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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皆恍然。
公子高的母亲是老秦人。当初武烈侯奏请咸阳，要公子高出镇江南，当时咸阳就有人揣测武烈侯要把公子高推到储君之位。现在王子中的扶苏、高、将闾都已封君，各领封国，各建功勋，都有资格做储君，继承大统。
此刻秦王政召回公子高，却让公子扶苏去东南，其意图太明显了。假如中原战败，秦王政就要把所有责任推给公子扶苏和熊氏，而储君之位自然落到了公子高的头上。公子高的母亲是老秦人，公子高做储君，首先就会赢得老秦人的支持，到那时，武烈侯一筹莫展，只能低头认输。
所以，武烈侯只有做出选择，要么保公子扶苏，要么诛杀熊氏，要么两者俱失。
此计也有它的弊端，而弊端就是秦王政自己挑起了王统之争，以王统之争来反制武烈侯。
老秦人当然不会轻易中计，以为秦王政要立公子高为储君，因此就逼着武烈侯舍弃公子扶苏。老秦人还没有幼稚到这种地步，他们不会贸然介入王统之争。武烈侯是老嬴家的子孙，王统也是老嬴家的家事，武烈侯可以和秦王政在王统上进行争夺，但异姓贵族不到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绝不会介入老嬴家的家事。
秦王政在王统一事上已经向武烈侯妥协，现在却出尔反尔，以王统来要挟武烈侯，可以想像武烈侯的愤怒。有些事可以拿出来做博弈的工具，但有些事是禁区，轻易不要涉足，否则后果严重。
司马空的这个计策事实上触及到了老嬴家的底线，即便秦王政不会责怪他，但武烈侯和一些宗室大臣会怒不可遏，这也是司马空惶恐不安的原因。
然而，现在除了此计，还有更好的办法保证中原决战的胜利吗？还有更好的办法保证秦王政和中枢在大战后彻底压制武烈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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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侯公子高接到咸阳书信，其母病重。
公子高急奏，恳请秦王政允许他回京探望母亲。秦王政令准，封国事务托付于武安侯公子腾。
与此同时，长平侯公子扶苏接到秦王政的命令，因为公子高返京探母，东南战场急需一位最高统率，所以秦王政命令公子扶苏，日夜兼程赶赴长沙，全权负责东南军政事务，其封国事务则尽数托付于章邯。
公子扶苏一边急告叔父武烈侯，一边急召章邯。
章邯此刻正在古北口要隘巡视，接到公子扶苏的书信，急速返回蓟城。
公子扶苏很兴奋，看到章邯后激动地说道，“叔父料事如神，父王果然要我去东南战场。”
章邯却没有任何兴奋之色。武烈侯已经考虑到熊氏要再一次面临危机，所以早在去年底就派荆轲南下，暗做部署。看完令书，章邯骤然窒息，脸色当即就变了。咸阳好狠的手段。
“长平侯，马上去逐鹿。”章邯急切说道，“我们一起去见武烈侯。”
公子扶苏看到章邯神色凝重，眼里更是露出愤懑之色，这才意识到事情似乎和自己想像的不一样。
“事情很严重吗？”扶苏紧张地问道。
“非常严重。”章邯苦笑道，“此番南下，恐怕有性命之忧。”
扶苏骇然，这怎么可能？父王会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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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烈侯愤怒了，他万万没想到，咸阳竟然以王统来要挟自己，忍无可忍了。
赵高、朱英也是一脸惊骇。这一仗输定了，秦王政和中枢竟然行此下策，这不是逼着熊氏造反吗？这是绝杀啊，即便一定要绝杀熊氏，也没有必要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吧？
“可有挽救之策？”宝鼎问道
赵高摇头，“除非你亲自赶赴中原。”
“武烈侯难道有必胜的把握？”朱英叹道，“这本来就是一场没有把握的决战，但咸阳非常自信，如今奈何。”
第372章 必须拯救
第372章 必须拯救
必须拯救熊氏，这是武烈侯的底线，也是维持当前政治格局的唯一出路。
当前咸阳的政治格局就是围绕着“统一大业”和“国策变革”所形成的政治理念上完全对立的“保守派”和“激进派”，在权力和财富再分配中激烈的利益争夺。
“保守派”就是以武烈侯公子宝鼎为首的豪门贵族利益集团，而“激进派”就是以秦王政为首的坚持高度“法治”和高度集权的以寒门贵族为主的利益集团。
自秦军灭赵吞燕，建封国，开始国策变革之后，咸阳的政治格局也就基本明朗。两大政治派系为了争夺权力和财富，无不使出浑身解数，以统一大战和国策变革为犀利武器，展开激烈角逐，全力博弈。
此刻的“保守派”和“激进派”是以政治理念来划分的，不同的政治理念代表着不同的统治势力对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知。
简单地说，“激进派”要集权于中央，君权至上，中央和君主拥有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权，我想给你多少就是多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保守派”却要与中央和君王分享权力和财富，这天下是我们流血流汗打下来的，我们有资格有权力分享所获得的一切。中央和君王吃肉，这是应该的，天经地义的，但总要给我们喝口汤吧？
这两种政治理念归结到国策上，就是“与民争利”还是“不与民争利”，是“国强则民富”还是“民富则国强”，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是倾向于中央和君王，还是倾向于地方和国民。这个“民”不仅仅指贵族，指富豪，还包括普通国人，甚至包括闾左贫贱。
今日咸阳政治格局中的“保守派”和武烈侯公子宝鼎最早通过利益结盟而形成的利益集团完全是两回事。
