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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字之生动、人物之鲜明、情节之跌宕起伏、掩盖事实之巧妙，直教李曜暗暗咋舌不已。
此事既已告一段落，李曜自然开始为归返长安做起了准备，并顺道给“购物狂魔”安红玉一个交代，于是她与张护、李通两人议定好道观的修建地址及相关事项之后，便带着随行一干人等住进了大云寺，天天都在展销会上游逛和采买事物。
尽管“梵音会”的开幕日发生了一场流血事件，但来自西域各地的贵人和商贾们却未受太大影响，买卖照做不误，而某些俗讲僧也已在敦煌士族的授意之下，把相关事件改编成了俗讲文，并登上讲台向信众言之凿凿地讲述整个事件的起因经过，于是大云寺会场血迹未干，气氛复又变得其乐融融，喧闹非凡。
就在“梵音会”闭幕的那一天，李曜听到了一个利好消息——柴绍率军在洮河谷斩杀名王，大破吐谷浑，年内陇右再无商道断绝之患。
第136章 财阀的养成计划（）
七月流火，忽而转凉，又一个远行的佳期来临。
陇右战事已渐平息，丝绸之路暂无安全之忧，憋足了劲儿的商贾们成群逐队，缕缕行行，纷纷踏上了通往长安的征程。
李曜朝着西方回望片刻，唇角不由勾起了一抹坏笑。
常言道，人脉是事业成功的奠基石。
然而，人脉是不可强求的。
人脉的基础是什么？
当然是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利用价值，没有相互利用的人际关系，根本不能叫做人脉。
对李曜来说，在张护、李通等敦煌士族危难之际雪中送炭，只能算作自己在沙州建立人脉的一块敲门砖。
若想更进一步紧密联系在一起，彼此还需要更多的利益交换。
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李曜只是一位女冠，与敦煌士族自然没有什么政治方面的利益关系。
所以，她只能从经济方面掷下大手笔。
在离开敦煌的前几日，李曜借丝绸之路即将迎来繁荣时期之际，与自己的死忠何潘义一唱一和，对张护、李通诱之以利，晓之以理，说服他们共同出资在敦煌成立了“西沙贵坊”。
李曜等人开设的这家“贵坊”，与原来历史上开元年间出现的“柜坊”虽有一字之差，但性质却是完全一样。
顾名思义，“贵坊”不像当下的邸店来者不拒，比如奴婢、瓜果、米粮、牲畜、兵刃等五花八门的事物都会代为保管，而是脱胎于邸店，专营钱帛、金银珠宝、玉器等贵重物品的存放，客户须得支付一定的保管费用，再凭“贵坊”开具的“支帖”，才可提取相关的托管物品。
除此以外，未来“西沙贵坊”还会因时所需，适当开展信用放贷方面的业务。
可以说，“西沙贵坊”就是一家初具雏形的银行。
与此同时，“西沙贵坊”还是这个时空第一个股份制的社会经济组织，李曜将“西沙贵坊”的启动资本分成了一千股，每股为一百贯开元通宝，李曜出资最巨，以价值四万贯钱的黄金占得四百股，余下六百股由张护、李通、何潘义三人均分，每年底再按股本多寡来分配“西沙贵坊”的所得利润。
然后，成为了股东的四人便开始共同协商制定“西沙贵坊”的股份制度和经营规范，以及分配各自的职责。
李曜虽为大股东，但不会在敦煌长期居住，所以主要负责经营指导和业务监督，若按通俗的说法，她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充当“甩手掌柜”的角色。
而何潘义本就是商贾出身，则是负责经营管理和处理日常业务的不二人选，其职位相当于后世所谓的“银行行长”。
至于张护、李通两大敦煌土豪，脑子里根本没有“食禄者不与民争利”的概念，自然负责利用自身势力发展业务和保障经营的运作，其实就是充当公开的后台背景，而这也将直接关系到别人敢不敢把钱帛财物交给“西沙贵坊”来保管。
于是，在穿越者李曜的撮合与沙州本地的官商勾结之下，开创世界商业与金融领域先河的“西沙贵坊”在敦煌城最繁华的街市上堂而皇之地诞生了。
当然了，藏着一肚子坏水的李曜不会把自己的真实目的告诉别人，否则身为沙州中原士族魁首的张护、李通哪怕真的把她当做家族命运的拯救者，也不敢答应得这么爽快。
过去的中原朝廷对沙、瓜两州的统治，都是通过扶持当地士族来实现，往往会给予他们做官的权利，并赋予一定的特权，而士族得到官位和特权，进而向朝廷缴纳赋税和维持地方稳定，彼此各得其利，皆大欢喜。
本来沙、瓜两州的中原士族与鲜卑氏族各有各的优势，基本能够保持表面一团和气的局面。
但李唐王朝建立之后，亦不知李渊听了朝堂上哪些大臣的建议，决定利用双方的矛盾，采取不断分化挑拨的策略，扶持鲜卑氏族，并立当地的鲜卑人贺拔行烕为瓜州总管，助其打压中原士族，却没想到这货是个作死能手，居然趁机起兵叛变，试图割据一方。
灭了贺拔行烕之后，李渊可能觉得自己只是一时识人不明，结果屁股还没擦干净，他老人家又派出窦伏明与贺若怀廓这两个不成器的鲜卑子弟去削弱西疆的中原士族，前者性子懦弱，被张护吃得死死的，形同泥胎木塑，后者则愚蠢激进，被看他不顺眼的李曜出手做掉，落了个死于非命的下场。
而沙、瓜两州的中原士族虽然看起来比鲜卑氏族更有教养，但也不代表他们没点脾气，朝廷这般偏袒一方的做法，他们岂会任人宰割，逼急了也一样造反。
不过，这也不代表李曜对张护、李通等中原士族有什么同情和好感。
