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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亨此时也不大愿意讨论这件事情，毕竟他所能够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你们范氏投资集团为什么没有涉足小灵通业务呢？听说这一块儿的利润也不小。”
范无病摇头否认道，“小灵通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产物，而且先天不足。我们范氏投资集团还是以手机研发生产为主的，而且现在主要部件的价格已经下降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水平，我们的利润是非常丰厚的，每年数百亿收入的规模，已经很令人满意了。”
自从范氏投资集团的手机研发部门获得了底层新品的研发技术能力之后，范氏的手机成本就大大地降低了，目前单部普通手机的造价已经降低到了两百块钱以下，但是售价却在千元以上，可以说是绝对的暴利，尤其是中高端产品的价格优势也体现出来，比较适合中国人的审美观念的高档手机的销量非常好，利润更是大的惊人。
“其实赚钱赚钱，就是要赚那些有钱人的钱，我们给富人定制手机的业务一经推出之后，造价高达上百万美元的手机可以说是供不应求，每年在这方面的销售收入，就超过了几十亿美元。”范无病想到这里，不由得有些感慨地向父亲范亨说道，“以最先进的芯片，加上最精湛的手工艺水平，再加上价值不菲的材料，我们所打造出来的极品手机系列，与其说是商品，还不如说是市场化的艺术品，这样的产品自然深受国内外富裕阶层的欢迎。”
“有钱人是越来越多了啊——”范亨听了之后，忍不住叹道。
“应该说是两极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了——”范无病回答道，“无论是从国外来看，还是从国内来看，现在两极分化的现象都加剧了，身家超过百亿美元的富豪数量在不断增加，而国内对于国有资产进行侵吞的现象也在不断地增加，这是一个血腥造富的时代，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无数的新生贵族阶层每天都在诞生。”
“你这话，在家说说就行了——”范亨皱着眉头说道。
事实上范亨自己也觉得有些郁闷，不错，这几年的时间里，国家的财富确实是增加了很多，而且国民的生活水平，也确实提高了不少，但是从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来看，就有些问题了，国企改革的问题也是困难重重，虽然很多企业已经完成了改制，但是职工往往是作为被牺牲的对象被下岗，以极低的成本，领导层们控制了企业，成为了新生的大股东，而职工们则无一例外地成了打工者。
范亨并不认为这样的改革就是自己理想当中的改革，而现在看来的结果，更像是一场圈地运动时期的资源掠夺，只不过这一次是以改革的名义进行的。
很多人，在短短的时间内，通过法律上确认的过程，空手套白狼，立刻就拥有了天文数字一般的惊人财富，而有更多的人，则是在这个看似公正的过程中，变得一文不名，甚至失去了生活的来源，被迫推向社会，自行解决生活问题。
这样的巨大的反差，即便是范亨这样天天接触国企改革的高层，也会感到忧心忡忡。
但是他也无力改变这一切，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利益团体，这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甚至一个团体都无法改编的。
即便是范无病能够掌控如此多的企业，如此多的资金，如此多的资产，但是他也仅仅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有钱人而已，若要谈到正面对抗这个利益团体，那无异于螳臂当车。
在纯粹的利益纠纷面前，任何的大义、道德、廉耻和法律，都是扯淡。
面对这一切，即便是范无病和范亨，这样站在财富和权势的最高层，又保留了良心的人物，也只能像用着小灵通的那些人一样，喊一句歪歪草吧！
第九百六十一章 恨得要死
蒋略在答应了范无病彻查童玉山办公电脑被人利用来发帖攻击关路平事件之后，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得到了详细的资料，并且对这些资料进行了筛选分析，总算是将头绪给理清楚了。
这一次的事情，还是出自于上海帮之手，出手的人也是童玉山所熟悉的，与他同为市委常委的一名叫作李晋川的领导，只不过这人刚刚来到上海任职，以前是在东海省分管政法工作的。
“要不要深入调查一下？”手下向蒋略汇报的时候，问了一句道。
蒋略考虑了一下，摇头说道，“到此为止吧，把资料给范总发过去就可以了。这种事情，我们没有什么必要掺和进去，省得惹来一身的麻烦。”
蒋略心道范无病无所顾忌，我们可是等闲招惹不起这些麻烦，万一再牵引出什么大鱼来，就是闹到了政治局去，也解决不了问题的，何必让自己卷进里面去呢？
范无病倒是没有想到蒋略跟他耍了耍小心眼儿，置身于事外了，当他接到蒋略发过来的情报资料的时候，正在京城参加吉利的新车发布会。
就在这个火热的夏天，李书福这个草根型的企业家意外地拿到了第一张民营企业造车许可证（范无病的那个其实不能算是纯粹的民营企业，他的车企的身份太过复杂，不提也罢）。
今年六月，国家经贸委发布了第五批《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一款名为“吉利JL6360”的陌生车型榜上有名。
在国内的汽车史上，这算是一件破天荒的事件，因为吉利的出现意味着民营资本造汽车第一次得到了政府的正式首肯，这件事情也被解读成中国加入WTO的重大产业开放政策。
