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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谷听到这里，忽淡淡插道：“但君实相公举荐贤材并无私心。司马公休才识过人，至今不过是秘书省校书郎而已。况且，君实相公举荐之士，固然有所谓‘旧党’者，然亦有李敦敏这样的所谓‘石党’，还有我这种东不投西不靠的——否则，以皇上之英明，也容不得他来安插党羽。”
“诚如兄台所言，君实相公的确没有私心。”蔡京抿着嘴，望着王谷，道：“我胡乱猜测一句罢——君实相公其实是操劳过度，疾病缠身，他是怕万一有不讳之事，所以才遍召群贤，只不过是希望他死后朝中能有贤臣弼士匡正而已。因户部尚书无除官之权，不得已他才寄望于台谏。本朝制度，能制衡两府者，亦只有台谏而已。”
王谷依然从容淡定地听着，但脸上的笑容却渐渐消隐不见了。
几乎同一时刻，董太师巷司马光府内。
相比起司马光的地位，他书室内的陈设，简朴得有些寒酸。一张书桌，一张琴桌，一张木椅，一张凉床，一架书橱，还有一座屏风，所有家生，都是汴京坊市中随处可见的东西。书橱内整齐有致地摆满了书籍卷轴；书桌上的文牍、笔砚、炭笔、石笔，分门别类地摆放着，一丝不苟；书橱与书桌都没有任何雕工可言，方方正正，规规矩矩。它旁边的屏风上面只有四边有简单的文饰，中间空白处用炭笔写满了蝇头小楷，似乎它并不是一个装饰品，而是一本备忘录。整个书室中，唯一值钱的东西，便只有琴桌上摆着的那把唐代古琴，它被擦拭得一尘不染，琴上还小心地用一块黄绫盖着，前面则供着三柱檀香——表示这把琴乃是皇家的赐品。
此时，司马光正端坐在那张木椅上，听司马康说着益州路的情况。
自熙宁十四年西南夷大乱，宋廷派兵进剿，三年之内，禁军屡战屡败，州县失陷，百姓无辜惨死，盗贼猖獗，宋廷不得不向益州逐年增兵，一路之内，有进剿之兵，有守备之兵，有捕贼之兵，到了熙宁十六年，仅前成都府路境内，禁军、厢军、乡兵、番兵，总数已达十二万余众，这庞大的部队，要分兵守备各地，防御西南夷、盗贼之寇掠，仿佛五十年前陕西之事，又复见于今日。而蜀地易出难进，转运艰难，则更远甚于陕西……益州局势，早已成为压在司马光心中的一块大石头。
身为户部尚书的司马光，比谁都更加清楚，益州征战用度，十之七八都要自本路征调，但统计前成都府路之户数，即便算上叛乱诸州之户口，却也不过八十六万余户。即是说，这两三年间，蜀地竟是以七户供一兵！而先帝英宗治平年间，大宋主客户一千四百余万户，兵员共计一百十六万二千，其中禁军马步六十六万三千，以十三、四户养一兵，当时天下太平，天下财力犹几近殚竭！相比之下，益州虽称富庶，但百姓之困苦，也是可想而知的。
但此时司马康向他禀报的，却似乎比他所了解的更加耸人听闻。
“……蜀中其实没多少存粮——石越抚陕，密谋伐夏，为筹集粮草，事先曾向蜀中买粮；而各地常平仓之挪用亏欠又是常事，熙宁十四年时蜀中官仓存粮本就不足，吕吉甫以为西南夷反手可定，亦未先作准备，事到临头，只好行和籴之法。自孟氏（指后蜀国。）以来，虽有‘扬一益二’之称，可益州之赋役亦素重于他路，富者固有之，而下户亦极多。朝廷虽屡有严禁，不得擅自向下户和籴征调，和籴需由自愿，但一涉及军需，地方官征不上粮草，便要丢乌纱帽……”说到这里，司马康忍不住讥刺道：“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何况这竟是要丢乌纱帽的？哪里由得你百姓自愿不自愿？和籴转而变成科索，有良心的官员，一手交粮一手给钱；次一等的官员，先交粮后给钱；最劣者，则是籴粮之后，给你一张欠条而已，朝廷拨放之钱钞，反入了这些贪官口袋。自古以来，地方官吏皆是欺善怕恶之辈，朝廷远在汴京，地方豪强却近在眼前，几道诏令，怎管得住他们欺上瞒下？于是和籴反是中下户来承担。”
“除此以外，用兵不免要征粮征夫，可愈是征调百姓愈是困乏，百姓愈困苦则所征调之物愈少，征调之物愈少则官吏征调愈急，于是百姓逃匿，或聚为盗贼，治安愈乱，而需兵愈多……益州路诸司或媚附吕吉甫，或惧其威势，多方隐匿，报喜不报忧，有几个据实上报的，反被斥为主官无能——别州无事，惟他这一州便有事，这不正是你无能么？事后这些官员便都被降级甚至贬斥。若非自三月以来成都粮价突然一路暴涨，几个月内由一贯每石攀升至交钞两贯，朝廷还被蒙在鼓里！”
