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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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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袁氏入京以前,众情惶惑,主张纷歧,政府已不复能加以统御。民政部尚书某,因有杀城内汉人之语,复招旗籍巡警二千人,将陆续以代巡警之汉籍者。人心益恐,几酿巨变。众以赵秉钧手创北京警察,须其来以弭此祸,密言于徐世昌及庆王,召秉钧于彰德,令任民政大臣,并先日由徐备火车星夜专开北上。秉钧至,即日遣散旗警,人心始安。
宣布共和,实隆裕所独断。自项城入京后,隆裕即主以大权授之,一切由项城逐日入宫,面取进止。自项城遇险,遂不入朝,由赵秉钧、梁士诒二人代之。唐绍仪电陈情事,亦均由二人面奏。厥后磋议优待条件,字斟句酌,隆裕意旨甚多。犹记关于禁卫军事,唐电云:民军主张禁卫军归民国陆军部编制,赵、梁据以请旨,并述并非解散该军。隆裕云:既云归民国陆军部编制,则如何编制,将来系陆军部之自由,岂能担保不解散。赵、梁无以答,退朝后甚为焦灼。余云:明晨上奏,不妨主张加“额数俸饷仍其旧”八字,表示为一种保证;且可令士官兵卒,一律安心,谅民军亦无不允。二人次晨试以上奏,果承俞允,遂据以复民军,此条遂告成立。时禁卫军共四旅,均驻西郊,颇有不稳之谣;且此条不成立,其他无从议及,故隆裕之决断,颇关重要也。又宗室亲贵反对宣布共和者甚多,隆裕均严拒之,或婉止之。十二月廿三、廿四日单独请起(即请见也)者有多人,隆裕或见而告谕之,或竟不见。廿五日晨犹有数人拟面阻上谕之发布,隆裕告内阁全体云:“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遂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逮各人入阻,已无及矣。足见隆裕之有决断,实非寻常,宜乎逝世时全国哀悼之盛也。
武昌变起,盛宣怀去职,杨士琦继之,命余以承政厅厅长兼任铁路总局长(即各路督办),余辞焉。李侍郎经芳笑曰,近日各地纷纷言先复,你亦可以光复。盖指盛曾撤余铁路总局之职也。杨未几同唐南下议和,旋且辞职。梁士诒继,以昕夕参与机务,从未到署,副大臣李经迈不就,阮忠枢亦不到部,丞参星散,余以承政厅长遂总理全部之事。夕则至内阁官舍(即马大人胡同外务部建备招待德太子者,后遂为外部衙门)助理一切。惟时项城北洋旧幕多不在旁,余以素无渊源之人,承乏其间,且从不识政界之若干把戏,惟欲弼成革命之局,故劳怨均所不辞。时民军中多宿好,始以余留滞北京,颇怪余不肯帮忙,嗣知在北多所运用,乃止余勿南,且以保全交通事业之责相属焉。十二月初,南北意见已相接近,乃在京满蒙王公忽生异议,故优待条件内复加入关于王公封爵各条;但仍未熨贴。复经多人疏解,始克就范。时外蒙王公驻京颇视土尔扈特王帕勒塔之意见为从违,余乃介梅颉云向其说合焉。
北京其时有报纸数家,但无一与革命表同情者,余欲逐渐转移大众心理,乃于十月中办一《光华报》,初不表示意向,至十一月乃渐露头角,众皆侧目。然视南方各报,实温和多矣。其时宗社党有谋炸报馆杀馆员者,幸未实现。民元初,报即停版。
新春兵变之夕,余在马大人胡同内阁官舍,同数人方晚膳,忽闻枪声劈拍,起于所坐窗外,始以为新年爆竹,乃空中人声鼎沸,旋而红光烛天,知必有变,因同出天井,则卫兵秩序纷乱,出入杂沓,项城神色颇慌,屡由电话问西城情形。盖其时本有禁卫军欲入城为变之谣也。乃电话旋断,电灯亦灭,众益无措,项城乃与余等避入地窖。旋命将某处解来之饷,赏与卫队每人数千元。时探报迭至,已知是兵变抢劫,项城色定,言“他们如此胡闹,拿我的家伙来——等我去打他们!”扰攘许多,天已微明,即接汪精卫等人由六国饭店送来致唐少川一信,余知必重要,乃陈项城拆视,知欢迎团(即欢迎总统南下就职者)如蔡孑民、魏注东诸君,皆已逃至六国饭店,且衣履均不备,余尚多失踪,希望赶紧访寻云云。项城因命余速往晤汪,并为筹购物品,余因步往京汉铁路局,取得四千元,费许多事,觅得人力车,坐至东交民巷东口(因北口已严守不能入),为守口外兵所拒。幸身有官衔片,出示之,始放行,但仍拒车入。余身只有一十元钞票,即以与之。复步至六国饭店晤汪及同人,则状甚狼狈,余因出资付。待至将十二时,始陆续知各人下落,遂召开会议,决电南京,主项城改在北京就职焉。逊位之诏,张金坡(锡銮)早令人拟一稿,同人嫌其冗长,交与余修正。余以为时尚早,密藏衣袋中(时重要文件不敢置家中,故多在衣袋。有一次夜间收到解款数十万汇单,亦置衣袋中,不敢告一人也)。至十二月二十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季直、赵竹君二公所拟),遂由某君修改定稿。此稿末句“岂不懿欤”四字,闻系某太史手笔,余甚佩之。盖舍此四字,无可收煞也。
逊位之将定也,深虑者恐届时有元后掷玺之事,因议不如先仿英内阁设掌玺大臣之制,以徐东海为太保,令司盖玺之职。徐之为太保实以此。其后逊位之诏,亦相沿由徐手盖御玺焉。
张先培等之炸袁也,第一弹毙其顶马,第二弹未中,第三弹毙其驾车之马,又一弹毙其从骑。其间恰未中袁之座位,亦异事也。余方经东长安街以往马大人胡同,亲见炸毙之人马。掷弹者旋即被捕。良弼被炸之夕,晚七时许,袁召之往,令往劝肃王不可坚持反对。良应命往肃府,归家遂被害。余时在马大人胡同,亲见良由客厅出门,次晨阅报始知其事。
清廷觉袁有异志,乃封侯以慰之,袁不受,其辞表乃吴廷燮所拟。
