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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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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位于“北住宅”的最外围,因此比一般人家里后面多了一个院子。有了这一块土地,大人们就在院子里种了很多菜,有西红柿、黄瓜、豆角、小白菜等。到了夏天,每天的新鲜蔬菜,吃都吃不完。

搬到了“北住宅”不久,我们家又陆陆续续地添置了一些家用电器:一台成都“双燕”牌单缸洗衣机,一架柳州“双马”牌电风扇,还有一台广州“南方”牌收录两用机。然而,那个时代中国家用电器的生产技术不过关:洗衣机总是洗不干净衣物,用了不到一年就坏了,经常漏电;收录机用了四年就只能当收音机用了;只有那台电扇,算是凑合着用到了九十年代。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十二、清除“精神污染”

文革结束以后,随着对老百姓控制的稍微放松,大量知青返城所造成的失业、待业现象严重,以及国门打开后进入中国的思想良莠不齐,引发了一次小小的犯罪高潮。十年文革浩劫,贻害了整整一代青少年,当这些人从最初的政治狂热中醒悟过来,发现自己受骗上当,但大好年华已经白白浪费,文化知识却一穷二白。有一部分人发奋读书,争分夺秒地进行“补课”,在恢复高考以后考上各类学校;而更多的知青返城后,长期找不到工作,又无一技之长,高考也名落孙山,于是开始自暴自弃,结成了流氓团伙,或纵欲酗酒,或寻衅滋事,或扰乱治安,或偷盗抢劫,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当时,这些现象引起了高层恐慌。

一九八三年的中国老百姓,谈论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著名的“二王”——王宗坊、王宗玮兄弟。从上半年开始,太谷县城的大街小巷都张贴着对“二王”的通缉令,“二王”杀人如麻的谣传,使得老实憨厚的太谷县老百姓谈虎色变、提心吊胆,生怕哪一天“二王”出现在自己面前。大概是“二王”在老百姓那里引起的恐慌激发了高层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心,于是,一九八三年秋天,电视里播放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开始对治安犯罪“从重、从严、从快”地进行打击。

铁Z局有个姓赵的老司机,是专门给领导开小车的。赵师傅有个儿子,当时正好二十多岁,成天和领导们的那些公子哥混在一起吃喝玩乐。八十年代初的年轻人,有很多都是因为“文革”荒废了学业,破灭了理想,终日生活得很空虚。后来有一天,几个公子哥喝了酒以后在外面游逛,看到路上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头戴着块手表。那时一块手表要一百多块,相当于普通工人几个月的工资,算是很值钱的财物了。几个公子哥乘着酒兴,说咱们把那老东西手表抢过来如何?于是就上去把那老头子抢了。这帮人不走运,没多久遇到“严打”,全被抓起来了。领导们有权有门子,几个公子哥关了一些日子也就没事了。别看平时领导们的公子跟老赵的儿子一起厮混,这个时候就看出真正的差别:最后轮到老赵的儿子当了替罪羊,判了个“抢劫犯”给枪毙了。

当时还有点“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味道,一九八三年我上初中,刚开学,每天上学的路上就发现张贴着不少法院的布告,基本上都是枪毙的;还见过一次游街,由戴墨镜、口罩的警察和武警坐着汽车押送那些插着亡命旗的罪犯去刑场。在这种“从严、从重、从快”的大形势下,免不了产生一些冤假错案。太谷线材厂也有一个青年临时工胡××因为“强奸幼女”而被枪毙了,据说是因为看了黄色手抄本走上邪路的,当时二十一岁。几年以后,这个人的罪又被法院给“纠正”了,又说他没有“强奸”,只算是“猥亵”;还有一个国营理发店的三十来岁的寡妇,因与一个男人私通,被当作“流氓罪”判了几年,在看守所里面把她打得死去活来,指头都残废了。我小的时候,她还给我理过发。

几乎与“严打”同步,全国又开始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中学里重点是黄色手抄本、黄色图片、封建迷信用品等。我的一本课本的书皮是用画报包的,上面有意大利影星索非亚·罗兰的照片,也被老师收了去当“黄色照片”给处理了。后来才知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主要是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株大毒草的,而那些“黄色照片”和手抄本,则是顺便拔除的小毛毛虫。可以说,当时我国还远远没有到“法治”的地步,政治运动的余味还没完全褪去,每一次运动都会出现扩大打击面、运动过火等现象,也总有一些人做了不走运的牺牲品。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一、勤劳致富

随着政治狂热的消退和政策的放松,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人们渐渐地开始琢磨起挣钱来。可是连续几十年的折腾,家家户户都是一穷二白,没有资本,因此那时的挣钱只有两条:要么投机取巧,靠坑蒙拐骗白手起家;要么勤劳致富,一点一滴地积累家庭的财富。

最早开始的致富门路是养君子兰,当时谣传说养一盆君子兰可以卖几千、几万元。于是,当时的工人们每天谈论的话题就是养君子兰,到哪里买君子兰,到哪里卖君子兰。后来,还真有人来家属院,出几千块钱的价钱买君子兰。有几户家里养着君子兰的,此时都神气起来,见了人们就吹有人出几千,甚至几万买自己那盆君子兰,可都不卖,等等,还会再涨价的。我的父母当时没有养这玩意,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就这么一盆破花,竟然能比他们半辈子挣的工资还多。后来君子兰的传闻渐渐过去了,那些养君子兰的人开始着急起来,几百块钱就卖,可还是卖不出去。前不久过春节时,我去花市买花,第一次见到君子兰,一盆只卖几十块。

