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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縯毕竟是智勇双全的帝王之才，他客观分析了眼前的复杂形势，说大家起兵的目的就是消灭新莽政权，目前王莽未除，群雄割据，不少地方都要拥立刘氏宗室，将来势必自相残杀，反而失去民心。因此，他建议暂缓确定皇帝候选人。
他说：“各位将军想尊立宗室，对刘氏后裔来说，实在是大恩大德。但从我愚笨的想法看，不敢赞同。现在我们的朋友赤眉军活跃在青州、徐州一带，已有数十万（应为十数万）人，听说我们拥立宗室，他们恐怕也要立一个刘姓皇族，那样的话，必然引起我们内斗。王莽还没有消灭，自己人先打起来，这只能让天下人起疑心而削弱我们自己的权威。这不是灭莽之计。况且凡是刚用兵就打出帝王旗号，很少有如愿的，比如陈胜、项籍就是这样。我们从舂陵打到宛城，也不过三百里的地盘，根本不能算什么了不起的功业。条件不成熟就仓促称帝，必然会成为天下各路豪杰集中攻击的目标，给人可乘之机，并不是上策。现在不如暂且称王用来号令大家，如果赤眉军所尊立的领袖贤明，我们就相率而往服从他的领导；如果他们不立，我们消灭王莽、收降赤眉，然后再举尊号也并不算晚。请各位仔细想想。”
平心而论，刘縯的这番话，讲得很有水平，也是很有道理的。
他完全站在联军顺应社会潮流、更好地建功立业的高度，既分析了形势，阐述了社会发展规律，又结合实际说明了暂缓称帝的理由。
我们无法详细推测刘縯当时的内心世界。如果这番话是他的真实想法，那就充分表现了他的非凡谋略和坦荡襟怀。
当然，如果这番话是他为了自己将来当皇帝采取的缓兵之计，那也无可厚非。
大家想想看，刘縯起事之初就自称“柱天都部”，几天前包围宛城时又自称“柱天大将军”，他的“复兴汉室”大业，难道不包括自己要当皇帝的内容吗？
问题是，他就是想当皇帝，也不为过分。
在这样的形势下，很多人都想灭王（莽）称王，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条件，刘縯就是公开站出来竞争皇帝职位，也是冠冕堂皇的。
所以，听了刘縯的一番话，不少将领都认为有道理，当时就表示赞同。
正在这时候，狂徒张卬出场了。
他本来是追随王常的下江兵首领之一，联军合兵时就被王匡、王凤拉拢过去了，向来恃勇好强、桀骜不驯，在这场立帝的阴谋中，唱的是白脸。眼看阴谋耍不下去了，张卬站出来，拔剑击地，声色倶厉地大声说：
“三心二意，不能成大事！今天说好的立刘玄为帝，就这么定了！”
面对会场上人众我寡的局面，刘縯十分冷静：大业刚举，不能毁于自相残杀。再说，现在联军来之不易的团结，是很多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他选择了顾全大局和沉默。
在场的大多数都不是政治家，也不见得有多么强的议事决策能力。对他们而言，立一个姓刘的当皇帝只是一个号召，一个旗子，立谁都无所谓，反正合适就跟他干，不合适就散伙。
一见张卬气势汹汹的样子，刘縯没有爆发，大家谁也没敢再提出疑义。
联军拥立刘玄为皇帝的事儿，就这么一“剑”定音了。
王匡等人迅速筹办刘玄的登基大典。
其实这个登基仪式也没有什么可以筹办的，一来物资条件差，正在行军打仗，联军需要什么东西都要靠去抢；二来没有个像样的窝儿，从舂陵一路打杀过来，遇到的小县城小集镇都被打烂了，再说也不能为了举办个活动拉着队伍走回头路，宛城还没有打下来，那就只好在育水之畔的沙滩上找个地方，扒扒土，平平地凑合一下了；三也是最重要的，王匡等人怕刘縯反悔，夜长梦多，要赶时间。
大家只要看看登基典礼所选的日子就会明白，筹办这个活动比普通农家筹办红白喜事儿还要仓促：当年（公元23年）2月1日，也就是联军取得育阳大捷、包围宛城后没有几天。
在两汉之间的农民起义联军中，刘縯被刘玄取代这一历史现象，成为“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贤愚错位效应”最好的例子。
这个“劣币驱逐良币效应”，最初是由16世纪英国造币局长（有称财政大臣）格雷欣提出的，所以也叫做“格雷欣效应”。
据说当年，老格用专业的眼光发现，在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活动中，消费者往往保留成色好（贵金属含量高）的货币，而把成色差（贵金属含量低）的货币投入流通，导致实际价值高的“良币”退出市场，而实际价值低的“劣币”则充斥市场。
这种现象不仅在铸币流通时代存在，在纸币流通时代也普遍存在。
比如，人们总喜欢把污染、破损或者不便存放的纸币花出去，需要存放现金也是存放整洁的。这样导致市场上有脏污的纸币像击鼓传花一样在人们手里传来传去，而很整洁的纸币人们则较少看到。结果，用手摸钱成了一件很不卫生的事儿。
这种现象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大量存在，所以，“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理论有着普遍意义。
再比如，在排队等候公共汽车的时候，那些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排队的人往往要等很长时间，过来了几趟车也挤上不去。而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则扒开众人，捷足先登，能够抢得时间，抢得座位。
后来，遵守秩序排队上车的人越来越少，每有车来，人们蜂拥而上，搞得乘车就像打仗，让人苦不堪言。
包括官场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社会环境中，在干部人事问题上，这种良劣错位、贤愚错位的现象更是十分普遍。
