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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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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初期,父亲所在的劳改农场还搞过一阵子跟风跃进。由于劳动任务异常繁重,导致父亲在劳动中肩胛骨被压断,左腿膝关节以下神经麻痹。我小的时候,看到父亲肩膀一高一低,心里好奇问怎么回事,父亲就回答说小时侯挑水压的。后来大了才知道,那时“大跃进”给父亲留下的纪念。当时农场没有医生,只有一名由刑事劳改犯人充当的不脱产的卫生员。父亲受伤以后,不但没有得到治疗,反而因不劳动而减去一半伙食。一面是伤痛,一面是饥饿,使得父亲产生了逃跑的念头。于是,父亲在伤势好转一些以后与一位难友、原开封市建设局干部曹××二人密谋后逃回开封,当天就被抓回劳改营。为表示惩戒,劳改营采取了特别措施:白天上工时有武装看守,晚上睡觉时就给二人戴上手铐,这样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

到了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刑事劳改犯转移完毕,父亲服刑的农场已经几乎是清一色的是在政治上受到过打击的,管教干部也换了。因此,即便有那么几个积极分子上窜下跳,但曲高和寡,政治气氛仍然不浓。再加上新来的管教干部比较开明,也就不再跟风跃进。于是,这些“洋劳改”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经常走出农场,比较从容地观察、亲历了“大跃进”当中许多令人终生难忘的场面。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的父亲和前宜阳县长张×(「注」张×在农场中和父亲睡上下铺,父亲记忆中他是洛阳地区宜阳县原县长,老共产党员,当地游击队领导人之一,因主张实行“党内民主”而遭殃)一起到农场附近“大修水利”的工地上慰问演出,唱进步戏。当时他们看到在凛冽的寒风中,一面面红旗迎风飘扬,农民们全都光着膀子干活,甚至连妇女竟然也光着膀子。得意洋洋的村干部向父亲他们几个介绍说:这样做是为了“突出干劲”,妇女脱光膀子则可以证明“妇女能顶半边天”。赤裸着上身的妇女和赤裸着上身男人一同挖土石方,穿着棉袄大衣的村干部则站在堤顶,时不时举起右臂高呼:“超英赶美!”赤裸着上身的妇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超英赶美!”村干部又呼:“干!”农妇也呼:“干!”……雪白的奶子随着举起的手臂晃动着。我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拉着张县长的胳膊小声说:“快走吧!”这时,他才发现张县长眼中竟闪烁着泪花,脸上流露出一种极度痛苦和迷惘的神色。到了晚上,父亲他们开始唱“进步戏”。农民白天劳累十五、六个小时,到了晚上早就又饿又累、东倒西歪了,可还是必须得去看戏。我的父亲坐在台上,看到民兵手持带着刺刀的步枪和红缨枪站在道路两旁,农民则在中间跌跌撞撞地走着,场面就和押送俘虏一样。

那时还到处宣传毛泽东所提倡的丰产经验——深翻土地。我的父亲在农场附近看到当地农民深翻土地时,竟然深翻到一米多深。河南大部地区都位于黄河冲击扇上,表层土深翻一米多后,翻上来的全部是沙子,人为地加剧了当地的沙荒。而且,翻这么深的土地,种子种下后定不能成活,第二年地里一片荒芜。农业本身就有很多靠天吃饭的因素,即便是精耕细作还免不了遇到歉收,而如此胡乱折腾,岂能不闹饥荒?

农村大修水利时,我的父亲随农场的豫剧团到附近工地演出。大跃进期间河南农村普遍搞“插红旗”、“拔白旗”。所谓“拔白旗”,就是批斗那些干活比较慢的人,人们往往利用这个机会泄私愤或者欺负弱者。我父亲那里看到:只要农民一到休息时间,每次都要在村干部的组织下搞“拔白旗”。拔出来以后,村干部就吩咐一声:“甩他!” (「注」“甩他”是豫东方言,意即“打他”)于是,大家围成一圈,先把这个不幸的人用拳头推推搡搡,推倒后再用脚使劲跺。为了不至于惹怒村干部被当作下一个“白旗”,人人都争先恐后地使出吃奶的力气打人以显示自己“积极”。那些被打的农民,趴在地上哭爹喊娘,哀号连连。就如同击鼓传花游戏一样,每一次休息都必须从十几个人里找出一个不幸者进行殴打。

尽管赫鲁晓夫嘲笑毛泽东的“大跃进”,中苏关系出现了龃龉,但五十年代“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惯性还存在。所以那时河南农村还流行佩戴肩章,村干部纷纷在自己穿的中式对襟棉袄上也缝上了肩章,有的竟然还斜披着类似现在商场促销员戴的绶带,看上去不伦不类。我父亲曾经见过几个村干部手持大棒,穿着戴肩章的黑棉袄,厉声呵斥几个蹲在地上挖野菜的农妇。那几个农妇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只是胆战心惊地一味干活。村干部们对管人有特殊的癖好,已经不满足于奴役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了,想把手伸到这些“洋劳改”身上。有一次,几个村干部跑到农场来找农场管教干部谈话,说这些“洋劳改”活得实在太滋润了,消极怠工;如果能把“洋劳改”们交给他们管教,保证会让犯人俯首帖耳、拼命干活。可农场有政策,管教干部当场拒绝了村干部的无理要求。村干部们白费了半天口舌,只得恨恨地走了。