溥仪的回忆录(摘录)
我糊里糊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门遇险的事故,再不进宫了。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满族统帅根本指挥不动抵抗民军的北洋各镇新军,摄政王再也没办法,只有接受奕劻这一伙人的推荐,起用了袁世凯。待价而沽的袁世凯,有徐世昌这位身居内阁协办大臣的心腹之交供给情报,摸透了北京的行情,对于北京的起用推辞再三,一直到被授以内阁总理大臣和统制全部兵权的钦差大臣,军政大权全已在握的时候,他才在彰德“遥领圣旨”,下令北洋军向民军进攻。夺回了汉阳后,即按兵不动,动身进京,受隆裕太后和摄政王的召见。这时候的袁世凯和从前的袁世凯不同了,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这就是洋人方面对他也发生了兴趣,而革命军方面也有了他的朋友。北洋军攻下汉阳之后,英国公使朱尔典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告诉他:英国对袁“已经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袁到北京不久,英国驻武昌的总领事就奉朱尔典之命出面调停民军和清军的战事。袁世凯的革命党方面的朋友,主要的是谋刺摄政王不遂的汪精卫。汪精卫被捕之后,受到肃亲王善耆的很好的招待。我父亲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以安反侧之心”,其实并非如此。我有亲戚后来告诉过我,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通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耆,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武昌事起,汪精卫得到释放,他立刻抓住机会和善耆之流的亲贵交朋友。袁世凯到北京,两人一拍即合。汪精卫也很快与袁公子克定变成了好朋友,从而变成了袁的谋士,同时也变成了袁世凯和民军方面某些人物中间的桥梁。民军方面的消息,经此源源地传到袁世凯这边,立宪派人物也逐渐对他表示好感。袁世凯有了很多新朋友,加上国内外和朝廷内外的那一伙旧朋友,就成了对各方面情况最清楚而且是个左右逢源的人物。袁世凯回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退归藩邸。接着,以接济军用为名挤出了隆裕的内帑,同时逼着亲贵们输财赡军。亲贵感到了切肤的疼痛,皇室的财力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财三权全到了袁世凯的手里。接着,袁授意驻俄公使陆徵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皇帝退位,同时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别无出路。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前面提到的与袁会面的那天,即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此明白了太后为什么后来还哭个不停。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隆裕太后完全给吓昏了,连忙召集御前会议,把宗室亲贵叫来拿主意。王公们听到了密奏的内容和袁世凯的危言,首先感到震动的倒不是法兰西的故事,而是袁世凯急转直下的变化。本来在民、清两军的议和谈判中,袁世凯一直反对实行共和,坚决主张君主立宪。他曾在致梁鼎芬的一封信中,表示了自己对清室的耿耿忠心,说“决不辜负孤儿寡妇(指我和太后)”,在他刚到北京不久,发布准许百姓自由剪辫的上谕的那天,在散朝外出路上,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笑着问道:“大哥,您对这个打算怎么办?”他还肃然回答:“大哥您放心,我还很爱惜他,总要设法保全它!”因此一些对袁世凯表示不信任的人很为高兴,说“袁宫保决不会当曹操!”民清双方的谈判,达成了把国体问题交临时国会表决的原则协议,国会的成员、时间和地点问题,则因清方的坚持而未决。正争执中,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第二天,袁世凯忽然撤去唐绍仪代表的资格,改由他自己直接和民军代表用电报交涉。国体问题还未解决,忽然出现了袁内阁要求清帝退位的问题,自然使皇室大为震骇。
原来袁世凯这时有了洋人的支持,在民军方面的朋友也多到可以左右民军行动的程度。那些由原先的立宪党人变成的革命党人,已经明白袁世凯是他们的希望;这种希望后来又传染给某些天真的共和主义者。因此在民军方面做出了这个决议:只要袁赞成共和,共和很快就可以成功;只要袁肯干,可以请袁做第一任大总统。这正符合了袁的理想,何况引退的摄政王周围,还有一个始终敌对的势力,无论他打胜了革命党还是败给革命党,这个势力都不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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