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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枭雄:阎锡山传-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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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阎锡山在分析形势时说:“我们现在已处于抗日的最前线,陷入日军攻击与八路军包围之中,蒋介石不足畏,毛泽东……倒是个可怕人物。现在的形势是,蒋要抛弃异己,看来是想借日军之手消灭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只抗日第二,防共第一才能立足。”他认为,抗战的前途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他提出了“抗战走上最高峰”和“无条件存在”的口号。就是说,抗战已经到顶了,今后的任务是不择手段地谋求存在,因此,“抗战只是手段,复兴才是目的”。在阎锡山这些论调的操纵下,他手下的军政要员们对牺盟会群起而攻之,各地的地主豪绅还组织代表团,向阎锡山哭诉牺盟会、决死队和各抗日团体的所谓“暴行”。会议决定,取消新军决死队的政治委员制度,文官不得兼任军职。阎锡山还声称,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山西不能不执行。薄一波等针锋相对地与他们进行了斗争,但经请示上级,为了维护抗日大局,决定暂不摊牌。于是,薄一波等人的决死纵队政治委员职务被解除。阎锡山又根据所谓“五统一”的方案,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统一待遇,取消了决死队原有的番号,把新军统一到旧军之中。

秋林会议是阎锡山由联共抗日变为积极反共的转折点。

会后,阎锡山以各种借口,阻止参加会议的牺盟会和决死队领导返回原地,企图用调虎离山计分化瓦解,伺机向他们开刀。同时,就不断派遣大批所谓“联络员”、“视察员”到新军中活动,并把新军的干部抽调到秋林“受训”,进行分化瓦解的“突击”。但这些措施没有取得期望的成效,阎锡山就变本加厉,撕下伪装,公开叫嚣“要破除情面,大刀阔斧地实行突击”,“哪个部队障碍进步,阻挠革命,要不客气地铲除了他”。指示地方政府,对八路军进行经济封锁,“绝不能用咱的粮食供给别人”,恶恨恨地说“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赶走八路军”。同时施展各种手段,向新军发难。如:策动新军中的旧军官发动叛变,杀害军中的政工干部,杀害地方政府中进步人士等。阎的亲信和智囊赵戴文在秋林会议上曾宣称,“霸道不行,就要实行恐怖”,他们对新军的仇恨已经到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地步。1939年10月,在秋林又举行了“民族革命同志临时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三百余人,都由阎锡山亲自指派,称得上是一次核心机密会议,为进行反共做最重要的准备。会议期间,秋林的街头贴出了匿名的漫画。漫画画的是:阎锡山骑着毛驴,席尚谦在前,手拉缰绳,口吹喇叭,吹出的是“反共”二字;杨吉贞跟在后面,腰插板斧,手持手枪,板斧上写着“特务”二字。漫画入木三分地揭露出了阎锡山内心的阴谋,说明即便在他控制森严的亲信队伍中,仍然有抗日爱国的明眼人。

12月,经过充分准备的阴谋终于出笼了。此时,日军兵分三路,向决死2纵队所驻地合围进攻。阎锡山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下令对日军实行所谓“冬季攻势”,命令决死二纵队韩钧、张文昂部向同蒲路霍县至灵石段的日军发起进攻。在他们的背后,部署了晋绥军的两个军作为“总预备队”,而这个“总预备队”的真正任务却是与日军对决死二纵队形成两面夹攻之势,以便在日军未能消灭决死队时,伺机从决死队背后开刀,一举消灭。如果决死二纵队不听从命令,就给他们扣上“叛军”帽子,公开予以歼灭。这算盘也可谓精明而又不露声色。

12月5日,决死二纵队的196旅旅部遭到晋绥军的无端袭击,抗日将士们忍无可忍,被迫实行自卫,并以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的名义,向阎锡山发出电报。电报称:“伯川先生,王(靖国)、陈(长捷)两贼,欺我太甚,我不能不实行自卫,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学生韩钧。”阎锡山接到电报,马上召集高干会议宣布了来电,并以鸡蛋里挑骨头的狡诈口吻说:“我是司令长官,他称我先生;他是我部下,而自称学生。明白表示不相隶属,韩钧反了。”于是,宣布“韩钧叛变”,任命陈长捷为“讨叛”总指挥,率兵向决死队进攻。按这个逻辑,阎锡山称蒋介石为先生,早已经是一个大叛逆。真所谓“莫须有”的罪名。阎锡山急不可耐地向抗日的决死队挥起了屠刀,这就是所谓“十二月政变”。阎锡山出动了47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决死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发起了进攻。接着,事变又扩展到晋西北、晋东南和晋东北,阎锡山向抗日武装全面开战。虽然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但战事发展却与阎锡山的愿望背道而驰。在日军面前节节败退的军队,却向抗日的军队发起进攻,倒行逆施,难得人心。晋西北的战事,以阎锡山的彻底失败告终;晋东北,由于八路军的力量占绝对优势,阎锡山也损失惨重;在晋东南,决死队和抗日民主政权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新军部队在自卫反击中,都采取了顾全大局的克制态度。大敌当前,为了不在内部造成更大混乱,反击的矛头只是指向王靖国、陈长捷等军人,提出“抗日、拥阎、讨逆”的口号,给阎锡山留下回旋余地。在实施作战计划时,也只以击溃顽军为目标,没有采取全歼的方针。

