俄共得到了一个不错的消息，协约国一战时购买的“神功护体丸”也快用完了。如果能够卡断从中国的供应渠道，后面的战争中苏共的压力会减轻不少。
尽管高尔察克控制着莫斯科的东部地区，但是俄共还是开辟了交通线。通过这条交通线，俄共代表团可以尽快与人民党接洽。
到了10月中旬，冒了大险事先通知了人民党的俄共代表团终于和通过中国外蒙进入俄国领土的中国部队相遇了。这次相遇本身就向俄共证明了一件事，人民党还是如同他们所说的那样，愿意与俄共建立良好的关系。
而俄共代表团从外蒙南下的时候，发现中国正在紧锣密鼓的修建一条从库伦连接中国南方的铁路，一些路段甚至已经暂时通车。与大多数铁路试运行时一样，先跑的是“压路”的货车，车上装了不少东西。从南向北的车辆上自然是铁路建筑材料。从北向南的则是大量矿石以及羊毛等货物。
如果中俄开战，这条铁路将是中国的运输大动脉。俄国在远东与西伯利亚没有多少人口，这样的一条铁路将让中国大量军队以及物资运抵战争前线。一场在冰原上展开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对俄国将是一场灾难。
双方会面的地点不是武汉，而是张家口。人民党宣传部长章瑜已经在张家口等着托洛茨基同志。
这次的会谈中，托洛茨基首先声明，俄共愿意与中国实施睦邻友好的关系。但是他个人并不支持改变边界线的行动，“和平绝非是某一方单方面强加给另外一方的，如果想维持真正的和平，我认为基于当下的现状进行互相承认，并且约定未来的友好是最重要的。”
“托洛茨基同志，我们想与俄共签署的条约与《布列斯特合约》不同，”章瑜根本不在乎刺激托洛茨基的心情，他开门见山地说道：“所谓不能强加的，那是因为你们俄共试图继承的是俄国强加给我们的条约，这种事情当然是很容易就有一种自信心的。但是我们所主张的，则是我们要拿回我们曾经被强行剥夺的东西。这种心情比您所拥有的那种正义的心情更加急迫，更加激烈。”
托洛茨基知道人民党的主张，但是他没想到章瑜竟然强硬到了这个程度。
然而章瑜这仅仅是开始，他交给了托洛茨基一份厚厚的资料。“托洛茨基同志，我们向我们的军队宣传的时候，所依据的仅仅是事实，这些事实将多大程度的激发我们部队的战斗意志，我希望您能够看看这些之后再说。”
托洛茨基打开了这些资料，有些是汉语的，有些则是俄文的。这里面最上面的一部分就是关于海兰泡惨案的记载。
1900年7月16日至21日沙皇俄国对居住于海兰泡的中国居民进行屠杀的事件，该事件共造成5000多名中国人死亡。海兰泡惨案与1900年7月17日发生的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并称为“庚子俄难”。
“黑龙江事件”发生后，海兰泡城内外笼罩着恐怖气氛，迫害华人的事件有增无减。中国居民代表向格里布斯基请示城里的中国人是否需要撤离，他欺骗代表说，中国人“可以不用担忧地留居原地”。随后他下令禁止中国人渡江，扣留了全部渡船，并派骑兵冲散了准备渡江的人群。
1900年7月16日，格里布斯基命令一个不留地逮捕所有的中国人，疯狂的大搜捕开始了，全副武装的沙俄士兵闯进中国人的住宅和商店，不分男女老幼，一律逮捕押走，“就连怀抱的婴儿也被强拉了出来”。1500多中国人逃到城外躲藏，也被俄兵搜出，许多人被刺刀活活捅死，活着的人“象关进兽栏子一样被赶进警察局”。这一天共搜捕了近3500人，警察局容纳不下，当晚又被押送到精奇里江边的一个锯木场里。
1900年7月17日，海兰泡市警察局把所有关押起来的中国人赶到黑龙江边，谎称用船将他们渡过对岸。可是岸边连一条船也没有。到了江边，俄兵便挥动战刀，把所有的中国人“一直赶进水里”。“当妇女们把他们的孩子抛往岸上，乞求至少饶孩子一命时，俄兵却逮住这些婴儿，挑在刺刀上，并将婴儿割成碎片”。一个母亲“把孩子留在岸上，而她自己走进河里”，但走了几步以后，又回来抱住孩子走进水中，最后又不得不上岸“放下她宝贵的孩子”，惨无人道的俄兵便挥刀刺杀了孩子和他的母亲。
一位参与屠杀的俄兵记述了整个大屠杀的过程：
“到达布拉戈维申斯克时，东方天空一片赤红，照得黑龙江水宛若血流。手持刺刀的俄军将人群团团围住，把河岸那边空开，不断地压缩包围圈。军官们手挥战刀，疯狂喊叫：‘不听命令者，立即枪毙！’人群开始象雪崩一样被压落入黑龙江的浊流中去。人群发狂一样喊叫，声震蓝天，有的想拼命拨开人流，钻出罗网；有的践踏着被挤倒的妇女和婴儿，企图逃走。这些人或者被骑兵的马蹄蹶到半空，或者被骑兵的刺刀捅翻在地。随即，俄国兵一齐开枪射击。喊声、哭声、枪声、怒骂声混成一片，凄惨之情无法形容，简直是一幅地狱的景象”
瑷珲副都统衙门笔帖式杨继功记述：“二十一日（公历七月十七日）午前十一钟时，遥望彼岸，俄驱无数华侨圈围江边，喧声震野。细瞥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
目睹这场大屠杀的人，无不感到“毛骨悚然和为之心碎”。就连屠杀者也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一个俄国义勇兵说，“杀人的一方，完全灭绝人性，他们不是魔鬼，便是畜牲。在人世间竟能看到如此惨景，……简直就是一场恶梦。如果被杀的人都是些还有挣扎能力的男子的话，也许不会如此凄惨”，但是当看到“一些紧搂婴儿企图逃脱的母亲被纷纷刺倒，从怀中滚落的婴儿被碾得粉碎时”，“只有那些完全没有人性的野兽才能禁得住！”
章瑜看着脸色可怕的托洛茨基，冷冷地说道：“这些事实就是我们的宣传材料。而且这只是距离现在12年的事情。”
第五卷 走向 第236章 分赃会（七）
托洛茨基既然负责与人民党谈判，他和一部分同志也做了不少功课，例如检索了莫斯科庞大的资料库里面的资料。看过了相当多俄国在东方的扩张中下达的残酷命令后，托洛茨基并不太为海兰屠杀感到意外。沙皇一直有建立黄俄罗斯的想法，这不过是执行政策而已。如果有什么让托洛茨基感到意外的，那只怕就是人民党中国的崛起。
当中国陷入灭顶之灾前，中国革命者们以如此迅猛的姿态突然站起来去拯救国家，将中国滑向深渊的趋势硬生生中止在那里。如果不是亲眼见到这卓有成效的努力结果，托洛茨基会认为这仅仅是一个中国人的梦幻而已。
不过既然中国已经开始扭转颓势，周边曾经敢趾高气扬的对待中国的国家就明显感觉到日子难过了。例如章瑜举出的俄国实施的大屠杀例子，这种事情在任何列强国家之间都将不可避免的引发全面战争，中俄也不可能例外。
所以托洛茨基很冷静地问道：“不知道人民党认为这件事到底应该由谁负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