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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璧君不满意她的丈夫汪精卫久居蒋之下，受蒋的闷气，对汪“反蒋夺权”之欲，也进行了推波助澜，极力鼓动之，欲另开生面，独立经营，却昧于大义。
陈璧君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
陈璧君为了让汪独立掌权，恬不知耻地表示放弃东北领土主权。
1938年10月，梅思平携密件回重庆呈汪精卫。
汪精卫在家为梅设筵，当送梅出客厅时，陈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日的决心，说道：“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
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条件带到重庆，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馆内，连日秘密的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离开重庆
周佛海一向有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
曾经在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最后周、梅请汪出马，再经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为谈判对手。周佛海是整个降日运动的“始作俑者”。
在1938年10月至11月两个月中，周佛海对汪精卫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当汪犹豫时，周即劝驾：“您兼外交部长的时候，与日本人打交道，还可以称顺利吧！”
周佛海在心里却怪“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
但是，周佛海也摸透了汪的特点，“断定虽有反覆，结果必仍如原计划”。
汪精卫尚未动身，周已扛着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汪精卫犹豫、妥协及动摇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圣，反复劝诱，推波助澜，汪精卫的“降船”就这样启程了。
从某个角度来看，汪精卫能沦为汉奸，也是坏在其妻陈璧君和其手下的‘重臣’周佛海手里。
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本的淫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
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向卖国求荣的道路上去。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日方提出的近卫第三次声明，在卖国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最后身败名裂。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
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叛国艳电，表示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
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
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蒋委员长对此怒斥：“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想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可是，汪精卫却在电文中为日方的近卫声明辩护称：“日方的近卫声明，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
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中日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也”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汪精卫与日勾结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发表声明，维护“九国公约”；美国国会不久后通过对华贷款；英法等国更于欧战爆发，前抽调兵力增强远东防务。抗战曙光可谓初现。
抗战正是考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韧性。汪精卫却在胜利前的黑夜悲观绝望，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和良知，走向了无法回头的叛国之路。
汪精卫降日投敌，建立傀儡政权之后，大力宣扬和推行源自日本的“东亚联盟”理论。
汪精卫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并以此卖国理论作为毒化的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
