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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通街”
当兴安灵渠经过三年的开凿、修筑大功告成后，秦军的粮晌和军用物资开始得以大批地运往岭南。秦始皇感到征服岭南的时机已经到来，便于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毅然决定由任嚣、赵佗两位将领率楼船之士，再次发动了对百越的进攻。
这次进攻，和三年前不同的是，秦王朝和秦军将领吸取屠唯在征战中的教训，在战略上采取了“发诸尝速亡人、赘婿、贾人”随大军行进，每当秦军占领一地便将部分移民留驻此处，这不仅使秦军有了较稳定的后方根据地，同时也使秦军在人力的消耗中有所补充，而大批的商贾在岭南的经营，也为军队粮晌的补给创造了条件。在这种优势条件下，秦军凭着丰厚的粮草和精良的武装设备，在百越战场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征伐，大军所到之处，兵锋凌厉，势如破竹，未费多大力气就击溃了西甄族人的反抗力量，占领了今广西等地的西甄地区。随后任嚣、赵佗又挥戈南下，乘胜进击，一举击溃了锥越族，占领了今越南中、北部的锥越地区。至此，秦王朝于公元前2。18年发动的征服岭南的战争，在经历了四五年波诡云请的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之后，终于在公元前214年，以秦军彻底征服岭南越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秦军占领岭南后，秦始皇很快在该地区设立了桂林、象郡、南海等三郡，把岭南正式纳人秦王朝的版图。为了巩固其占领区，防止越人反抗力量死灰复燃，加强对越人的控制，秦王朝采取了军事管制性的戍守政策，并“置东南一尉，西北一侯”，以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和防守。
所谓“东南一尉”，就是在岭南三郡“置南海尉以典之”，由掌兵的南海尉专断一方，加强其军事应变能力。南海尉住南海郡治番禺。秦王朝任命的南海尉就是继屠唯之后率兵击越的指挥官任嚣，为避免分散南海尉的权力，秦王朝决定三郡一律不设郡守，只设监御史主管一郡事务。所谓“西北一侯”，即在岭南西北方的交通孔道上建筑城堡，驻扎重兵，以防西匝人北窜。这里的侯不是史书中常载的万户侯或千户侯，而是古代探望敌情的哨所，此乃驻兵监视之义。在过去的战争征讨中，关于西匝人之难以征服，秦始皇和秦朝军队是有所领教的。为了防止其残存的军事势力卷土重来，采取了这一防范措施。据后人考证这个“侯”的遗存就是今广西兴安县西南四十华里的秦越遗址。清谢启昆编《广西通志·胜迹一》时曾说：“秦城在（兴安）县四十里，旁有秦王庙，秦始皇筑以限越。”直到今天，虽然秦王庙早已不存，而秦城古城垣和古战壕的遗迹仍历历在目，有“大营”和“小营”之分，据专家考证确属当年秦军驻扎的故垒，此处位于越城岭和庞岭之间的水道，其地势平坦，四周高山连绵，大溶江傍依而过，北靠天险严关，扼守此地，即可控制岭南西部的咽喉。此外，沿五岭南北还设有很多戍守据点，各郡县治所及水陆关隘也驻有大量戍卒。这一切措施，目的是巩固秦始皇对岭南的占领，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并防止越人逾岭北犯。
秦始皇除实行戍守政策外，对于尚处于相对闭塞、落后的岭南地区，还采取了几项具有开发作用的措施：
一、建立郡县制。秦始皇三十三年，在岭南设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南海郡治所番禺，即今广州市，辖境大体相当今广东的大部，东到今福建南端的云霄，西到广东四会县东。其下置县有：番禺县、龙川县（今广东龙川县）、揭阳县（今广东揭阳县）、博罗县（今广东博罗县）、祯阳县（今广东英德县）、含沤县（演阳县之南）。桂林郡治所布山，在今广西贵县境，辖境大体相当今广西都阳山以东，越城岭以南，包括今广西桂林市、柳州市、梧州市和广东肇庆市、茂名市一带。’下置县除布山县外，还有四会县（今广东四会县）。象郡治所临尘，辖境包括今广西百色地区、南宁市、凭祥市，广东的湛江市一带，南到越南北部的海防市和高平省。除县之外，在土著民族聚居的地区设道，利用其首领即“臣邦君长”对民族地区进行统治。在有些地区还维持其！日的部落组织，所谓“且以其故俗治”。秦推行的郡县制是一种严格的中央与地方的隶属关系，这是在岭南建立封建政治秩序的开始。从此，岭南纳人中央政权统一管辖之下，成为秦王朝版图的组成部分。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沿用秦的郡县制模式统治岭南。在统一政权下，通过岭南地区的各级官吏和民族首领，推行中原王朝的政令，加强了与内地的交往，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岭南越族地区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生产的发展。
二、有组织地大量向岭南移民。这是秦一贯奉行的移民实边政策。最初令军队留戍岭南，落户定居。由于北方人初去不服水土，死亡率很高，征兵不易，因而改用“滴戍”的办法从内地强迫移民。“滴戍”就是对“有罪者”实行充军、流放，其对象是有罪官吏、逃亡者、赘婿、商人、曾有“市籍”的、父母曾有“市籍”、祖父母曾有“市籍”的，称之“七科滴”。从史料记载看，秦王朝有组织地向岭南移民共有四次，第一次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道亡人、赘婿、贾入，略取陆梁地（指岭南）”。这次是随军滴发，配合军事占领，在三郡安置这些移民，这是人数最多的一次。第二次是秦始皇三十四年，“适（滴）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秦时官吏判案不符合法律规定叫“不直”。