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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狗跳？朝廷莫非钱多了没处花？石子明一向谨慎，不料倒成了王介甫第二。”
冯京苦笑着摇了摇头，道：“相公此言太过，石子明此事虽然失算，好在为人不固执。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且我看其中也并非一无是处。譬如移民，未尝不是好事，北方盗贼不断，朝廷岂不知原因？然无可奈何尔。移民便是良方。只是性急不得，还要慢慢来，若五年之期，改成十五年，先遣人分赴南北，将要移民的地方与要移民的人都算清楚了，第一年竟只移民一万户，且这些人必是北方无业之民，或为乞丐，或为招安之盗贼。如此缓缓图之，朝廷付出有限，而长远来看，确有大利。且湖广之利，未必全在于移民，应于北方征募老农，前往湖广为农师，劝农教农，如此持之以恒，二十年后，必收全功。”
文彦博却毫不客气的反问道：“当世说得轻巧，为政者十五年坚持不懈，图二十年后之利，又岂是容易之事？石越年轻，急于求成，既是孟浪，然亦是本朝风气使然。依我说，朝廷能安静劝农，少收两税，便是上策。”
“诚然。石子明其实亦并非不知缓缓图谋之理，他道路修建之法，便是长达百年，却不知为何，移民之事，便要急于求成，非要五年之内见功。”冯京又想了想，终是不能明白，只得无奈地摇摇头。
文彦博冷笑道：“百年之规划，真是痴人。一朝天子一朝臣，谁能管得住二十年之后事？全篇奏折，最愚不可及者，便是道路修建，朝廷有此数亿贯，早已北伐燕云。此时辽国内乱，本是大好机会，朝廷不敢动手，还不是缺钱？本来石子明建议皇上整编禁军，训练将校士卒，老夫亦觉得他知世务，远胜王介甫。若从此事来看，未免让人失望。”
冯京知道文彦博对石越素来观感一般，虽然皇帝给两家订下亲事，但是文彦博三朝元老，说话之间，也未必会给谁留面子。当下不再讨论这个话题，只笑道：“此事竟不知何人泄密？想来惹怒龙颜者，或是此事。”
“管他谁人泄密，到头来还是报纸泄密。”文彦博对于报纸，始终没什么好印象。
但即便是文彦博如此不屑一顾的计划，也并非没有支持者。次日，《汴京新闻》便针对《苏石奏折》刊登了一系列的评论，其中既有白水潭博物系学生的支持，也有士林的担忧与怀疑。而随着当天开封府正式以泄密罪提审唐垧等一干编辑，从侧面证明了《苏石奏折》之真实性后，关于此事的讨论，立刻变成众所关注的焦点。支持者与反对者纷纷在《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与指责。与此同时，商人与百姓们谨慎的评估着移民与修路的可能性，厢军与其家属有些则担忧着是否会遭到裁汰的命运，有些却期盼着被淘汰……朝中的大臣更是纷纷上书，未雨绸缪地劝告皇帝不要推行这个计划。而最让人担心的则是北方百姓和湖广四路汉蕃居民听到传言后可能产生的惊慌与不安——这些地方的百姓在不久之后听到的“新闻”，必然大大走样。
所以，石越此时已经明白，短期内，自己这个计划已经彻底夭折！尽管他从未指望这个计划会获得通过，但这样的方式夭折，却也并非他所愿——这份奏折留给清议的，绝不会是一个好印象。要命的是，这时候京城里正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举子。
