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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05年，日本义务教育普及率95％，教育上打败了俄国人，而不是在战场上。不知道司马先生是否这么以为。”在司马的办公室里，宋培元几乎没有停滞的，一口气把说个通透，其实是以日本为例在说服着司马。
在这个时代，国人大多数时候是以日本为例，而非以西欧、美国为例。学西洋不如学东洋，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全面学习日本时期。对于宋培元所说的一切，司马当然知道，得益于后世知讯发达的网络，司马在和人争论时，就常以日本为例，日本如何重视教育发展教育，当然是司马的一个最有效证据。
曾经有人说，不能实行义务教育的原因是没有钱，可是日本在19世纪办义务教育时经费更紧张，后世的朝鲜、缅甸都是人均收入不足百美元的绝对贫困国家，可就是这些贫困到极点的国家都建立了自小学到大学的义务教育。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和借口不去办呢？记得后世曾经有人说过甲午战争的胜负，实际上也已经在明治维新初始，日本开始强制实行男女儿童的义务教育时，就已经注定战争胜负的结局。
“笔杆子决定枪杆子”这个简单的事实，在之后的国与国的对决之中，一次又一次的被验证着，验证着义务教育与国之重要性。那个东洋的近邻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就实行全民义务教育，有一些地方官员甚至于因为无法完成义务教育的任务而剖腹自杀。一个把教育办成这样的国家，如何去跟她竞争？如果自己不发展教育，那么那怕是自己全力以赴，再加上自己的大开作弊，那怕在今天取得优势，那么，明天呢？那么未来呢？
“公司会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在附近建一所大型的学校，职工子弟以及非职工子弟都可以在那里得到教育，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没有足够的老师来教育这些学生，不知道宋先生能不能介绍一些同学、朋友来这里任教，当然工薪绝对要比口内任何一家学校给的更加丰厚，住房公司也会提供。”
几乎没有一丝的犹豫，司马就一口许诺下来，几个月内在公司附近建一所大型学校，所付出的代价是公司必须要停止现在的大部分扩建工程。以集中建筑物资和施工力量用于学校的建设。但是仅有学校和学生是不够的，没有老师的学校，算得上学校吗？司马眼巴巴的盯着坐在自己面前的宋培元，他既然出面劝说自己，那么这件事就交给他来解决。
“你放心，公司会尽最大的努力为学校提供最好的保障，两个月，不一个月，一个月以后，就可以在学校上课。从今以后公司会有专项的经费保障教育开支，当然教师的待遇也将是最好的。”司马保证到，至少这这些是司马目前唯一能许诺出来的，只是希望这样能够有力于教育的发展。（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你所说当真？绝不反悔？”听到司马的话后，宋培云怀疑的问到，显然这会宋培云对司马的话有些怀疑，虽说西北公司可能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企业之一。但是毕竟建立一家容纳数千人以上的学校，这么一批开支对于西北公司而言，并不算一笔小的开支，司马竟然这么一口答应下来，显然出乎了宋培云的意料。办小学不比办中学、技术学堂，办小学除了能在带来一些好的声誉之外，可不像技术学堂那样能给工厂带来熟练的技工。
第一百二十一章
“当然，我所说的办学校，不是办一般的那种私立收费学校，目前公司还不需要依靠办学来谋利，既然要办学校，就要办免费的义务教育学校。这是一个前提”司马考虑了一下说到，显然这个时候政府不是太可能将县级义务教育的模范小学建到西北公司来。
如果想让西北公司的职工子弟以及附近的居民享受义务教育，恐怕只有公司自己办立义务教育学校。当然办立这样的义务教育学校所需的经费也只能依靠公司贴补，想申请北方政府的补贴显然不甚现实，这个时候连中央控制的华北几省的县级以上的模范小学的经费都很难保障，更何况自己这里。
“你的意思是公司出钱贴补学校，对学生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听到司马的话后，宋培云有些失神的问到，原本宋培云期望司马投资办立的学校，不过是公司出钱创建学校，像口内的私立学校那样。
学校运营除依靠公司捐款之外，还有就是学生交纳学费来维持学校运行。显然没有料到司马所想地竟然是免除学费的义务教育。要知道现在国内的义务教育，不过仅只是在一部分城市之中，建立的一所模范小学，依靠政府的补贴实行的并不算普及的义务教育罢了。
实际上中国义务教育制度的拟议和提出，起源于20世纪张之洞1904年《奏定学堂章 程》为标志。《奏定学堂章 程》，史称 “癸学制”，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颁布且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学制。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无论是学制还是方法都是从外国、特别是从日本模仿过来地。既是学制制定者的一厢情愿与一腔热情。也是晚清政府迫于各方压力实行所谓 “新政”的敷衍塞责与无可奈何，更重要的是当年晚清政府财力不足，根本无法支撑全国义务教育的财政负担。
民国成立后，中山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 “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同样和晚清政府一样，现在的北方政府受限于国力、财力，也仅只能在每地创建一所或数所公立小学，对城市内的少数人实施免费的初小义务教育。国内此时教育，大都仍然依赖国内士绅办理，这些私立学校受限于创办者的资本。显然不可能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
