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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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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妇人。他们上车以后没有座位,满车厢里坐着的年轻人见状都熟视无睹,竟然没有一个主动让座的。那个老妇人还是个小脚,站在车厢里颤颤巍巍的。那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走到一对坐着的年轻人面前,鞠了个躬,说道:“我是从台湾回来的老兵,这是俺娘,已经九十多岁了,拜托您行行好给俺娘让个座吧!”那几个年轻人眼睛直朝上翻,谁也不让座。老兵无奈,又扶着他老母亲走到前面一个座位,又给人家鞠了一个躬,又说了同样的话,依旧没有人让座。就这么着,老兵从车厢这头一路作揖到那头,竟然没有一个人让座。我父亲虽也是退休的老人,但还想帮帮他们。但无奈我父亲自己也没座位,就把自己的行李从行李架上取下来,让那个老太太坐下。老兵给父亲鞠了一个躬,哭了起来,说:“真没想到,几十年没回来,中国人咋都变成了这样?以后俺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父亲听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只好安慰了他几句。

不过,坐火车也并非全是看到如此阴暗景象,也有美好的记忆。有一次我放假回家,到太原一下火车我看到一位四十多岁的女站务员,就问她:阿姨,到太谷的车在哪个站台坐呀?当时我胸前还别着Z大学的校徽,那位阿姨见我是大学生,顿时很亲切地回答我说:“在三站台,孩子。”说完,还用手帮我把羽绒服上沾着的一根鸭绒给掸了下来,那情景就像母亲为儿子整理衣服一样,充满了慈爱与关切。我猜想,她一定有我这么大一个儿子在外地上学。

还有一次放暑假,我坐火车时带了一个大可口可乐瓶子,里面装了茶叶水路上喝。火车走了一会儿,我去了一趟卫生间,结果回来以后,发现原来只剩半瓶的水竟然变成满瓶的了。正在纳闷时,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农村小伙子冲我笑着说,我刚才口渴,又没带杯子,就喝了你的水,又帮你灌了一点。听了他的解释,我虽然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可爱,但那瓶子里的水却实在不想再喝了。

一九九二年“五·一”节我在石家庄转车,候车时身边坐着一位年轻的解放军军官,大概是中尉军衔。当时我闲着无聊,就拿出自己的集邮册欣赏刚买的一些苏联和东欧的邮票。恰好那个解放军也是个集邮爱好者,也把他的邮票拿出来。我们俩互相欣赏了对方的邮票,又交换了几张,彼此留下了通讯地址就各奔东西了。后来,我们还互相通了一阵子信,那个解放军还到我们学校找了我一次,送给我几张邮票;而我则送给他一本书,还请他吃了一顿牛肉面。如今,我和那个解放军已经十二年没有见面了,也不知他过得怎样。

我上大学那几年恰好是全国经济过热,各地都在不顾实际地盲目上马开发区。我乘火车路过山西省寿阳县境内的时候,也在一个荒凉的黄土梁子上看到一个很大的招牌:“高家坡经济技术开发区欢迎您来投资!”我当时就挺纳闷,谁会来这个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棵树都不长的荒郊野岭投资,真不知道当地的父母官们是怎么想的?后来几年每次来来往往,我都会看到这个孤零零日渐破败的招牌。到了一九九六年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回家过春节又路过这里时,却发现招牌已经不在了。四周依旧是荒山野岭,连棵树也没有。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五、母子情深

苏联解体,外公去世,上大学以后诸事不顺,加上与初恋情人的关系结束,使得我心情格外抑郁。一九九三年九月,我因为英语没有在大学二年级通过四级考试,而被从国际金融专业分流到了非涉外专业。虽然过去以后看这没什么了不起,但当时对我自尊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那一段时间,我抑郁寡欢,形如枯槁,面若死灰,体重也锐减了十多斤。

恰在这时,一九九三年十月俄罗斯发生了叶利钦炮打白宫事件,随后撤消了我心目中的圣地——列宁墓的“一号哨位”。作为一名精神上的苏维埃人,我对此极为悲愤,却又束手无策。那一段时间我经常做梦,有一次梦到我来到红场的列宁墓前,跪在地上失声痛哭,直到在哭泣中醒来。

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得我的精神濒于崩溃。一次,几个朋友看我心情不好,就请我一起到外面餐馆里吃饭。本来我是滴酒不沾的,但那时心情抑郁,就借酒消愁。喝着喝着,想起世界仿佛在专门与我作对,以前我所拥有的,亲人,爱情,事业,精神祖国,全都被一个个夺去了。想着想着,我禁不住趴在桌子上大哭了起来。那几个同学都是跟我比较要好的,一个姓唐,一个姓魏,一个姓姚,三个人轮番劝我,但别人的劝告又能如何呢?

终于,长期的抑郁导致我在短短两个月之内连续昏厥了三次。先是觉得天旋地转,然后意识就不存在了,醒来时人已经倒在地上,这就是我对昏厥的体会。其中最后一次,我在一个夜晚昏倒后一头撞到墙角,在左眉梢撞出了一个二、三厘米长的口子,顿时血流如注。朋友们见状,赶紧骑自行车将我送到学校附近的省人民医院急诊,缝了好几针。当时医生见到这个情况,就怀疑我有癫痫,做了好多检查,但最后还是排除了。至今,我的左眉梢还有一条淡淡的竖着的疤痕。

一九九三年暑假,我的一位要好的同学跟我一起到太谷玩了几天。回来后,在给我母亲写信时,将我被分流到非涉外专业的情况告诉了我父母。本来我还一直瞒着他们,但我父母知道此事以后,从尊重我的自尊心出发,没有在来信中追问这件事,只是勉励我好好学习。我昏倒几次之后,在给他们写信时无意中附带提了一句我昏倒的事情。当时也没多想,就那么写了。三天以后恰好是个星期天的上午,我还在床上睡着懒觉,突然有人敲我们寝室的门。同学打开门,我从床上伸头一看,竟然是我的母亲。原来,我的母亲接到我的信的当天晚上,就放下手中的活计,急匆匆地上了火车来武汉看我。