面对阎锡山挑起的摩擦,中共中央以大局为重,认为在民族矛盾仍是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阎与日、蒋的矛盾依然存在,争取阎锡山留在抗日统一战线内,对抗战事业有利,而且也是可能的。因此,对山西以新、旧军冲突面目出现的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事变,还是采取了调解的姿态。阎锡山看到在军事上处境不妙,更危险的是,蒋介石提出新军由国民党中央改编,并派胡宗南的部队东渡黄河占领了晋西,于是赶忙表态同意中共的调解。1940年2月,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的亲笔信来到秋林。毛泽东的信中说:“近来山西境内发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大势所趋,终必和平解决,尤因先生领导提挈至明至慎,必能处理悉当,益臻进步、团结之途,无可疑者。”中共中央表示了赞成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新军仍属晋绥而不受国民党中央政府改编,巩固阎的地位等意见,得到了阎及其高干们的欢迎。周恩来通过八路军驻秋林办事处,也给阎锡山一封亲笔信,劝他坚持抗日,继续走团结抗日的道路。此时已任山西新军总指挥的续范亭也写来亲笔信,在信中诚恳致词,说:“范于西安事变后就站在统一战线立场上。山西是最进步的,所以回到自己的家乡。蒙钧座优遇,待以国士之风。感激之余,故始终以真诚报答,未敢以一言虚伪应付也。……新军是山西之子弟兵,不能离开山西之怀抱,更不能离开钧座之领导。大家正渴望钧座之宽大为怀,接受他们的请求也。共产党对于统一战线认为是长期的,不但抗战需此,建国亦需此。……蒋先生做法始终是清一色、一把抓的作风。这是使全国最害怕的。如甘肃、陕西、四川,本省士大夫阶级几无立足之地,到处特务横行,欺压群众,人民侧目,敢怒不敢言。如此下去,是危险的。现在是特务乱政,将来怕要特务乱国。独裁过甚,利用肖小,自古是危险结局。所以今天主要是开放民主,罢除特务,教育干部,才有正当出路,才可以图存。延安方面始终认为山西是统一战线的支柱,司令长官是对统一战线最努力最热心的。有些人说,到重庆才觉山西进步不少。这是事实。深信钧座于时局逆转风雨飘摇时,始终为国家民族之中流砥柱也。”通过这些努力,和平谈判得以顺利进行。谈判中,萧劲光还表明了中共的原则立场,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大义凛然的坚决态度,令阎锡山感到不安,他表示: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可以接受,可后面的八个字太强硬了,是否可改成“人若犯我,我必自卫”。当萧劲光他们回到陕北,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时,毛泽东坚定地说:一个字也不能改,就是要坚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事变虽然在中共的调解下和平解决了,但阎锡山这次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为着一己的权欲而打的算盘,却真正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预计在一个月之内完全“解决”新军的计划完全落空不说,还给蒋介石向山西派兵创造了机会。中央军趁机进入晋西,并抢占了晋东南的一大块地盘。晋西北则完全脱离了阎的统治,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牺盟会召开了山西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山西新军在八路军的领导下进行整军,并正式加入八路军的作战序列。经过这一番折腾,新军未能被消灭,阎锡山反倒损兵折将,丢失了四分之三的地盘,新军多达33个团的兵力加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从此,阎锡山的实际势力就只能控制晋西一小块地方了。续范亭将军曾经嘲笑他:“阎王定下杀马计,跑了马儿又折兵”。更令阎锡山沮丧的是,这次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倒行逆施,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受到了广大爱国进步人士的谴责和唾弃。许多进步人士和青年纷纷离山西而去,使一度被誉为“模范战区”的阎锡山威信一落千丈,内部也出现了众叛亲离的局面。集团军司令陈长捷等高级军官弃阎投蒋,军队陷入了不稳定状态。

某种意义上说,“十二月事变”给阎锡山的打击与刺激甚于中原大战的失败。他以山西的太上皇自居,认为牺盟会是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不应该反对自己。他气愤地说:“我给了他们地位,给了他们政权,给了他们兵和枪,他们却背叛了我。”对此,赵戴文开导劝慰说:“三十年前,你不也是前清的官员吗?你的兵和枪不也是清政府给的吗?今昔事虽各异,理有相似。”如赵戴文这样的饱学之士和忠诚下属,只用“理有相似”的笼统话给他宽心,却没有认真追究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相似?当时当地,阎锡山已经成了如清政府一样的阻碍历史前进的势力,属下造反当然也就是一种正义和革命行为了。

从1940年起,阎锡山驻扎到吉县西北30公里处的克难坡。这是一道东西长约一公里,南北宽约半公里,三面临沟河,一面通高原的葫芦状山梁,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原是一个有六户人家的小村,名叫南村。阎锡山讲迷信,认为南村与“难存”谐音,为了表示自己坚守阵地,克服困难的决心,将其改名为克难城。一般称为克难坡。经过二年多的修建,这个弹丸之地成了一个窑洞迭立,可容纳二万余人的小山城。移居到克难坡的阎锡山,实际控制的地盘,只有晋西南黄土高原区的七个贫瘠小县,以及晋南和吕梁区的十多个不完整的县,其处境十分困难。正如阎锡山自己所言:可以说是四面压迫,打击我们吃饭穿衣,被人限制我们的交通,使我们一日不得一饱,衣服不能更换。但是,尽管条件如此恶劣,如此艰苦,阎锡山却不忘摆他的架子。因为克难坡是山区,道路坎坷,开始时从西安买进一辆人力车,供他出入乘用。每有出行,副官,秘书,参谋,参事,以及身边的高干们结队随从。人丛中有提暖壶的,有拿坐垫的,有架斗蓬的,还有捶腰、捶腿的,天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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