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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目是一个数字，追求最高经济效益，又是另一个数字。如后世中美两国，因为自然禀赋不同，国情不同，追求的效益最大化也不同。一个偏向最高产量，一个偏向最佳收益，人均耕种土地数字必然不同。以产量为导向，中国哪怕是工业化农庄，农民人均耕种的土地也会比追求收益的美国少得多得多。一提农业就比照美国大农场，是美国回来的经济学家，加上大资本相结合的舆论导向而已。
王安石想了想，问道：“为何营田务土地，要买别人不愿种的田地，再去开荒地？直接买好种的熟田，其余一切如前面所议，不是好上许多？”
杜中宵道：“介甫，官不与民争利，买熟田，就倒过来了。”
王安石道：“天下之利，不在官则在民。入于官，终究还是用到民身上，强似民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杜中宵笑着摇了摇头：“我们读圣贤书，起圣贤之心，这样想也不奇怪。太学李助教讲平土，便就是要耕者有其田，把天下田土分到耕种的人手里。这样想是好的，但能够做到的？官不与民争利，是说这利在民，而不是在几个豪强大户手里。现在天下人口不多，闲田所在都有，少的是人，不是地——”
韩绛道：“待晓如此说，也不全对。天下各地不同，有的地方是人少，有的地方是地少。”
杜中宵道：“总体上来说，出产粮食，现在是天下缺人而不缺地。人人皆知，要产粮食，最基本的是有地，其次是有人，第三要有农具、耕牛、水渠、道路、仓库等等。粮食紧缺，价钱上去，这些东西的价钱就上去。营田务的根本目的有两个，但不包括调节地价，那是官府营田所做不到的。”
王安石道：“不调节地价，那营田务的两个目的是什么？”
“一是调整地方的人力价格，也就是客户的收入。如果地方客户收入过少，毫无疑问，他们应得的一些收入，是被占着土地的主户拿去了。这个时候营田务招人，把多余的人力吸收进来，从而拉高本地种地的人力价钱，这是为民。开营田务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未来着想，开荒地。开荒地是要花钱的，不能配道路和水渠，不把土地平整起来，地就不是好地，强行去种，也产不出多少粮食。为什么很多地方有荒地？不是不适合种粮食，而是没有配道路、水渠，没有进行平整，我们可以把这些叫做基础设施。有了这些基础设施，荒地经过耕种才真正变成熟田。种地的百姓多是小农，做这些事不容易的，很多地只好闲在那里。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去开垦。又经过不知多少年月，多少代人一直去做，才算开垦出来。营田务买不好的田，开荒地，是用官府的力量，把这些基础设施建起来。官府投这些钱比私人省得多，等到地方上发展起来后，营田务也可以把地卖给地方，就都是好田了。这叫做官府承担开发成本，而由百姓得到好处。初始建的时候，只见粮食，建的基础设施看不见好处，叫作看不见的资产。等到遇见难处，把这些土地让给百姓，官府收钱应急的时候，叫做沉没成本变现，跟常平仓备粮荒一个道理，这里备钱荒。”
王安石与韩绛对视一眼，对杜中宵道：“待晓想的，是否过多？”
杜中宵摇头：“我在京西路营田，又提举常平，不想不明行啊。想不明白，事情就不做不好。侥幸做好了，一遇变故便就化为乌有，终究一场空。”
这是中国联产承包施行的故事，把集体资产分给农民，大量沉没成本迅速变现，出现了持续数年之久的繁荣。对于政权来说，借由这样的资产变现，可以撑过一场危机。在财富有盈余的时候，把盈余变成看不见的成本，必要时变现，本就是应对危机的一种办法。
杜中宵的身份，早已经从营田变为了主管常平司，也从平抑粮食价格中走出来，不但是平抑市场货物价格，同样平抑资产价格。营田务的角色，由安置多余人力，变成了储备资产。李参敏锐地感到了这一点，才在淮南路营田。不然那里人口密集，又没有大量闲置劳动力，他做这些干什么？
王安石沉思良久，道：“若依适才所说，营田就不能买熟田，而只能买闲田开荒地，不然就没有意思了。不过，民间富者愈富，贫者难以存活，终究还在，总不能视而不见。”
杜中宵道：“为政者当然不能装作看不见，更不能听之任之。不过靠营田务，处理不了此事，要靠其他的手段。谈营田务，就只做到该做的事，不要把做不到的事情压在上面，不然会两头落空。”
王安石道：“即使如此，人入了营田务，父生子，子生孙，人口总是会增加。纵然有闲田，也会有开完的一天。地有限，而人益增，又当如何？”
杜中宵道：“所以营田务的土地，是营田务所有，即使各户的私田，也只是让他们耕种，而免赋税而已。这些土地是不许买卖的，除非营田务搬走或者解散，人在地在，而且是在营田务手里。到了人多地少的时候怎么办？营田务官府所有，自然由官府组织去开新的土地，或者让多出来的人去做其他事情。所以营田务的村庄，是有村社的，与常平司的商场连在一起。商场做得好了，就有更多的人进村社，去做种粮食之外的事。地方只要做得好了，总能找到个平衡。”
第239章 各处皆有用处（）
听了杜中宵的话，王安石好久没有吭声。饮过两杯酒，才道：“我本以为，建营田务的好处是平均田土，让真正耕种田土的人有地，而不是在豪强手中。可听待晓所说，此事根本不可能。”