母亲见了我,眼里闪着泪花,关切地问:儿子,身体好点没有?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什么才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委屈得直想哭。但是为了不让母亲伤心,我故意装出轻松的样子,说已经没什么事了。当时,我还以为母亲不知道我被分流的事情,对此事绝口不提。母亲却说,儿子,分流的事情,我和你爸都知道了,没啥了不起。人一辈子要经历很多大风大浪,这点小事情算什么呢?既然这个专业你不喜欢,那就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至于功课,尽量混个毕业证就行了。你要记住一点,有没有出息是看你的能力,而不是看分数表上的成绩。儿子,我跟你爸都相信你肯定是个有出息的人,高中的时候,你就很出色,比一般的人都要出色,你当年辍学那么长时间,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把功课捡起来又考全县第二,就说明你了不起,我对我自己的儿子是有绝对信心的。

那次母亲只在武汉待了两天,上街给我买了很多补品、奶粉之后就又匆匆离去了,因为家里还要准备过年的灯笼。母亲的一席话,打通了我内心的疙瘩。从那以后,我尝试着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对待自己不喜欢的大学生活,逐渐从抑郁中解脱出来。结果当年,我的英语就通过了四级考试。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六、拉丁舞

一九九三年春天,学校里要组织一次大学生国际标准舞比赛,系学生会文艺部长找到了我。我以前根本不会跳舞,大一时也曾经因为好奇到学生俱乐部去看热闹,结果第一次去就遭到了严重打击。其实不是我遭到打击,而是我旁边的一个男生。当时我还一步不会跳,就坐在舞池旁边的长椅子上看人家跳舞,身边坐了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后来知道这个女生是江苏人,漂亮得在学校里很有名。这时,来了一个大学校园里最常见到的那种瘦小、戴眼镜、土里土气的小男生,请那女孩子跳舞。我看到那女孩子傲慢地看了他一眼,说,对不起我累了,不想跳。那男生不识趣,继续伸出手邀请,遭到那女孩的再次拒绝。小男生也是固执的可以,竟然继续邀请,于是那女孩满脸鄙夷地起身离去了,留下那个手足无措的男生。常言道,“兔死狐悲”,我坐在旁边见到这种场景,顿时吓得心惊肉跳,心想自己要是碰到这种局面,那肯定无地自容的要跳楼自杀了。从此之后,我好几年里再也不敢迈进俱乐部的大门。

系学生会文艺部长是个漂亮女孩,比我高一届但跟我很熟悉。她来邀请我比赛跳舞,还说有专业老师教。我一想好哇,要学就学最正宗的,也就同意了。系里一共找了四对、八个学生参加比赛,其他七个人以前多多少少都学过跳舞,惟独我是“全舞盲”。

教我们的老师姓吴,当年四十多岁,我们都不叫他吴老师,而叫吴老爹。吴老爹原本是一个中学的校长,也是全国一届国标舞比赛的第五名获得者,国际标准舞工夫确实深厚。他的搭档是我们学校艺术美学教研室的林老师,当时搞市场经济、多种经营,他们两人就合作,在我们学校的艺术美学教室开了个国际标准舞培训班。开课那天,吴老爹和林老师给我们示范了几个动作,一下子就把我给吸引住了:原来交谊舞可以跳的这么洒脱、自如,欢快。我这个人,在学校里一不喜欢打牌,二不喜欢打球,三不喜欢学专业,生活整个都封闭了,一点乐趣都没有。此时,独独交谊舞吸引了我,当时就下决心:学好交谊舞,也不枉上了四年大学。

刚开始学的时候,我是那八个人中最差的一个,呆头呆脑的简直连脚往哪里放都不知道。跟我搭档的也是一个高年级的女生,在她们班里是个挺厉害的角色,但独独对我很好,也很耐心,像个大姐姐一样。当时我跳舞一半是喜欢,(小说下载网…。。)一半是为了发泄心中的郁闷,因此每天都要从下午六点苦练到十点,经常是浑身汗流浃背。只一个多月一双牛皮底的皮鞋就被我磨穿,十个脚趾都磨烂了。苦练出成果,到了比赛时候,我的水平已经跟大家差不多了。结果我们那次比赛获得了拉丁舞组第一名,整体第二名。

我这个人做事,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就特别投入。比赛结束后,我已经迷上了交谊舞,继续跟吴老爹学。当时已经到了盛夏,天气非常热,就是坐着不动都是一身的汗。而学习交谊舞特别是拉丁舞,运动量特别大,每天都不知道要反复出多少身汗。当时也有一些同学跟着吴老爹学,大家水平参差不齐,也就闹了不少笑话。一次学探戈,一群人跟着吴老爹在后面端着架势走,吴老爹走了几步扭身一看,说,我怎么领着一群鬼子进村啊?我们大家互相看看,果然,一个个耸着肩膀,缩着脑袋,把探戈的“猫形蟹步”走成了蹑手蹑脚,确实有几分像鬼子进村。

此后的两年时间里,我一直跟着吴老爹踏踏实实地学跳舞。绝大部分学国标的学生都是学一两期,会走三步四步以后就跑到舞厅里追小女生去了,惟独我坚持了下来。吴老爹见我学的刻苦,心也不野,就经常额外地教我一些动作,就这样我练成了跳舞时中规中矩的“学院派”风格。由于跳得好,渐渐地有不少学习国标的女学生都喜欢找我做舞伴,也就省去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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