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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刀在我脖子上晃悠，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小子，算你有种，竟然敢一个人来，你看看我给你带了多少人来，你就一个人，拿我寻开心不是？让我怎么招呼我的弟兄们？说完手一挥，围上来几个流氓亮相，每个人怀里、袖子里都藏着大砍刀。还有几个推着自行车，每个自行车上都绑了两个大箩筐。红年说，瞧见没有，那是准备往医院里送人的。此时我只好拣好话说：“小弟我错了，有眼不识泰山，得罪大哥了，今个就是来向大哥赔礼道歉的，我把烟已经带来了。”红年一面把烟收下，一面把眼一瞪，说，一条烟就想要摆平啊，我这么好打发？别的我也不要，今天你当众给我磕个头就放过你。说罢抬头看着手下的几个喽罗，那几个喽罗也开怀大笑起来。
让我给一个自己心眼里瞧不起的地痞流氓磕头，那是没门的。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没有硬顶。当时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心一横，镇静地说：“要我磕头，我死也会不干的；但是我佩服大哥讲义气，想做大哥的小兄弟；这条烟就孝敬给大哥和其他弟兄抽好了，算做小弟的见面礼。另外我跟大哥交个底，学校这次向公安局报了案的，附近就埋藏了公安，都在等我用手揪耳朵当信号来抓你。我也不打算让公安得逞，咱们算扯平了。”地痞流氓一般都喜欢别人说自己讲江湖义气，红年听了这话觉得挺顺耳，又看看四周，仿佛有便衣在走动，眼睛不断往这边瞅。红年那帮人武器都是大刀斧头，肯定敌不过公安的手枪，于是也很识趣，说道：算你会办事，也有点种，这条烟我收下，今后算你一个小兄弟，要是谁敢欺负你，你找我。然后，那帮人就分散撤了。
守侯多时的公安见人都散了，我也迟迟不揪耳朵，就气急败坏地跑上来把我训了一顿，我就装傻糊弄他们，也就没什么事了。
我是个本分学生，也不打算欺负谁，因此再没找过红年。一九九○年年初，红年等几个流氓劫持并轮奸了一个太谷师范学校的女学生，正好碰到“严打”，不久就被枪毙了。闻听此讯，我心想这家伙早晚都会有这么一天的。枪毙红年的法院布告我也看了，那法院的文书写报告时肾上腺激素分泌得一定很多，把强奸的细节写得活灵活现、跃然纸上，让看了的人禁不住浮想联翩。其运用文字描述的功底，丝毫不逊于描述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绯闻的那份《斯塔尔报告》。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八章 躁动关头（1988～1991） 三、涨价、盖楼和腐败
“金色的八十年代”其实在一九八八年就结束了。那一年，一股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风潮在中国大地弥漫开来。瞬时间，商店里物价飞涨，老百姓人心惶惶。本来，建国后中国的物价除了一九六○年大饥荒前后有比较大的波动以外，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期间也有一九八○年、一九八五年两次小规模通货膨胀，但好在幅度小，还没有超出人们的承受能力。
然而到了一九八八年夏天，物价开始猛烈上涨。眼见着粮食、猪肉、日用消费品一天一个价，老百姓人心浮动，万分焦虑却又无可奈何。钱越来越毛了，人心也越来越毛了。人们眼见着自己千辛万苦积攒下的钱打了水漂，于是出现了非理性的抢购风潮。当时我们的家属院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忙着往家里买东西，特别是粮食。有一个工人一口气买了一千多斤白面，家里也没有放粮食的仓库，只好堆在住人的屋子里。偏偏一九八八年山西气候反常地湿润、高温，过了一个夏天，那几十袋白面都变质了。那一段商店里的东西特别好卖，就连过期的罐头，都按照原价卖出去了。
在“金色的八十年代”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以后，全国各地大兴土木，楼堂馆如雨后春笋一般。太谷县委、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就是那时建成的，当时是太谷县城内最宏伟和富丽堂皇的建筑。太原市也在大盖政府办公楼，其中位于迎泽大街和新建路十字路口的山西省委办公楼，外表全部用大理石板装修，据说造价高达二个亿。二个亿、大理石板装修，在今天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可在一九八八年，老百姓是闻所未闻的。
除去通货膨胀、楼堂馆所以外，引起老百姓普遍不满的还有日益严重的官员腐败行为。本来，干部们运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早就存在，七十年代叫“走后门”，八十年代初期叫“不正之风”，到了八十年代末，愈演愈烈，已经成为“腐败”了。腐败的滋生导致政府部门在群众心目中的下降，老百姓逐渐地开始嘲笑、咒骂政府。一九八八年元宵节，我们和几个同学一起到街上观灯，走到太谷县人民法院门口时，恰好看到法院门口挂了两个红灯笼，一个里面亮着灯，另一个则不亮。一个同学见状大笑道：“这法院真是会挂灯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通货膨胀使得老百姓蒙受了巨大损失，也就是在一九八八年，我第一次听到有工人骂邓小平；而楼堂馆所的大量兴建，使得党政机构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明显对立起来，老百姓张嘴就骂那些大楼都是“喝人血的地方”；而腐败、官倒的孳生蔓延，导致老百姓对“当官的”产生了普遍的厌恶、憎恨情绪。这就是一九八八年的社会形势，山雨欲来风满楼，已经为一场社会动荡积累了足够的能量。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八章 躁动关头（1988～1991） 五、秋后算帐
