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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父的考证并未到此结束，他又大发感慨地说，毛主席的诗句如今已得到历史的验证，樊口鳊鱼何以称为武昌鱼也已得到了有心人的考证，但是，是谁给毛主席做的武昌鱼？又是谁给毛主席把做好的武昌鱼端上餐桌的呢？这两个历史的空白只好由他来填补了。
姨父用手指点着我的鼻子说，你记住，是厨师杨纯卿给毛主席做的“武昌鱼”，是清蒸。杨纯卿还带着一个打杂的下手，可惜我没能记住他的名字，这个小小的空白姑且存疑待考。杨纯卿的下手把鳊鱼开膛剖肚，拾掇得干干净净。杨纯卿再撒上一些姜丝，放上几颗豆豉，再放上一些不能为世人所知、具有极高的知识产权价值的上等作料，用只有他自己才晓得的适当火候蒸好以后，用椭圆形的盘子装上，把汤滗掉，再浇上一点点油，撒上一点点葱花。这时候，管理员金文俊、服务员吴素英已经把桌、椅、台布摆好、铺好了。给主席端盘子上菜的是吴素英，她做事手脚麻利，沉得住气，走路如一溜轻风。切记，摆台子、铺台布、端盘子是她和金文俊共同完成的历史使命。
姨父夸说，金文俊和吴素英都是百里挑一的人才，大概就是在他们上“专船”为毛主席服务的时候，两个人眉来眼去地产生了感情，私订了终身，后来就喜结良缘，又被调到武汉附近的应山县工作去了。“文化大革命”后，金文俊当了副厂长。我和你六姨去武汉，又和他们见了面。他们两个已变成老头子、老太婆了。我说，眼下没有过去那样的光荣任务了，你就给我找个地方钓鱼，好吗？金文俊说，好，我包了。当然，这是后话，不在考证范围了。
5。厨师杨纯卿事略
姨父说，杨纯卿是值得立传的。他不止做了那一条载入史册、进入诗词经典的武昌鱼，每当毛主席跟其他中央首长来武昌东湖小住，或是来了军队、地方的高级干部，乃至于毛主席在武汉举办国宴或便宴，常常要由杨纯卿担任主办厨师。总之，厨房里的“红案”、“白案”，诸如杀鸡拔毛，剖膛破肚，全得听他的。
杨纯卿是湖北汉阳人。俗话说，“湖北厨师出汉阳”，长江中游做饭的、开馆子的，大部分是汉阳人。但他不是大馆子里的学徒出身，没有拜过名师，不是科班里讨教来的本领。按湖北厨师的行话讲，他是“剽手”，“剽”而能称之为“手”，足见其“剽”不凡，乃至于没有门户之见、打破清规戒律地“剽”来了十八般手艺，且都是从食客口中“剽”出来的。
抗战期间，杨纯卿逃难到云南、贵州，在路边小饭店里打杂，而后又自搭茅棚、另起炉灶。那时的云南、贵州是大后方，云集着从沦陷区各地逃到这里来的异乡人。他的小店接待过来自各个地方、各种身份、各种口味的客人，或富商巨贾，或贩夫走卒，或侠客名士，或将校军官，都曾为其座上客。他人缘好，悟性高，生性爱做又爱吃，就在路边店里做遍、吃遍了世上各种美味，苦、辣、酸、甜各投所好，烹、炒、煎、煮兼收并蓄。但我忘了问姨父，他的“路边店”是否开在著名的国际公路且具有重大军事意义的滇缅公路上，从而把美国远征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及其麾下迎进小店而“剽”之，乃至于“剽”来了美国烧烤的绝活呢？待考。
解放后，杨纯卿到湖北省公安厅机关大食堂当了炊事员，对于供给制的“大锅饭”，也能变出一些别有滋味的花样来。公安厅领导奇其才，要他到小食堂里做菜，果然出手不凡，竟成了厨师的中坚。姨父主管对外接待工作时，厅长就推荐他做了“火头军”。他的厨艺又大有长进，几年下来，便奠定了“领衔”厨师的地位，成了湖北省厨师界少数大师级人物之一。