君子兰风波结束以后,又谣传有一种新的致富方法——饲养蚯蚓。当时,太谷县东门外有几个人租了几间房子,办起了蚯蚓饲养场,按每份三十元的价格出售一种叫“大平二号”的蚯蚓种,说等繁衍多了他们再收购出口日本。母亲从街上拿回来的宣传资料上说,日本人爱吃蚯蚓,还可以做药材。当时人们都很老实,看到白纸黑字盖着红印章的宣传资料就深信不疑。一段时间内,我们整个铁Z局家属院里和太谷线材厂,几乎家家户户都养蚯蚓。我母亲也相信了那宣传,加入了养蚯蚓的行列,和几个工友一起狠狠心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三十元买了一份,拿回来后像关心孩子一样照顾它们。

蚯蚓喜欢在松软的有机物里生长,于是一下班,我的母亲就上街拾马粪,回来以后把臭气洗干净,剩下松软而洁净的马粪纤维给蚯蚓铺上;蚯蚓喜欢潮湿和高温,于是我母亲不停地向马粪上撒水,把屋里烧的暖暖和和,那时我夜间起床解手,总是看见我母亲在伺候蚯蚓;蚯蚓喜欢吃腐烂的水果,我母亲就跑到果品公司买人家处理或者扔掉的烂水果。我们家养的蚯蚓长得特别的好,不断地繁衍增殖。这时还有很多邻居、工友想养蚯蚓,找我们家买,母亲就以比街上便宜三分之一,每份二十元的价格卖出去。

很快又证明,养蚯蚓是一种骗局,东门外那个蚯蚓饲养场也在一夜之间人去楼空。当时人们都还很穷,一份蚯蚓二十块钱损失了也都很心痛。母亲不忍心看到人家受损失,就把卖给私人的那些钱又退了回去。不过,由于我们家养得早,蚯蚓繁殖快,最后一算,整体上还是赚了八百多块钱。据说有些地方有些人借了上万元购买蚯蚓,最后全赔进去了,还不了债,自杀的都有。

由于自小受苦受惯了,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投机取巧,挣个巧钱的想法。那时她在太谷线材厂财务股,经常到银行取工资款,一取就是上万。万把块钱现在就是薄薄的一叠,可当时最大的币值是拾元的,一万多块就能装满一个提包,对当时的一般老百姓来说,也算是天文数字了。我的母亲从来没有产生过什么挪用的想法,一切都靠自己那几十块钱的工资起家。那时每天厂里都有来拉铁丝的汽车,我的母亲每天中午就和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们一起往车上装铁丝,把一盘二十五公斤重的铁丝从仓库里扛上百米开外的汽车才一分钱,每天中午少的时候装个三、四十盘,挣几毛钱;最多的一天装一百六十盘,挣一块六毛钱。装完铁丝,还要赶回家里给我和姐姐做饭。当时厂里一般工人都是三、四十块钱的收入,而我的母亲每天靠装车,每个月总能获得比人家多上三分之一的收入。

后来有一段时间,太谷县外贸公司搞来料加工的劳动保护手套业务。加工一副手套,工钱是三分钱。我的母亲从外贸公司领回原料,下班回来就没日没夜地踩缝纫机,一天可以做几十副手套,挣一块多钱。

我们家住在家属院最外围,因此临街。到了一九八四年以后,家里渐渐宽裕了,于是就把临街的院墙拆了,盖了一间小房,开了个小小的副食日杂商店,还起了个字号“宝华德”。母亲在厂里人缘好,盖房子时好多工人来帮忙,招待一顿饭就成了,连钱都不要。当时的营业执照上的注册资本只有五百元,一天销售额多的时候几十元,少的时候只有一块多,碰到天气不好,一天不发市的情形都有。每当进货时,我的父亲母亲就拉一辆架子车,到离家很远的副食品批发公司去。后来我们家旁边又开了一个比较大的公家商店,我们的小商店惨淡经营了一段时间,就关门了。剩下来不少的罐头、饼干,足够全家人吃了几年。

后来,随着全国各地经济建设的开展,对建材的需求量极大,铁丝开始紧俏起来,价格直线上涨。当时,工厂是公家的,生产出废品以后,就直接扔掉或者卖给废品收购站了。我的母亲看准这一机会,就从工厂里买了许多锈头(「注」锈头是指那些因为拉丝不直,而导致铁丝绞成一团无法使用的废品),回来加工。每天晚上,我的母亲在我们写作业和看电视时,就和父亲一起挑灯夜战,用手和耐心清理乱如麻团的锈头,再把它一一理顺,经常一干就到深夜。那几年,我的母亲每天眼睛都熬得通红,以至于我都有了错觉,以为她一直都是红眼圈。锈头是以废铜烂铁的价格买回来的,等清理完毕,就以成品价格的一半卖出去,中间的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当时铁丝紧俏,价格又高,很多消费者买不到铁丝;碰到这样物美价廉的铁丝,一时间买者若鹜,门庭若市。

拔锈头的生意,我的母亲做了三年,后来算帐,总共净挣了三万多块钱。在当时,三万块钱对老百姓来说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于是我的母亲就不敢再干了,因为她以前实在是被整怕了,怕政策变。这挣到的三万多块钱经过后来一九八八年的通货膨胀,以及给我的外婆求医治病,料理外婆外公后事,供我和姐姐上学,给我姐姐买城市户口,到了一九九一年就花得一个子儿也不剩了。

由于以往政策朝令夕改,说变就变,我的母亲在做拔锈头生意的时候,尽管全是她的血汗钱,但也始终是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害怕向任何人露富,即便是我的父亲,当时也不知道家里究竟有多少钱。

一九八四年,我的母亲被调动到太谷线材厂供销股。当时线材特别紧俏,厂里一些领导和工人就结成了一个团伙,偷工厂的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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