汪精卫还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对日本侵略分裂我国东北，并扶植起伪满傀儡政权一事，为日方辩护，为自己承认伪满洲国的罪责开脱。
汪精卫在中日国交调整条约签署后，对记者谈话中诡辩道：“我们收拾时局要从大处着想。从远处着想。这次中日条约的签订，不是计较一时的便利，不是计较一事的便宜，而是从中日两国永久亲睦，东亚永久和平着想。至于东北四省，本来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现在，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事实之推移，是人所共见的。”
汪精卫进而在在东京对日本国民广播词中讨好说：“中国对于满洲，从前与日本抱着不同的见解，如今合中日满三国都向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前途迈进，正所谓安则俱安，危则俱危，从前不同见解，一转瞬间便为一致了。”
中华民国开国之父孙先生临危时，曾经拉着汪精卫的手，嘱托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可见孙总理对汪精卫是何等地器重，给予了他殷切的希望
就是这位曾有民国四大美男子之称、大才子美誉、革命元老之称、时为党国副总裁的汪精卫，从一名革命者转变成了遗臭万年的汉奸！
汪精卫秘密地从当时的民国陪都重庆出走，到来了上海，再由上海飞赴日本谈判。
谈判一开始，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卫：“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这句话谁都能听明白，就是要汪精卫以他当时在中国的影响力，多拉军政要人，多拉出军队，投降日军
汪精卫表现得极尽奴颜卑膝
当时，四万万中华儿女中，面对着这么有影响力的汪精卫，公开地投降了日军，难道没有人想刺杀掉这个万夫所指的汪精卫及其身边的汉奸要员们吗？
有
第722章 76号魔窟（）
第721章76号魔窟
当时，四万万中华儿女中，面对着这么有影响力的汪精卫，公开地投降了日军，难道没有人想刺杀掉这个万夫所指的汪精卫及其身边的汉奸要员们吗？
有！
1939年初，汪精卫和他身边的人在河内多次遇刺，日军派人将汪精卫及其党羽营救至上海，并秘密地保护起来。
即使这样，当时由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叛变，军统的特务头子戴笠，派出了军统天津站的19个特工，对汪精卫进行暗杀。结果暗杀失败，只杀了汪精卫的秘书
汪精卫整日都害怕受到抗日战人民的惩处，又怕蒋方特务再次对他进行暗杀，整日提心吊胆。
汪精卫及其一伙汉奸们，极想也拥有一支像蒋手里那样的军统特工组织，既能保卫他们的安全，又能进行镇压刺杀反汪的组织领导人
汪精卫一伙的想法，与日军方面也是不谋而合了。
当时上海的英租界和法租界，依靠外国人的势力依旧超然于战祸之外。而国民党的两大特务机构，中统和军统在上海的外国租界大量潜伏特工，刺杀汉奸和日方面的人，给日造成了很大的创伤。
但是，日军间谍特高课，在上海根本无用武之地，所以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才会想到创建和中统、军统一样的特务组织
土肥原贤二的这种想法，与汪精卫一伙一谋即合，创建了所谓堂而皇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位于当时上海的极斯菲尔路76号，俗称“极斯菲尔路76号”，也就是汪伪76号特工总部，世人称76号魔窟！
汪伪76号特工总部，由丁默邨任主任，李士群任副主任。他们带领国民党的潦倒特工，即中统和军统的叛徒，也有一些上海帮派中的人。
汪伪76号特工特务组织曾使国民党中统、军统的上海站、南京站和天津站遭到重创。甚至有传言说他们破获了整个军统的上海站。
76号诞生后，由于人手不够，李士群曾经想办法和青帮老大杜月笙拉拢关系，结果失败了，可见杜月笙虽然是帮派的大佬，但他是有抗日爱国之情的。
后来，李士群又拉拢了另外一个青帮头目——季云卿，因此季云卿的弟子也投靠了76号。就这样一栋洋房，一笔经费，几条枪，上海最让人闻风丧胆的特务机构就此开张了。
汪伪76号暗杀和策反的人有四类，第一是**人和进步人士；第二是国民党中统、军统的特务，第三类是租界里的行政人员，比如巡捕房里的探长；第四类是国民政府在租界的金融从业人员
汪伪政权建立前后，丁默邨的特工总部设在上海法租界的极思菲尔路76号，占地超过十亩，简称七十六号。
整个七十六号主要是由丁默邨所设计，大门是牌楼式的建筑，两侧的墙上开了两个洞，用来安装机关枪。
在大门的东侧，有二十多间相对应的平房，做为警卫总队的办公室和审讯室。
在大门的西侧，有一栋楼房是电讯室。
电讯室旁的栋建筑是看守所。
看守所旁的花园里，有一栋三开间的平洋房，由日本宪兵占用，作为现场指导和监视使用。日本的上海特务总
部梅机关部分人员也进驻在了这里。
七十六号的主要建筑位于正中央，是栋三楼洋房。这栋主建筑的二楼是丁默村和李士群的办公室兼寝室。
三楼有两个房间，是所谓的犯人优待室。
整个七十六号，是个被隔离的世界，再加上丁默邨和李士群特有的恐怖手法，这里是汪伪特工的杀人魔窟。
七十六号的嚣张行径引起国府中统局和军统局的一阵恐慌，在计划杀汪精卫不成后，国府的特务机关转向首号特务头子……丁默邨。
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以骇人的手法在上海进行反日份子的大屠杀。一个个被断送的冤魂，却是丁默村向汪政权索取政治权利的筹码。
1939年，汪精卫一行人到东京进行密访。他在日本待了将近二十天，汪精卫在和日本几次交手后，汪精卫提出了他对中国伪政府的基本想象。
同时，日方要求汪精卫预备成立的汪伪政权旗帜，要在青天白日旗上加上****和平建国的黄色三角旗。
回到中国的汪精卫抵达天津，与王克敏会谈，整合伪政权华北和华东，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