“是地，没有教育，就没有未来。公司现在的财力完全可以承担为公司职工子弟，以及附近的居民子女提供免费地义务教育，这是公司现在必须履行社会责任。”司马如是说到，一直以来在司马的眼中，任何一个企业都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虽然在后世很少有企业愿意承担这部分责任，可是现在。既然自己和公司有这个能力，那就应该承担起来。
“司马先生，如果西北公司真的这么做的话，实在是在做一件受益几代人的善事……” 宋培云听司马这么说，站起身来有些激动的说到，可话没有说完就被司马给打断了。
“培云，我之所以决定办，不是要把办这个学校当成是在做善事，办这个学校实际上更多地是为了公司。十多年后，接受到教育的公司子弟，最终将成为公司所有财富的一部分。未来他们为公司创造的价值远非今天公司支付的学费所能相比。” 做善事？当然不是。办学校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和做善事并无关系，更何况公司未来可以直接从这些学生身上受益。对双方来说都是双赢，那么何乐而不为呢？
“培云，除了小学之外，我们还可以办中学，将来还要办大学，当然我们还要建技术学校，现在口外没有一所高等学校，更没有一所技术学校，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全部建起来，尤其是技术学校，可以向公司提供现在公司所需要技术人员。还有高等学校、大学，这些学校可以为公司提供未来的，所需要工科专才，还有其它各类人才。这不是在公司在花钱办学校，而是公司在办一个人才的储备中心……”
半闭着眼睛地司马越说越觉得的激动，自己以后要办大型综合工业区，不是面临人才不足地局面吗？那为什么自己不能够自己建立学校培养，也许现在不能一下子找到一千名、甚至于几千个专业技术人员，可是找到十几名、几十名就找不到吗？那么就找他们过来当老师，那么几年之后自己不就有足够地专业技术人员了，为什么之前就没有想到这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如果自己现在办这些专业学校，那么二到三年后自己就会有第一批专业技术学生毕业，十年以后他们就可以独挡一面，期间自己扩大公司规模地时候，还会面临人才不足的局面吗？
“这个……虽然司马先生你的想法很不错，可是恐怕口外这地方，应该没有那么多学员吧！”虽说宋培云对司马大办学校的想法很是赞同，可还是忍不住从现实的角度提醒到司马，毕竟想法是好的，可是现实是残酷的。和口内诸省不同。这口外土地人口太少，上过中学的学生也是屈指可数，办高等教育，显然不太现实，宋培云之所以提议办学，也无非是为了公司职工子弟罢了。
“没事，办这西北公司时不是也没有工人吗？咱们口外没有中学生，可是口内各省都有，我们可以办免费的高等教育，还有专业技术教育。公司拿钱在口内的报纸上打广告，只要愿意来我们这里上学，学生不仅可以免除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餐食费，我们还可以向学生提供免费的服装，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以及在公司或学校勤工俭学的机会。甚至于我们可以向他们提供来这里上学的路费。”
司马有些憧憬着未来的学校教育说到，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招数，在后世时不是因为技术工人不足，以至于一些企业自己拿钱在各地打广告。招学员去上技术学校，当然相应地条件，就是学员需要和公司签定合同。学成以后需要为企业服务几年。
“啊！这……这……”看着司马在神情激动的，甚至于有些狂热的，表述着自己的办学大计时，宋培云已经被司马的这些大计给惊的有些目瞪口呆。
“还有，不仅大学、专业学校提供免费的食宿，中小也提供免费的午餐，现在因为大多民众生活困难。司内部的职工家庭，很多家长一直都忽视这些正处在发育期的儿童营养。那么我们就在学校里头建立一套供餐制度，以保证学生地身体发育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营养和热量。
而且是还可以通过在一起吃饭地形式，培养了学生的集体主义意识，强化了个人与他人、与集体的连带关系，同时蕴育了一种民族凝聚力。还犹如果我们提供免费的午餐，相信会有很多家庭，就是冲着这份午餐也会把子女送来上学。”
实际上司马所说这种供餐制度。是司马在一位朋友的谈话时从朋友口中得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把有限的一点粮食集中起来，首先尽量保证小学地孩子们一天中能够在学校吃上一顿饱饭。这就是日本中小学 “供餐制度”的初衷。随着境况的逐渐好转。
日本政府在1954年又制定了《学校供餐法》为学生免费供应午餐，同时详细制定了儿童的营养标准和食堂面积的标准。1945年末，目睹日本战败后的惨状的一篇文章 中写道： “日本很难再次成为工业国，日本的未来大概将恢复为一个自给自足地小国。”这篇文章 代表了当时西方国家对日本未来的普遍看法。很显然，这位记者低估了日本人。
事实上，日本人并没有绝望，也没有只图眼前暂时地利益和个人地温饱，而是勒紧裤带，匀出自己的一口，让小学生们先吃饱，把重振日本地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在整个国民经济几近崩溃、财政全面枯竭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立即着手实施教育改革，于1947年3公布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并将国民义务教育由战前的六年延长到九年。政府的这些措施得到了日本国民的广泛支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