杜中宵道：“要那样做，办法不多，只能够把土地从百姓手中收上来，全部归官有。这样做还得配另一条，不能小户耕种，而由官府组织衙门，统一种、统一收，最后统一平均分配。只要缺一条，平均田土就做不到。自然也就没粮税了，从官府从百姓手中收粮，变为官府给百姓发粮食吃。”
王安石摇头：“怎么会如此？只要把土地分到种地的百姓手中，耕者有其田，怎么做不到？”
杜中宵道：“均田么，三代以来，数千之年间多少朝代做过此事，哪一个做成了？不要说是只把地分下去，不统一种、统一收、统一分都不行。便说均田，人力不同，每户不同，是按人分还是按户分？”
王安石道：“自然按户分，及时析产，又与按人分有何区别？”
“好，按户分。各户人口不一，农具耕牛不同，是按每户能种多少分，还是平均分？”
王安石道：“自然平均分。家境差一些，人力少的，辛苦些，总不会让田土荒废。”
杜中宵摇了摇头：“且不说你刚才提到的人口增长，父生子，子生孙，子要娶妇，女要嫁人，这些人口变动，就以人口不变来说。地分了，后面朝廷只收粮赋，其余不管，对也不对？人生世间，形形色色什么样子都有。有的人勤俭，有的人懒惰，有的人吃得多，有的人吃得少，有的人大手大脚一文钱也存不住，有的人生性吝啬一文钱也舍不得多。各户平分土地，数年之间，就会贫富有别。不想种田的人，手中又没什么钱，总会想方设法把田给有余力的人。这是拦不住的，不许民间买卖田土也拦不住。不许买卖还可以租，租得久了有田皮田骨，形如买卖。这还是正常年景，若说到平常，那变得就更加快了，快到官府来不及知道说生什么。丰年，各个地块总是不同，有的人家平常多得多，有的人家只比平常多一点，不同又出来了。灾年更不要说，有的人家颗粒无收，有的人家不受影响。若再上有人生病，有人早夭，有人身体健康几十岁还能做活，诸如子女嫁娶，各种世间无常事，贫富分化就更快了。这是人力所不及的事，还有那种吃喝嫖赌，作奸犯科，平分田土能坚持几年？总不能年年平分吧？地就没法种了。”
王安石想想，道：“那一定年岁，把田土收上来均分一番，又有何难？”
“难处大了。总而言之一句话，这样挡不住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数年一分地，必有吏人和地方势力人家从中上下其手，会更快地走向想的反面。所以均田，都会禁止土地买卖，这是惟一的办法。但禁止买卖挡不住田皮田骨的皮里阳秋，最终还是会崩溃。”
王安石想的办法，杜中宵前世都看过了，有什么稀奇？只是临时措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要允许私有制，哪怕部分的私有制，耕者有其田就是理想，实现不了。想种地的没有地，有地的不想种地，自古至今都是如此。既想种地又有土地的，只是一部分而已。
说到这里，杜中宵叹口气：“介甫，人力有时而穷，必须要承认，人不能跟天斗。做不到的事情一定要去做，害人害己，害国家害百姓。就是要在不容易中找出办法来，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韩绛不像王安石那么执着，跟杜中宵接触得多，又是来接他位置的，比较轻松。问杜中宵：“如待晓所说，这也做不到，那边做不到，那怎样做才合适呢？我来接本路提举常平，吏事容易，一切皆有条例章程，多做一做看一看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做，待晓不说，只怕我做不好。”
杜中宵道：“我也想了很久，想来想去，也只有从最根本讲起了。不管朝廷还是百姓，活着都有两件事，一件是赚钱，一件是花钱。朝廷相对容易一点，无非两种做法，一是量入为出，一是量出为入。两者看起来相差不多，其实天差地远。量入为出，说明相对宽松，出项缩减余地很大。收得少了，支出相应少一点，天下不会出大乱子。收得多了，就花得多一点，算作天赐之福。量出为入就不同了，说明花销的负担很沉重，保证稳定有一个基本的数字，多于这个数字自不必说，收得少，百姓得利。少于这个数字可不行，支出一旦减损，就会出乱子。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加税、借贷、寅吃卯粮。本朝还有内库，三司不时可以向圣上借贷，时间一长无非不还了。事关天下大局，圣上不借也得借。没那么多钱怎么办？就只好加税、杂捐、科配、预买，两位知之甚详，不多说了。”
韩绛道：“这两年待晓在京西路为朝廷赚了许多钱哪，不知宽松了多少。数年间修了那么多路，也不必加税，不必借贷，还把以前借内库的钱还了。”
杜中宵摆手：“马无夜草不肥，这是突然多出来的钱，三司用起来自然宽松。过上几年，大家都习以为常，还不是恢复从前样子？只要量出为入，宽松就都是暂时的，朝廷缺钱才是常态。”
王安石道：“朝廷治下有百姓，有士农工商，总是有办法可想。百姓又如何？”
杜中宵道：“都是一个道理，最关键的就是没有盈余，有没有积蓄，如何对待积蓄。对于朝廷，刚才说的营田务，其实就是有盈余时处理积蓄的一个办法。一时收入增加，手中钱多了，怎么办？下年减免税赋，皆大欢喜？临时减税不是好事，非是圣恩，最好不用。把盈余化为本钱，先花出去。只要花的地方对，纵然一时见不到收益，拖后几年总能变现。营田务是如此，修铁路、架桥梁、开运河都是如此。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