果然，到了九月十五日，民间对此事的关注几乎已经超过了省试与辽国内战，众多在京参加省试的举子议论纷纷，有传言说他们准备云集白水潭辩论此事。终于，到了九月十六日，宋廷再也无法坐视了，为了安抚已经动摇和将要动摇的军心民心，在石越的请求下，皇帝亲自拟写了《安民诏》，向天下臣民宣布，《苏石奏折》所叙内容只是朝廷的一种讨论，朝廷并无实施之意图；而裁军云云，更是无稽之谈。这份《安民诏》由各大报开出头版整版转载，总算是暂时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石越则在《皇宋新义报》发表了一篇着名的错误百出却影响巨大的署名文章——《货币乘数效果》，指出货币只有进行流通，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由此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货殖思想。因为石越学术宗师的地位，这篇文章一面世，就引起了各大学院、书院的关注，各《学刊》纷纷讨论石越的基本观点：政府投放或收回一单位基础货币，即能取得倍数之效果，故政府支出能带动整体的经济活动，导致社会财富的增加。石越的这一理论非常的粗糙，他毕竟没有受过经济学之专门教育，当时的钱庄也无后日商业银行之影响。但饶是如此，对于当时的精英来说，也已是巨大的冲击。不过绝大部分的人，则被石越所举的例子给绕晕了——石越在文章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设修路，朝廷给农夫十文钱，农夫吃饭、穿衣各用五文，则十文钱有二十文之效果；粮食店、裁缝店各得五文，其中要又要支持成本、制作、运输等等环节之支出，则十文钱的效果又会产生相应的倍增……如此，朝廷若将十文钱收在府库，则始终是十文钱，若将其花掉，便能使整个天下得利，产生远远超出十文的效果，这些效果又可以通过税收等手段为朝廷收回，从而创造更多的财富！
对于“货币乘数效果”，无法理解者斥之为诡辩——因为他们一时间也无法驳斥；而许多杰出之士，则感到眼前一亮，似乎发现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吕惠卿府。
“石越真奇材也。”吕惠卿手里拿着一份《皇宋新义报》，感叹道：“我本以为他提出那样大的计划，只是进二退一之策。谁知背后竟有大文章。自古以来，都以节俭为尚，不料花钱也有这等妙处……王介甫见到这篇文章，必然赞叹。”
“在下却不以为然。”安惇的笑容中，带着几分不屑。
“哦？”
“石越所言，一则难以证明，二则会败坏风俗。这不是鼓励人君乱花钱么？自古以来，穷奢极欲、大肆花钱的君王又岂在少数？若依石越之说，岂不是个个都要国富民强了？”吕惠卿微微一笑，却不答话。他自是知道古时暴君穷奢极欲，却是廉价役使百姓，百姓困于生死之间，与石越所说全然不同。但是既是批评石越，他却没有必要去为石越辩解。安惇见吕惠卿神态，却以为是默认他的话有道理，顿时大受鼓舞，又语带讥刺地说道：“石越也是想学王介甫不加税而财赋足，只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皇上厚德，生性节俭，又岂会受他蛊惑？”
吕惠卿干笑道：“处厚所说的确有道理，但是眼下皇上所关注的，只怕还是唐垧是如何知道那份奏折的。”
“唐垧与《谏闻报》的编辑都一口咬定消息来源是匿名。若非唐垧说的是真话，则提供消息者的背景一定非同寻常。”吕升卿插话道。
“知道此事的朝廷大臣，说多不多，说少不少。若是石越那里泄露，想来……”安惇意味深长地说道，一面望了吕惠卿一眼。他心中甚至在怀疑这件事是吕惠卿做的。
吕惠卿从容放下报纸，有意无意的“嗯”了一声，淡然道：“石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实在不可能。最多是门客亲友泄露……”
“只是唐垧与石越向来交恶，他不肯招供，情理上却又颇说不过去。”安惇皱眉道。