早在她当初登门拜访张护之前，便了解到目前敦煌各大士族掌握了沙州全部的耕地，其中不乏农民自行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新田，似乎他们生来最重要的事情，便是搞土地兼并，而寻常的百姓几无立锥之地，即使是何潘义这样的豪商，在沙州都很难购得一处田产。
所以，李曜在建立自己的人脉关系之余，还顺便引导张护、李通两位大地主把精力、财力、人力、物力转移到商业活动当中，而不是紧盯着土地不放。
根据李曜从史料中汲取的信息，以及当前敦煌的社会经济环境来看，“西沙贵坊”必然会取得成功，而且除非是佛陀，才会给别人做事比为自己做事更主动积极，张护、李通二人得了好处，其动力自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张护、李通两人获利越多，其他的中原士族就看着越眼红，毕竟谁也不会嫌自己的财富太多，肯定都会有样学样，纷纷效仿，而丝绸之路的繁荣所带来的丰厚收益，肯定会让所有的参与者都赚个钵满盆满，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主在商业上获得的利益渐渐会超过他们的土地所得，如此一来，他们就会逐渐演变为一种不同于过去所有士族的全新社会群体——那就是“财阀”。
第137章 新的随行者（）
自汉武通西域以来，中原王朝或华夏北方政权多次迁民开拓敦煌地区，汉人、鲜卑人逐步超过原来的土著，成为当地人口的主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诸多大族。
拥有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的汉人开荒屯田、兴修水利，骁勇善战的鲜卑人养马畜牧，两个族群各尽其能，可谓泾渭分明。
但到了唐朝，因朝堂策略引发双方产生了严重冲突，曾在莫高窟留下诸多历史遗迹的鲜卑氏族消失了，于是没有后顾之忧的中原士族开始大力发展更适合汉人社会生活的农耕经济，将大片适宜游牧的天然草场开垦为粮田，并因此使得敦煌地区的粮食产量达到了古代的最顶峰。
但是物极必反，因为滥垦滥伐，再加上过度灌溉，沙、瓜两州的生态环境终于崩溃，原本水土肥沃、草木繁茂，面积多达十数万平方公里的绿地逐渐转化为新的沙地和戈壁，而曾经创造繁华盛景与灿烂文化的敦煌与瓜州两座古城也变成了残垣断壁，渐渐掩埋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不过，亲眼见识到敦煌千年前后状态的巨大落差，李曜并没有触景伤怀，反而觉得灵台一片清明，想出了一个便于执行自己宏大计划的新切入点，决定出手改造敦煌的经济结构。
正如老子曾经曰过的一句话——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阴阳者，乃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来源，生杀之本始。
世间的人与事，皆兼具着对立而不绝对的两面性，总是善与恶、利与弊相互并存。
相同的一件事物，在不同时代通常会时好时坏，时善时恶。
后世被公众猛烈抨击的“财阀”自然也不例外。
古今中外，但凡成就大业者，俱都懂得以正反两面去看待事物，他们不仅会善用事物的正面，还会善用事物的的对立面。
所谓“趋利避害，化弊为利”，便是说的此道。
唐朝虽然有着严格的坊市制度与宵禁制度，但在天高皇帝远的沙、瓜两洲却显得异常宽松，而唐朝建立之初实行的扶商政策，更促成了这一地区外贸经济的空前繁荣。
在李曜看来，这个时代的敦煌简直就是一块绝佳的资本主义萌芽地。
“西沙贵坊”就像一粒埋进土里的种子，若想让其成长为世界上第一家“财阀”，乃至由多家“财阀”组成财力更雄厚和势力更庞大的“财团”，并以此来带动整个敦煌城走上原来时空中十三世纪佛罗伦萨的经济发展轨道，当然还需要李曜的精心呵护和栽培。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便是缔造一个稳定的地方政治环境。
因此，李曜觉得只凭一份奏折显然还不能让自己的便宜老爹对敦煌的中原士族放心，难保他还会相信某些近臣的馊主意，没完没了地派人来继续折腾，于是她便建议张护拿出实际行动向大唐朝廷表明忠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贫道觉得今上显然对你们这些敦煌的中原士族不放心，否则朝廷也不会一直不在沙州设立刺史、长史、司马等主官，甚至改‘沙州’为‘西沙州’，大有降格、废置之趋势，兴许过不得多久，西疆还会有第二个贺若怀廓大驾光临，到那时只怕贫道已身在异地，可没有办法再帮张参军让别人病故了。”
聪明人不需要别人太多点拨，升官欲与发财欲同样强烈的张参军听了李曜的这番话，只片刻工夫，便做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但绝对让唐皇李渊既放心又开心的决定——派遣自己唯一的嫡子张栋随同李曜一行前往长安，名为赴京求学，实为入朝为质……
“道长在看甚么呢？可是有甚么心事？或者说有甚么事物忘拿了么？四郎可以马上派人打马回去为道长取来。”
李曜正想着，耳畔忽然传来张家大少爷张栋一而再，再而三的问话，殷勤之意溢于言表。
李曜暗暗翻了个白眼，口中却平心静气地道：“无事，只是随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