一九八九年的枪声，使得我在不知不觉中从最初的毛派愤青急剧转变为一个自由派愤青。毛泽东以往在我心目中类似神一样的地位，仿佛在瞬间就不存在了。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在奇怪，从小被灌输的、原本看上去根深蒂固的理念，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烟消云散。
尽管电视上、广播里成天被采访的“群众”纷纷支持“平息反革命暴乱”，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公开场合，人们只是被镇压的利斧吓得不敢说真话罢了。在私下场合里，我所碰到的每一位工人、农民和学生，没有一个对镇压说好的。有一些工人则编出一些顺口溜来嘲笑官方：“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邓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还比如：“初级阶段是个筐，出了问题往里装。”这些顺口溜都是来家里串门的工人师傅说给我们的。工人们对邓小平的称呼，则变成了带有明显贬义的“邓小个子”（「注」东北人喜欢用人长相的一些缺点来作为外号，表示对该人的贬义，如吴大舌头、王大嘴等）。工人们对赵紫阳被免职也甚为不满，都说邓小平不是东西，“刚把胡耀邦免下去了，又把赵紫阳免下去了，弄了个江泽民，谁知道这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新学期开学以后，太谷中学开始秋后算帐，清查参加过游行的学生。本来在一九八九年以前，随着党政分开的贯彻，学校和企业的政工人员已经开始不怎么吃香了，此时来了机会，马上就显得非常积极。学校领导召开学生大会，动员参加过运动、写过反标的学生出来自首，同时搞无记名投票互相揭发。在会上，当时的学校某某书记说，在一些饭菜票上发现了“打倒李鹏”之类的反动标语，并且威胁学生们这事情已经来了公安要破案。如果自首了，可以从宽处理，如果不自首被侦破了，就要判刑。虽然心里的确为贴在山西农业大学的那几张漫画感到有点怕，但我没有在饭菜票上写反标，在学校里也只是议论一下罢了，应该没什么问题，想到这里我就没有自首，也没有被人揭发。实际上，那一次动员是完全徒劳的，全校既没有一个人自首，也没有一个人被揭发出来。老师们在组织学生们互相揭发时，完全是例行公事的态度。
某某书记在当时的表现，至今想起来我都很反感。那次大会上，他声色俱厉，仿佛底下的学生人人有罪。本来太谷中学没有发生群体性的示威事件，但这人偏偏要小题大做，自称太谷中学是“动乱的重灾区”。他面对的是一群十六七岁、还很不成熟的孩子，碰到这种风浪应当去保护他们，结果他反而鼓动自首和互相揭发，弄得人人自危。人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真是难以理解。
后来，某某书记又打算培养我们对“党”的感情，搞起了“爱党、爱社会主义”教育，全校十八个班完全停课政治学习一个月，连高三毕业班的学生都不能幸免。在政治学习时，某某书记亲自上马，大谈美国民主的虚伪。他说道：“你们知道美国总统一年的收入是多少吗？四十万美元！当总统一年能赚这么多！再贪污上一点，那就是百万富翁……你们看毛主席，一个月才五百多块工资……”这就是这位书记的政治水平。
在政治学习结束以后，又搞歌咏比赛。全校十八个班只准唱三首歌：《国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好》，轮流唱，反复唱十八次，还竟然要评名次。我当时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地唱着，真觉得无比荒唐可笑。一边唱，一边诅咒：“唱吧，唱吧，看你还能蹦达几天。”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八章 躁动关头（1988～1991） 六、城市户口
一九八五年，我的母亲从太谷线材厂调到太谷灯具厂工作。太谷灯具厂的产品主要是台灯、吸顶灯、壁灯等，再有就是过年挂的那种灯笼。太谷灯具厂作为一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小集体企业，当时产品质量不是太过关。我上高中时家里用的台灯就是母亲从厂门市部买回来的，经常出现因为接触不良而不亮的情况。在我用手去修理时，因为灯具漏电，我被电击过好几次。其中一次我手里还拿着把螺丝刀，过电流时全身发麻，螺丝刀被甩出去好远，现在想起来都还有点后怕。
我母亲到灯具厂上了一段时间的班以后，觉得一个月几十块的工资实在是不够家里用，于是开始搞清理废铁丝的副业，一直干到一九八六年底，赚了三万元钱。当时母亲就想，三万元够了，将来孩子们成家时给儿子一万，给女儿一万，他们自己留一万养老。我的父母一辈子没有机会学习知识，痛感没有知识的苦恼，因此他们对我和姐姐学习要求十分严格。他们总是说，自己一辈子没办法学文化，将来子孙们一定要摆脱无知的、被人愚弄的命运。姐姐和我前后考上了高中之后，母亲单位也不景气，经常发不出工资。母亲也就不怎么想上班了，办了个停薪留职，全心全意留在家里供我和姐姐读书。
我的姐姐心理素质不太好，平时学习成绩还不错，但总是考试时发挥失常。一九八九年的高考，姐姐落榜了。母亲在犹豫了两个月以后，还是决定尊重我姐姐的意见，没有让姐姐接我父亲的班，而是让她复读，等第二年再考。
由于我姐姐出生时母亲还是农村户口，所以我姐姐也成了农村户口。后来我和我母亲分别以不同方式转成城市户口以后，全家只剩下我姐姐一个人是农村户口了。那时“户口”还是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姐姐的心理负担很重。我母亲担心她的户口问题解决不了，一是会影响她第二年的高考成绩，二是万一考不上大学想接我父亲的班到铁Z局的话，没有城市户口也是不行的。因此，我母亲决心为姐姐解决户口问题。
当时我的叔叔恰好在内蒙古呼盟任农业局长，也算是地方上有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