比如，在缺少健康的选人用人机制的地方和“吃大锅饭”的单位，人的升迁、待遇与个人的德才、业绩无关，一些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人要么另谋高就，要么没有舞台，说不定还饱受排挤，而一些平庸之辈乃至不良之徒则把持权力，左右局面。
因为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前者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提高自己、干好工作上，不愿意也没有时间搞歪门邪道；而后者为了升迁和待遇，加之也不会干工作，必然用主要精力来琢磨人、搞阴谋诡计。
结果，这个地方和单位的工作一塌糊涂，局部危机乃至社会危机由此酝酿。
现在，“良币”刘縯被“劣币”刘玄驱逐，这绝不仅仅是刘縯的个人悲剧。
刘秀也是“良币”。为了避免被“驱逐”，至少从现在开始，刘秀提高了对“劣币”们的警惕。
沐猴而冠——搞笑的更始皇帝登基大典
公元23年2月1日，春天还没有到来。
在育水边的一处沙滩上，新土筑起的坛台被装点得花花绿绿，联军召开大会，举行刘玄登基典礼。
这是一个多少有点儿搞笑的新皇帝登基大典。
在这以前和以后，当然是谁坐一哥大位都要搞个仪式。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当一哥的这几百个人中，除了武媚娘，大伙儿都是爷们儿。虽然大家年龄有大有小，水平能力有高有低，条件有好有差，混到这一步的原因各不相同，搞个仪式还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这些仪式多是奢华的，而且基本上都是室内活动或者广场活动。
像刘玄这样在河边上堆个土堆就宣布当皇帝的比较少，实在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当。不过我们也要说清楚，愿意不愿意、能不能、什么时候来当皇帝，这连刘玄本人也做不了主。
因为，他不过是个玩偶。
“劣币”刘玄在土堆上面南而立，战战兢兢地接受面前一群赳赳武夫的朝拜。
他向来懦弱无能，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明知道这些人并不是真心拥护自己，而且为了争权还差点儿动刀子，心里不由得直打鼓。他也知道自己的斤两，知道自己虽然有时候能耍个小聪明，但要是单挑，下面的人自己谁也斗不过。
只是，不知道他心里是否清楚，王匡等人看中的就是他上面的这些斤两。
这时，大家山呼万岁，跪拜叩首。
刘玄这时候的表现不仅不像个皇帝，甚至不像个普通爷们儿。
他知道自己无功受禄，又不知道自己能干多久，心中有愧，也有鬼，连吓带憋，汗流满面，举起双手，又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
史书都是这样记载他的窘相的：“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
根据事先拟定的主持词，刘玄宣布大赦天下，建元“更始”。
由于刘玄原来在联军中的职务是更始将军，所以设年号为“更始”，人们称他为“更始皇帝”。
他宣布大赦天下当然纯属吹牛，因为，天下还不是他们的，联军从舂陵打过来不过行军数百里，连宛城还没有攻下，连一个南阳郡都还没有控制住。
甚至，他们连个办公地点都没有。
王匡、刘玄之辈还是没有文化啊，竟不知中国疆土之辽阔，岂能为肉眼所穷尽！
更始王朝一开业，自然要先任命一批干部。刘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为大司马，刘縯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
其他的联军首领多被任命为将军。
必须指出的是，在更始王朝的这首次干部任命中，李通兄弟是大赢家，而对刘縯、刘秀兄弟及近亲好友显然不公。
政治即人事，只要对这个干部名单稍加分析，就可以对联军和更始王朝军政权的头头们及其之间的微妙关系有进一步的了解。
李通兄弟三人均成为更始重臣：他本人为柱国大将军、辅汉侯，李轶为舞阴王，三弟李松为丞相。
老李家一门富贵，从更始王朝开业时开始。
为什么这哥仨儿能这么红，原因稍后再说。
再看刘秀兄弟这边。
他们的叔父刘良完全是个摆设。因为从来没有“国三老”这个职务，这里因人设岗也纯属安慰。乡下村里倒有“三老”的头衔，相当于今天的村委会委员或者村民组长。让刘良任此职，也就是玩着吧。
刘縯所领的其实也是个虚职。大司徒名义上仅次于上公，其主要职责是掌管对民众教化的。这时正是战争状态，打仗就是打群架，全凭拳头和刀枪说话。对当这个官儿的人来说，有他不多，没他也不少。
刘縯本是怀有经天纬地之志的帝王之才，不久前还在指挥联军屡战屡胜，这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刘秀这时候的职务是太常、偏将军。
太常是掌管礼仪祭祀的，偏将军也就是军中的副将，跑腿、打杂、干重活儿的。在世道混乱不堪、干什么都靠拳头说话的年头，让谁掌管礼仪祭祀就等于让他在一边凉快。
刘秀的二姐夫邓晨破家无悔，追随刘秀兄弟起义，由于他对刘秀兄弟太忠诚，就任命他为偏将军。
刘秀未婚妻阴丽华的大哥阴识放下在京城太学的学业，率亲朋好友一千多人投奔刘秀兄弟，目前在刘縯手下当校尉，由于他过于能征惯战，也任命为偏将军。
刘秀的娘舅樊宏品德太好，威信太高，又文武兼备，刘玄也想任命他为偏将军，反正军中多个副将其实就是多个跑腿的、干活的。
哪知樊宏一见更始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竟然如此、官场险恶竟然如此，就不想跟这些人玩，连忙叩头辞谢：“草民不过一介书生，对军事一窍不通，请陛下收回成命。”情愿回归乡里。
樊宏回到老家湖阳，把乡亲们组织起来聚集在一起居住，生产，修营垒，挖壕堑，保护大家免受兵荒的骚扰。
在那个浑蛋的年代，他显示了独特的骨格和风度。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