在大跃进时期,我国部分农村实行一种只有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和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才能与之媲美的伟大措施:“聚家并屯”,这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大捷径。由于官方蓄意把这一段历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因此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聚家并屯”这个词已经感到非常陌生了。那么,什么叫“聚家并屯”呢?就是实行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以一个县为一个团,一个公社为一个营,一个村庄为一个连,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棒劳力、女棒劳力、少年劳力、老弱病残等几个特征分开,分别住在不同的“连队”(村庄)里,分配以不同的劳动定额、不同的粮食定量。不到规定的时间,亲人们互相不允许见面。我父亲他们到农村演出时,当地的“聚家并屯”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所以看演出时,台下男人一片、女人一片、老人一片、儿童一片,基干民兵持枪在各个片中间来回巡视,以防止亲人见面后互相交谈。

“聚家并屯”实行后,农民被迫从世代居住的村庄和住房中搬出重新洗牌,居住地发生了大迁徙,原来的自然村落变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弱病残村”。由于老弱病残不进行“重”体力劳动,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实际上,以正常的标准来衡量,“大跃进”期间老年人从事的劳动也是很重的,因此很多老年人在饥饿和劳累中悲惨地死去,死时连亲人的面都见不到。

一九五八年底,我父亲所在劳改营的犯人从杞县集体转移到河南焦作的新河农场,当时场部位于焦作市南郊。他们的豫剧团也就经常到附近的大炼钢铁工地演出。第一次演出时,我父亲来到一个位于山坡上的工地,顿时被一幅壮观景象惊得目瞪口呆:一望无际的土高炉,一望无际的、像万国旗一样的花花绿绿的帐篷(「注」这些帐篷是用很多人家的被单缝成的,五颜六色,因而看上去像万国旗),一望无际的新坟头。等到走近一些,我父亲看到每座坟头前都插着一个木牌,上面用墨汁写着死者的名字和生卒年份。那些木牌都还很新,连树干自身的白色都没有褪去。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一九××~一九五八。

和父亲住上下铺的前宜阳县张县长是个有良心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张县长跟我父亲关系很好,二人之间无话不谈。他在目睹了这些令人发指的场面后,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放声大哭了一场。一天夜里,被这些的残酷现实折磨得无法入睡的张县长偷偷叫醒我父亲,小声对父亲说:“我干了半辈子革命,跟小日本斗、跟老蒋斗、跟地主老财斗,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当年我枪里来雨里去,老百姓为支援和掩护我们做了很大牺牲……谁反对共产主义,我会马上砸烂他的脑壳,可是难道……共产主义竟然要用这种方法来实现吗?”这番话把父亲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同屋的犯人中间,前N地委组织部陈部长是奸细,经常向组织上汇报其他犯人们的言行,如果被他听到,那张县长算是彻底完了。于是,我父亲捂了捂嘴,又指了指尚在睡梦中的陈部长,示意张县长别再说了。

一九五八年,我母亲居住的滑县也开始“大跃进”,要大炼钢铁赶超美英。村干部先说要“十五年超英赶美”,后来又说“七年超英赶美”。村子里竖起了土高炉,但滑县不出铁矿石,就把农民家里的铁锅、铁勺、甚至农具拿去当原料炼钢,没有燃料就砍树。炼钢并非什么人、什么条件都可以炼的,好好的铁锅铁勺,炼出来却是充满杂质的废物。不是没人知道这是胡搞,也不是没人知道这样胡搞是会受老天爷惩罚的,但就是没人敢说——反对总路线,谁担得起这个罪名?

土高炉没有安全设施、没有必要的技术保障,因而事故频繁发生。很多人就这么死了,死在溅出的铁水里面,死在倒塌的高炉下面,死在过度的劳累之中。因此,河南民间将“大跃进”称呼为“大要劲”,来形容当时的过度劳累。有一段时间我的外公也被强制去大炼钢铁,后来我小的时候,外公跟我讲起那段经历时总是摇着头叹息说:“大要劲哪,累死多少人!”

后来又搞公共食堂,每家每户不许生火做饭。无所不至的村干部只要一看到哪家有炊烟,就立刻带人去搜查,没收农民私藏的粮食和家什。等到劳力们都上工后,村干部和民兵手持铁条,挨家挨户打开大门,进屋用铁条在地上戳来戳去,以防止农民偷埋粮食。但凡有可能埋粮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一旦发现有偷埋粮食的,不但全部没收,而且要挨打、“没牛槽”(「注」“没牛槽”是豫北方言,意即不许吃饭)。农民下工以后,看到满屋的狼籍,只有忍气吞声,自己把地平上。这种敲骨吸髓般的剥夺,彻底断绝了农民的储备。其实,中国大多数农民都有储备粮食备荒的习惯,而大跃进期间,剥夺了农民储备粮食的自由,又吹牛皮粮食丰收,上上下下鼓励消费,结果等发现粮食没了就束手无策。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时,那么多农民死于饥饿,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

不久又开始“放卫星”了,胡吹一亩地可产粮几千斤,后来吹到几万斤。当时农村的墙壁上到处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之类的标语。农民都是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心里自然不信。然而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谁不小心说出自己的怀疑,马上就会招徕横祸挨打。有个别稍微正直一些的村干部,在报产量时报的低,马上就被打成“右倾分子”,强加上“瞒产私分”的罪名,结果很快就鸦雀无声了。就这样,全国上下到处充斥假话、大话、空话,整天自欺欺人。

村子里的公共食堂在刚刚开办时,生活倒是不错。那时的村干部天天教育农民说:“毛主席说了,现在的问题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怎么吃,这么多的粮食一定要想办法吃完,一天三顿吃不完就吃五顿。”于是,有一段时间号召“敞开肚皮吃饭”,公共食堂天天都可以吃面条馒头,玉米、高粱都拿去喂猪喂牲口,浪费极其严重。河南农民多数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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