不过，这一天距离跨国资本被允许进入中国汽车业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二年了。
范无病对于造出了吉利车的李书福，还是深表敬意的，这位民营老板不过三十七岁，他在造汽车的时候，可以说条件都不成熟，只有一亿元左右的自有资金，没有任何汽车业的经验和积累，也没有得到任何的政府支持，但就是这么一个门外莽汉最终撬开了死死关闭着的铁门。
大概是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吉利在新车发布会的时候，特意邀请了很多知名人士参加，也循例给范无病发去了邀请，只是他本人也没有想到范无病居然真的来了。
范无病的出现还是让众人引起了骚动，李书福特意跑出来迎接他。
范无病对吉利新车上市表示了祝贺，并且送上了自己的礼物，李书福对此表示非常感谢，同时也有些感慨。
高中毕业的李书福是一个血液里流淌着豪赌基因的人，他对范无病说道，“小时候我赌过钱，比方说赢了一块钱，全放下，变四块了，全放下，变八块了，再全放下，变十六块。有些人赢了一块钱，就收回五毛，他赢的钱明显比我少得多。但我这种弄法，可能最后一次全没有了，一分也不剩。”
就如同他自己描述的，后来的二十多年里，李书福每次都把他赚的钱全放下，赌到一个行业里。
最初他靠给别人拍照赚了点儿钱，一年后就去开了一家照相馆，再多赚了点钱，一年后就去办了一个冰箱配件厂，又赚到钱了，两年后他索性办起了一家名叫北极花的冰箱厂。
冰箱厂竟然还是很赚钱，他很快成了当地有名的千万富翁。
可就在这时，发生了八十年代末的宏观调控，政治气氛空前紧张，私营经济遭遇寒流，一些业主纷纷把工厂上缴给了集体。李书福一紧张，也把车间、库存、土地连同工厂的存折都交了出去，他带了上千万元的现金跑到深圳大学去进修了。
躲过了一阵风头后，李书福又回到台州继续搞活计。
一九九三年，他决心要造摩托车。
当时沿海农村已经富裕起来，摩托车不仅成为年轻人追逐时髦的标志，还是货物短途运输最好的工具。虽然李书福一点也没有做摩托车的经验，不过，他天生就是绕开红灯走的天才。没有技术，就四处挖人，没有图纸，就拆了别人的车子依葫芦画瓢。
最要紧的是没有许可证，他跑到北京机械部的摩托车管理处，问人家说他们想生产摩托车，是不是这里批的？
被问的官员反问他，知道国家产业政策不？
李书福回答说报纸上登过。
官员顿时就笑了，说看见了不就行了嘛，你还来干什么呢？
不过这事儿还是没有难住李书福，他很快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国有摩托车厂，花钱买了一张许可证，正好当时台湾的光阳公司刚刚生产出一款踏板式摩托车，很受女性骑士的欢迎，李书福当即把它引了进来，成了大陆第一家生产该款摩托车的厂家。
吉利摩托车的成功，让李书福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
一九九七年的时候，大概是收到了香港回归的刺激，他突发奇想，宣布要造汽车。
当时中国的汽车产业可用八个字来形容，“暴利可期，布局已成”。
宏观来看，亚洲金融风暴后，中央政府试图启动内需市场，汽车与房地产成了新的消费热点，家用轿车的拥有量连年翻番。众多专家纷纷预言，中国的家用轿车时代已经到来了。与此相关的是，汽车行业的暴利现象已昭然若揭。
有人将中国与美国的轿车价格进行比较，同等性能的大众甲壳虫，中国的售价是美国的三倍多，别克的售价比是两倍多，丰田花冠的售价比是三倍。让人吃惊的暴利，无疑意味着汽车行业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
就产业现状来看，却是一派让人莫名感慨的景象，在一九七八年国门洞开之时，跨国汽车公司就被获准涉足中国汽车制造业，德国大众，美国通用，法国标致，日本丰田、三菱及日产等纷纷选点设厂，中国民族汽车产业原有的红旗牌及上海牌相继被巧妙地消灭。
曾经有人用百病缠身来形容国内的汽车工业：投资分散，开发能力差，生产成本高，销售服务体系近乎原始。因此有人断言，如果汽车业不能通过巨额资金的筹集来完成结构调整和重组，全军覆没绝非危言耸听。在这种大环境中，李书福贸然闯入，自是无人喝彩。
“当时我手里有一亿的样子，因为太少，所以就对外人号称五亿。”李书福对范无病笑着说道，“可是，即便是五亿，在汽车业界听来也是很可笑的。”
范无病点了点头，心道我当时搞汽车投入了多少钱啊？估计现在算起来都算不清了。
据李书福说，与他同省的另一个著名民营企业家，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当时也有造车梦想，他在汽车配件业已浸淫三十年，一直渴望打通产业环节，造出中国轿车。当他听说名不见经传的李书福要造汽车时，也是大吃一惊，然后很老实地说，造车一要政府许可支持，二要上百亿元的资金，万向集团还没有准备好。
“我也没有准备好，不过，我觉得造汽车很容易。”李书福轻描淡写地说，“有一次人家采访我，我就说，汽车不就是摩托车再加两个轮子吗？事实上，我也正是用造摩托车的方式来造汽车。跟以往一样，先选中一个仿制的对象，设计师是厂里几个手艺高超的钣金工，第一批轿车是用手工一榔头一榔头地敲打出来的，它的正式图纸在投入批量生产的几年后才被专业人员补齐。”
民营企业造车最大的障碍还是政府许可，李书福依然寻求变通。
让范无病觉得好笑的是，他的汽车许可证来自四川德阳的一家监狱，该监狱下属有一家汽车厂，李书福注资取得了百分之七十的股权，然后取了一个跟全球最大飞机制造商美国波音完全类似的厂名，叫作四川波音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厂名叫波音，车型像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