这次把南越地与筑长城并提，可知是强迫有罪官吏在岭南从事筑路、筑城等建筑工程。第三次是秦始皇三十五年，“益发滴戍边”。这句记载虽未明言去处，但不外北边和南边，南边当指岭南。第四次是赵佗上书请求从内地遣送“亡夫家者青年女子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这一万五千名青年女子，当然都成为一万五千名戍卒的配偶，他们构成华夏人落籍岭南的一万五千户人家。这也是后来的汉高祖刘邦在诏令中所说：“前时秦徙中县民之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以上史料表明，秦代迁往岭南的华夏之民数量不少，他们中既有一定文化知识的犯罪官吏，又有善于进行物品交换的商人，更多的是掌握了中原先进生产技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给岭南带来了文化和生产技术，增加了大量劳动力，为岭南的开发增添了新的活力。
二、开新道，凿灵渠。秦统一以前，从中原到岭南没有人工开凿的道路，人们沿着五岭山脉南北分流的河道往来。这些地方山高岭峻，鸟道微通，不能行车，成为阻塞南北的天然障碍。随着秦向岭南进军，差遣大量戍卒、罪人等修筑沟通岭南的道路，秦始皇三十四年发配有罪官吏在岭南从事的苦役，主要是筑路，所筑的陆路就是岭南“新道”。秦末农民大起义时，任嚣嘱赵佗“兴兵绝新道”，企图阻止起义军进人岭南。赵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涅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可见秦末岭南“新道”已成为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
在水路交通方面的建设，主要是开凿灵渠。如前所述，这项工程从向岭南用兵开始，至秦始皇三十三年通航，使长江上的船只可以经湘江，过灵渠，人漓江、桂江南下，取西江东行而抵达番禺，或溯得江西行而抵布山、临尘，使水道纵横的岭南无所不通。
水陆道路对于国家的重要，犹如血管对于人体的重要一样，是维系国家整体的动脉，通则舒畅，阻则淤滞。秦采取的开新道和凿灵渠，不仅是当时军事上的一项重大战略性措施，而且对于加强岭南与内地的联系，打破岭南的闭塞局面，促进岭南的开发，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此，岭南的历史进人了一个新的划时代的阶段。
第四章
珍宝灿烂
面对堆满地宫的灿烂珍宝，发掘人员一筹莫展。考古学家白荣金献出奇计，悬空发掘得以实施。墓穴深处，一件件奇珍异宝相继出土，让世人领略久远的岭南文明，同时也为解开墓主之谜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
悬空发掘与虎节面世
当东耳室的器物清理到一半时，对西耳室的发掘也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这个室的清理工作主要由白荣金、陈伟汉、李季三人负责。
顾名思义，西耳室位于前室西侧，这是由前室竖穴西部，向里边横掏出的一个长方形洞穴，。洞穴内又用石头人工砌筑成一个平面长方形的墓室，与洞穴原岩形成了互为表里的相属关系。耳室的东端为一短过道，与前室相通。经测量，过道长1。14米、宽0。96米、高1。14米。在过道与前室相连的地面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对坠落的铜门环，从这对铜门环的坠落可知，在过道口与前室通连的地方，原来安设着两扇封闭的木板门，由于年久日深，木门已朽腐不存，只有这两个门环残留了下来，以证当初木门的存在。根据门环的钉上所残留的朽木痕迹推知，木板门的厚度约为2。5厘米。与此同时，考古人员根据录像资料显示和站在过道口初步观察的情况注意到，室内的4块顶盖大石板各有一道贯穿性断裂，并有较严重的错位，最多处达l0多厘米，看上去险情严重。面对此情，考古人员经过分析，认为这个耳室是以掏洞的方式建造而成的，其顶部不存在重大压力问题，而在顶盖石的周围已没有多余的空隙可供石板再产生移位的可能，因此可以断定，顶盖石不会自然下塌，险情可予以解除。但过道顶的断石块却断裂严重，随时都会有崩塌的危险，必须采取防范加固措施。于是，考古人员找来木柱和木板，很快将过道顶断裂的石块支护起来。
当一切险情不再存在时，考古人员开始考虑如何进行清理了。大家惊奇地发现，西耳室不但比东耳室随葬品数量多，而且品类也较多。只见室内堆满了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陶器、漆器和木器等难以数清的器物，各种器物层层叠叠地堆压在一起，几乎塞满了所有的空间，一眼望去，大有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
惊喜过后，伴随而来的是一阵忧愁，因为室内的器物太多太乱，考古人员根本无立足之地，如何进人室中清理？看来这是一个不算太小的难题。当然，如果室内存放的不是沉睡千载的珍贵文物，而是一堆普通器物，只要先将散落在过道中的一部分取出来，再逐步向室内推进，以步步为营的方式就可以全部提取了。这种步步为营向前推进的方式，势必要影响整个室内拍照时的完整性，同时容易弄乱墓内互相关联的器物，这无疑犯了考古学的大忌。就考古学的意义而言，它不仅仅是将发现的文物取出来以供人们观赏，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器物以及与这些器物相关联的一切物质，科学地揭示古代的历史文化，准确地恢复历史文化景观和破译古代信息，进而从中抽译出历。史演进的规律和能够对现代人类产生鼓舞和激励的优秀的古代精神。
考古人员在感到棘手的同时，不得不停下来商讨对策。
队员们根据自己的学识、经验与思维方式，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清理方法，很快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