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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青少年版)-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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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酬周到,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但愤青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哪个血气方刚、黑白两分的人,能够低下身段,与自己痛恨的“软熟和同”之人把臂周旋?

复出之后他说:“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次。”

可以想象“诸老”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小曾吃了亏,现在知道点轻重了”,胡林翼也说他再出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老曾自己也承认:“仪文弥加检点,而真意反逊于前”,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话话都说得要得体,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再进一步是深渊,但是退?后面是个大斜坡,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不知不觉中,一日千里,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

他自己也说,想找条中间道路,可哪有那么容易呢?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今夜醒后,心境不甚恬适,于爱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



这种心态,常被误解。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面厚心黑曾国藩”。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柔弱胜刚强”,但是什么是柔弱,什么是刚强,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劝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势利之世界,以强凌弱之世界”。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强时容易鲁莽、操切,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退缩,像宏杰说的“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变成一个不思进取、明哲保身老官僚,成天求神问卜,不干正事。他晚岁任两江总督,以清静无为为旨,对外自称‘卧治’,人称‘国荃晚任江督,软滑不治事,诚无足称’。”

走上常见的,晚清官场“多磕头,少说话”的路子。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从没走到“真伪不辩”的乡愿上去。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人到中年,虽然磨砺性情,“知自己处处不如人”,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不肯轻议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劝勉子弟也一直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此后必将不肯为矣。”

不过,人到中年,他对“刚”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一去忿欲而存倔强,是为刚,“刚非暴戾之谓,强矫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至刚无刚,至柔不柔”,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至柔可以克万物”。后来他在美国之后,有次去大峡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对韦莲司说,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你错了,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不过,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必须饱含雄奇之力,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写过一句话“寓深雄于静穆之中”。

雄字须有长剑快戟,龙拿虎踞之象,锋芒森森,不可逼视者为正宗,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作一种乡愿字,名为含蓄深厚,举之无举,刺之无刺,终身无入处也。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弱点》,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问“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顾准批评他们:“宋儒说,‘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们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贯通的智慧,这是科学的反面,科学所求的知识正是这物那物的道理,并不妄想那最后的无上智慧。”

晚清困局,十分被动,华洋冲突不断,越是这样的朝廷中,说性理者风头越足,好空谈,好讲华夷之辩,好讲血性,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一被动就激进,一保守就顽固,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他说:“孔门大路,惟有敛心逊志,亦趋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务。”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这种哲学,没有科学作前提,永远以圣言量为标准,而不能出烦琐哲学的范围,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可以说,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

一直到老曾与李鸿章这一代,闭着眼睛过不去了,他们身在一线,战争是真刀实枪,割地是真金白银,切肤之痛,知道靠“圣言”救不了世,李鸿章的一句话,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孔子不会打洋枪”。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详尽“这物那物”的道理。



有了求实一念,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脚踏实地,不激不随。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曾让大家就“用人行政”发表意见,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倭仁大谈“君子小人之辨”,咸丰倒也不糊涂,批了一个“名虽甚善,而实有难行”。

老曾比较实,写得很具体,认为用人之事“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咸丰批“剀切明辩,切中情事”。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小人为分,强调他的标准是“晓事”,也就是明白事理。

“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

他这话说很挺狠,有破瓜之快。

我们做记者的,几年下来,有个变化,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像老曾说的“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暧,即时为小人”。

有这样的立场,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不轻取人,不轻毁人,独立无惧,确乎不拔。

他说:“故群誉群毁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

老曾常被人批评“儒缓”,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优柔寡断”,他也自承“愚”。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是一个“好下断语”的人。由此及彼,是自我修正的结果。虽然愚也有弱点,左思量,右考虑,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但自认“愚”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他看书常常有疑义,写在卷首眉稍,日久甚至成书。加上他带兵治事,他看兵书与历史时,常与现实对应质疑,不拘古人,不泥成法。

加上年事渐长,挺身入局之后,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他曾痛恨“不黑不白”之风气,强分善恶,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明是非”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强分黑白,遇事激扬者,文人轻薄之习也。不察而效之,动辄区分善恶,品第高下,使优者未必加劝,而劣者几无以自处”。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达目的决不止”。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晓事”方式,“一是剖析,二是简要,三是综核”。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

这就是他“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推理线索,事物的认识越细密,拆解得越精微,精确就是除邪,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在同质的体系中,一旦遇到障碍,会迅速提出问题,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他在义理、考据、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又加上了“经济”一门,“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

可以看到,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扎硬寨,打死仗,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开始松绑挣脱,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气,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但也是少年成名,雄心很大,这样的心志,往往难以耐住琐屑,做事不能精细如发。

他转学朱子,“立乎大者,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

对朱子,胡适有过一个评价,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他说的改邪归正,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转向“宁详勿略,宁近勿远,宁下勿高,宁拙勿巧”的世俗学问。

这就是胡说的“有绝顶聪明而肯做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

老曾对“笨”字有种言若有憾,实则喜之的看法,“吾辈读书人,大约失之笨拙,即当自安于拙,而以勤补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卖智,而所误更甚”。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说天下事,无论什么,要做成样子,必须有两样,一是规模,一是精熟,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上学后天天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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