杨纯卿最拿手的绝活不止是清蒸武昌鱼，还有毛主席最爱吃的湖南“烧方”，亦即呈四方形的大块红烧肉，每一块重约一两，不可少于七八钱的重量。毛主席改善生活或是请客吃饭，第一个要点的菜就是“烧方”。杨纯卿摸清了毛主席的口味，一定要用猪脖子下边、前腿上边的前胛肉，带皮红烧。红烧肉就是红烧肉，除了配烧少量的板栗、萝卜或小芋头以外，不要添加任何华而不实的东西。只是红烧肉的周围要摆上虎皮蛋——过了滚油锅的鸡蛋、鸽蛋或鹌鹑蛋。毛主席宴请几位客人就配上几个虎皮蛋。
杨纯卿得知他做的武昌鱼出现在毛主席诗词里以后，就珍藏着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不再轻易做武昌鱼。但凡有朋自远方来，才必做此鱼。姨父离开武汉多年，“文化大革命”后，又作为广州远洋运输公司的党委书记带着香港远洋公司的几位老板参观三峡，然后去了武汉。此时，武昌东湖宾馆已揭去神秘面纱，对外营业了。他们就住到东湖宾馆，特意吃了杨纯卿主厨的武昌鱼。姨父跑到后厨房，恭而敬之地请他出来跟大家见面，向大家介绍说，是这位杨纯卿师傅给咱们做的武昌鱼，他就是当年给毛主席做武昌鱼的“大作家”。大家热烈鼓掌。
姨父离休后，再次去武汉时，杨纯卿已经退休。姨父打听到他家住在一座楼房的第九层。晚上，姨父跑去看他。大楼没有电梯，楼梯上没有电灯，楼道里黑黢黢的，两边放着单车，堆着煤球和蜂窝煤，左一筐、右一摞，磕磕碰碰，刚刚能挤过去一个人。姨父好不容易爬上九楼，到了杨纯卿家，却碰上他的老伴过世，他刚刚把老伴送走。他也变得苍老了。姨父说了好多安慰的话。他只是木木地坐着，呆呆地望着姨父。姨父好言宽慰了几句，就告辞了。临别时，杨纯卿仍旧木木地坐着，忽地露出感伤的表情说：“书记哇，我不行了，我的腿不能动了。”没过多久，姨父就听说，杨纯卿也跟着老伴走了。
长江水不舍昼夜地奔流着，樊口鳊鱼别来无恙否？
二 领袖的脱帽礼
1。“陀螺”爆炸了（1）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我八路军出动一百零五个团的兵力，向正太、同蒲、平汉、津浦等主要交通线上的日军及其沿线两侧据点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作战，连续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歼灭日伪军四万六千多人，缴获武器五万八千多件，破坏敌占铁路线四百七十公里、公路一千五百公里，使日寇受到沉重打击。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以后，日寇对我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
接下来，就要听姨父讲他怎样负伤的故事了。我曾想像，这个故事应当发生在枪林弹雨、奋勇搏杀的战场上，让我看到一幅壮怀激烈、撼天动地的图画。姨父却用平淡的、甚至是不值得与人道的口气开始了叙说。