随着天下形势和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当初的利益集团迅速崩裂，到今天，这个“利益联盟”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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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咸阳的“保守派”势力虽然有着共同的政治理念，但因为对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有着不同的追求，又分为不同的派系。
首先就是以武烈侯公子宝鼎为首的宗室派系。
宗室派系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老嬴家对王国的绝对统治，老嬴家要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占据最大的一块，具体到国策上就是坚持以中央集权为基础的郡国制，宗室封国，郡县和封国并列，既维护了中央集权，又确保了老嬴家对权力和财富的占有。
其次就是以老秦军功贵族为主的本土豪门贵族。
老秦贵族有军功，但以军功获得的权力和财富有个致命缺陷，那就是军功没有传承性。打个比方，王翦的功勋不可能传承给子孙，那么他的子孙只能靠“荫泽”生存，靠王翦遗留下来的权力和财富生活。权力和财富是有限的，假如王翦的子孙不能获得功勋，或者不能通过其他手段获得权力和财富，那么可以预见，最多两三代之后，频阳王氏就没落了。
文化和学术是可以传承的，以文化和学术做为传承的诸子百家，比如法家、纵横家，比如西河、鬼谷学派，比如稷下学宫的学子们，他们一代代都是中土诸侯国的统治精英，像齐国的淳于氏、伏氏就是以文化传承的精英贵族。这样的贵族无论是出身豪门还是寒门，在中土统一之后，可以预见，会代代延续，最终主宰王国。
老秦本土豪门贵族中，以军功和文化同时传承下来的很少，郿城“孟西白”和夏阳司马氏算是其中翘楚了，但他们之所以传承数百年，还是以军功为主，他们的子弟大多还是先在军中建功，然后转到中央和地方任职。
商鞅变法，建“二十等军功爵”和“以吏为师”的制度，正是以大秦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就是以大秦之长弥补大秦之短。大秦的长处就是大秦武力强悍，大秦的短处就是缺乏文化学术导致贤才太少，统治能力不足。“二十等军功爵”制度促使大秦的武力持续增加，而强大的武力和战场上的不断胜利，反过来又促使中土人才不断入秦。这些人才出任大秦官吏，“以吏为师”制度随即很快地促进了大秦的文化学术的发展，而“法治”教育更是因此深入到各级官吏之心，“务实”和“守法”成为大秦人的基本操守。强悍的军队和务实守法的官吏队伍相辅相成，终于让大秦在商鞅变法一百多年后拥有了统一中土的实力。
其他诸侯国之所以变法失败，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中原文化学术的“发达”和由此造成的“人才济济”。人才太多了，文化学术派系太复杂了，这些统治精英们“斗”得太厉害，结果政治倾扎太严重，战争太多，耗尽了诸侯国力，最终便宜了大秦。
大秦因为变法而强大，因为强大而统一，统一之后的中土就是和平世界，和平世界不打仗，不打仗就没有军功，没有军功就无法获得权力和财富，那么贵族们如何传承？如何保证子孙代代都是贵族？
所以他们的目标就是分封功臣。如果分封功臣不行，最起码要世卿世禄，如果世卿世禄也不行，中央和君王非要置他们于死地，那只要鱼死网破了。从这个目标出发，他们和嬴氏宗室有共同的利益，虽然彼此间肯定会有冲突，但合作始终是不二选择。
还有一个派系就是以熊氏和隗氏外戚为主的非本土豪门贵族。
这些豪门贵族都是以血缘为传承的大贵族。熊氏是中土大诸侯楚国的王族血缘，隗氏则是从远古传承下来的诸侯国后裔，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豪门贵族。这些贵族依附于大秦嬴氏王族，与嬴氏通婚联姻，身体里都流淌着嬴氏的血液。虽然他们中的一部分也算是土生土长的大秦人，但过因为血缘关系，他们还是被划分到了大秦国的楚人一系，以区别于在大秦本土传承下来的豪门贵族。
这些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等同于嬴氏宗室，他们也要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占据最大的一块。
熊氏外戚长期掌控大秦朝政，掌控大秦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权，如今他们虽然遭到秦王政和中枢的打击，处境极其艰难，但掌控朝政、主宰大秦，始终是他们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和嬴氏宗室的利益有直接冲突，所以他们和嬴氏宗室虽然结盟合作，但矛盾太大，两者之间只能在斗争中寻求妥协。
隗氏外戚一直依附于楚系，今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成为了大秦朝堂上一支重要力量，一股大势力，但至今他们还无法真正取代熊氏外戚，无法真正掌控楚系，而他们的目标也是掌控朝政，与嬴氏宗室存在着直接冲突。
在目前这种形势下，隗氏选择支持秦王政，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财富，依靠这些权力和财富来不断增强和巩固自己的实力，继而实现控制朝政的最终目标，显然是无比正确的选择。
今天咸阳的“激进派”势力同样复杂。
秦王政和他的内廷只有一个目标，实现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凡反对者，都是敌人。
蒙氏和冯氏是“激进派”中的豪门贵族，但他们不是老秦本土贵族，更不是依靠血缘传承的外戚贵族，他们是依附于君王和嬴氏王族而存在的关东士卿贵族，他们的生存环境较为艰辛，既要忠诚于君王和嬴氏王族，又要妥协于本土老秦贵族和外戚贵族。他们在夹缝中生存，稍有不慎就有灰飞烟灭之祸，所以他们的生存方式就是妥协，在妥协中寻求平衡。
以司马空、李斯、周青臣为代表的寒门贵族是“激进派”势力的中坚力量，这些人围绕在秦王政的身边，大都处于内廷或者中枢的要害位置。三公九卿虽然显赫，但如果未能抓住中枢要害部门的要害位置，必定处处受到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