“越是如此，越是值得怀疑。”吕升卿高声道，“或许唐垧真不知情，倒是被人一起耍了。”
安惇心中暗骂吕升卿是个草包，唐垧又不似他吕升卿一样蠢，岂会随便发一些匿名的东西？必是背后之人他惹不起，而又知道朝廷的处罚重得有限，所以才不肯招供。想到此处，他又怀疑地望了吕惠卿一眼，见他从容淡雅，一脸超然，但不知为何，安惇就觉得和吕惠卿有关……但当此之时，他要想青云直上，却是需要和吕惠卿互相利用，纵是怀疑，也不会说出口来。
“此事定然会水落石出的。”吕惠卿眯着眼睛笑道。奏折的泄露，让朝中大臣对石越的信任感大幅度的降低，对吕惠卿而言，总是一件好事，至少石越以后在尚书省，就不会得到那么多的支持了。
但吕惠卿没有料到，仅仅一天之后，石越又联合苏辙，向皇帝提出了新的计划。
赵顼仔细阅读着手中的奏折，新计划的内容做了十分巨大的调整，整个计划几乎完全不涉及民间，其修路的内容，大幅削减为沟通湖广、川峡诸路漕运的几条水陆要道，其构想中由广州通往汴京的交通路线，是由西江入漓水到桂州，走灵渠进湘水而入洞庭，再由长江入汉水，溯游而上，由白河进南阳，由唐河进唐州方城，再用陆路联结南阳、方城、叶县、襄城、颖昌府，由颖昌再转水道，进惠民河，直抵汴京。这条路线完全无须修筑新路，北面只需对南阳至颖昌的方城路加以改造，在原有官道上加铺石灰石与黄土以增加运能；南面则只须开浚灵渠，保证灵渠之畅通无阻。同时修葺由颖昌、信阳军至江夏的官道，以供军队与行人使用，节省交通时间。两条道路一旦开通，汴京至江夏之间即可畅通无阻，并可利用长江水运，其投入则相对较少——除了开浚灵渠需要厢军与民夫的配合，花费较多之外，颖昌至南阳与颖昌至信阳、江夏两条官道的修葺，皆可由厢军进行，且数百里之路，数月便可成功。朝廷要出的只是一些工本费罢了。至于屯田之计划，石越则暂时搁置了移民之主张，采用的是军屯先行的策略——从信阳开始，一路逶迤而南，直至永州，开辟六十个定居点安置三万名厢军，每个定居点约五百人。定居点之选择，则必须是已经存在的与日后可能要修建的交通干线附近，由朝廷遣工部屯田司官员往各路州县善择军屯地点。与传统的军屯不同，厢军在军屯地点因地制宜，生产蔗糖、药材甚至陶瓷等物，主要以手工业和加工农业为主……赵顼看完，不由望了石越一眼，笑道：“卿这个计划之中，伏笔甚多。”
“陛下英明。臣与苏大人商议此策，是所谓‘进可攻、退可守’，若成功，将来朝廷财力宽裕，便可以沿厢军驻扎地点，修葺官道，进一步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同时，移民也可以沿官道南下，处于厢军保护之中。最重要的是，一旦军屯成功，朝廷大部分厢军，以及一少部分禁军，都可以采用军屯的模式，逐步以军养军，可以缓解冗兵之害。”石越说的让赵顼怦然心动。
苏辙窥见赵顼神色，又补充道：“臣等之军屯与历代皆有不同。历代军屯以屯田为主，而臣等所议，则以手工业为主，屯田为辅。如此一则厢军不会占据过多的垦田，此法若能成功，则天下皆可效仿；再则以军养军，因地购粮，可以减少转运之费；三则厢军受朝廷供养日久，或有不乐耕田者，工业之利，远胜屯田，朝廷与军卒，皆可从中得利，则上下两洽。”
“那由颖昌至南阳、江夏两条官道，须要出动多少厢军？”赵顼已经心动。
“二万厢军足矣。”石越欠身答道，“路不甚远，半年可就，且不扰民。惟役使厢军，不能不厚给其禀，以免由怨生变。故臣等核算，所费在八十万贯至一百二十万贯之间。至于灵渠，非有数年不可成功，不可急于求成。其所费也略多，然永州、桂州一带，物价低廉，故臣等以为，亦不当超过一百万贯，若以三年图之，则每岁最多四十万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