1942年秋天，日寇结束了“秋季大扫荡”以后，隐蔽在山上的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师生又回到了驻地——河北省灵寿县东、西石门。那时，姨父已经从抗大毕业，担任抗大供给处文书。他回到村中时，老百姓也刚刚回来。村子里满地都是鬼子留下的秸草、马粪。供给处人员放下背包，会计就忙着接待前来报销的人。姨父走进来，看到桌子上放着老百姓刚刚送来的一个稀奇古怪的东西，是铜的，样子像抽着打转转的陀螺，陀螺上边有一根小指头粗的尾巴，尖尖地向上翘着。这是鬼子留在老百姓屋里的，老百姓不知道它是个什么家伙，就送到这里来了。姨父拿起它问：“这是什么东西？”会计说：“你看看上面是什么？”姨父念着“陀螺”上的号码说：“八八四。”“八八”与“爸爸”谐音，会计故意“嗯”了一声，好像当了一次“爸爸”，占了姨父的便宜。姨父用“陀螺”向会计后背上敲了一下，“陀螺”就“轰”地一声爆炸了。后来才搞清楚，它是鬼子“八八四”山炮炮弹上的引信。会计的棉衣背部炸开了花，却没有受伤。姨父的手上鲜血淋漓，左手的三个指头、连带着大半个手掌都被炸掉了。姨父用右手托着血淋淋的左手向卫生处奔跑，跑了一里路，血也流了一里路。医生用止血带把他的左小臂紧紧扎起来时，他因失血过多而昏了过去。
姨父提起这件往事的时候，与其说是在表现他对鬼子的愤怒，倒不如说是表现自己使鬼子预谋得逞的气恼和屈辱。姨父鄙视卑劣的小伎俩，他说鬼子显然是有意造成这次爆炸的，他们把山炮和炮弹都撤走了，把这个只有炮兵才认得出来的东西丢在老百姓家里，是要加害于中国老百姓的。姨父和供应处的人没有见过山炮和炮弹，不知道那是一个能够爆炸的东西，上了鬼子的当。姨父好像看到了小鬼子藏在仁丹胡子下边的坏笑，心有不甘地说，鬼子大“扫荡”屡次扑空，才这样使坏，狡猾地留下了这个东西。
抗大的医务人员摘下门板做担架，民夫抬着姨父往后方医院送，整整走了一夜。他一会儿醒过来，一会儿昏过去。到了后方医院时，却不能马上抢救。因为这里也在反“扫荡”，医护人员隐蔽了，东一个、西一个；医疗器械也埋到地下了，要这里挖、那里找。医生在山这边的村子里，护士在山那边的村子里。把他们找回来以后，再把手术器械从地下挖出来，放在农民做饭的锅里煮，消毒。再把骡子背上运东西的两个木驮子放在地上，架起一个门板，门板上铺了一块黄色的油布，那是平时搭在骡子背上防雨的雨布。姨父就躺在这样的“手术台”上，接受了截去左手的手术。
那时没有麻醉药，既没有整体麻醉；也没有局部麻醉。所以，姨父十分清醒地记住了一个黑色的瓦盆，那是老百姓家里最常见的没上釉子的瓦盆，应属于我们的祖先在五千年前发明的烧陶工艺。他甚至清醒地看到了瓦盆上的尿渍，说明它是一个尿盆。只剩下两根指头的残手、从断肢茬口里汩汩流出的鲜血和沾满血污的纱布，纷纷掉落在黑色的尿盆里。当剪子咔嚓咔嚓地咬着烂肉、啃着神经，锯子嘎吱嘎吱地锯着骨头的时候，他始终紧咬着牙齿，强忍巨大的疼痛而没有叫出声音。他设想自己回到了家乡——四川省开江县永兴场的关帝庙，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时候是下着象棋的。他试图像关云长那样露出微笑，却想起关云长毕竟没有失去他的左手或右手，便没有笑出来。
手术完了以后，与他朝夕相伴二十二年之久的左手已经彻底地从他的生命中消失了。没有消炎、止血、止疼的药品，手腕断茬上的伤口迟迟长不好。由于止血绑带扎得太紧、扎的时间过长，小臂肌肉正在坏死。医生建议，立即把小臂锯掉。姨父却不能容许自己再失去半截胳膊。只有在失去左手之后，他才深刻地感觉着身上的每一个细小部分的存在，它们都属于自己的生命。但是，医生能够提供给他的全部药品只有“二百二”和偶然出现一次的碘酒。蛆，好大好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