“这不过是他们再也瞒不住了。但朝廷便算知道，亦无良策。”司马光平静的语气，连他自己都似乎感到有点难以理解。
司马康一怔，诧异地望着他的父亲。便听司马光又淡淡道：“朝廷就那点家底。自仁宗以来，汴京积蓄之粮草，多则七年，少则五年。然从熙宁七年大灾开始，国家大大小小水旱灾害，便也没稍停；紧接着是又是用兵，先是西夏后是西南，亦未曾停过。官家是仁君，爱惜民力，救灾用兵的粮草，多半都是存粮。汴京的存粮，这十年来，断断续续用得差不多了。今年汴京存粮只够一岁之用，这是再也不能少的了。汴河、黄河、蔡河、广济河，到处都挤满了漕船。去年两淮、两浙是大熟，两湖两江亦是丰年；今年也看情形也是丰年。为防谷贱伤农，朝廷在东南各地买粮，又想方设法把粮食送到京师、陕西、河东、河北，一是补足京师存粮，二是保证边郡军粮。尤其河北是天下根本，却连连灾害欠收，元气刚刚恢复过来，军粮供应，还是要仰赖东南。但是一条运河每年只能运这么多粮食，如今已是到了极限，凭谁也没有本事将东南的粮食一下子全搬到京师、河北、西北、益州来——若非石越当年倡议，修葺了自江陵至京师的河道官道，使蔡河分解了汴河之压力，便是眼下的局面也难以维持。”司马光低声叹了口气，抬头望着司马康，苦笑道：“你道我没有想过运粮进蜀么？可漕运运粮，平均每运米百万石至京师，需费三十七万缗钱——这还没算上漕船、漕兵以及疏运河道之成本。若让粮食走陆路，从东南运到汴京，便是天价。这几年从汴京运粮到两北，朝廷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要运进益州，费用更是不敢想象。我与吕吉甫虽然不和，但我却宁肯吕吉甫得个好名声，亦不愿看到蜀中局面败坏！”
“其实去年冬我便已经感觉到益州不对了，亦略做了些准备。”听到这里，司马康在心里默算了一下，那正是司马光给皇帝的三封奏章都被留中之后的事情，当时连他都不知道司马光的奏折里写的是什么。他心中一凛，又听他父亲充满无奈地说道：“然我终亦是束手无策！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纵使不顾两北塞防，不计费用，将增运之粮菽全部运给益州，陆路困于蜀道，水路困于三峡，能运进去的粮菽不过是杯水车薪。倘若把运费加上，又足以让西南之支出翻倍。何况两北塞防关系国家之根本，亦不得不顾。除非有两三年的时间——但看现在之局势……”自做了这个户部尚书以来，司马光为了改善国家之财政而锱铢必较，每日休息不过两个时辰，累得几度吐血，这般劳心劳力，归根到底，其实也是为了民富国强，但他却再也料不到，眼见着大败西夏，收复灵夏故土，在刚刚看到这个国家将要走向一条康庄大道之时，却冷不防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中。身为同时代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他比这个国家任何一个人都明白，现在益州路的局势，究竟意味着什么！
“君子非不见用，小人亦得侧身其间！君子非不见用，小人亦得……”司马光喃喃自语，他不知道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应该遵循自己以前的想法，君子小人势不两立？还是应当肯定他这些年来的选择，尽心竭力地匡扶朝政，为有所为而不惜与小人共事？
他所能预见到的局面，让他不自禁地怀疑起自己这几年的努力，但是，回想他这些年来所付出的心血，司马光又觉得并非一文不值。这几个月来，一个念头不断在他心间萦绕——为有所作为而妥协也许不是错误，但是妥协不应当意味着放弃斗争。君子不当消极地“言不用则去”，但也应当不惮于站在朝堂之上，与小人斗争到底……司马光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衰老，曾公亮死了，吴充死了，张方平致仕了，文彦博比自己还大十多岁，此时已经快八十了，在枢密院也呆不久了，冯京也已经六十多岁，并且越来越不得宠——吏部的事务，现在几乎都是由吏部侍郎主持。司马光心里很清楚，皇帝不喜欢一个吏部尚书干上十年！那些善会揣摩上意的御史们弹劾冯京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放肆了，也许就在这一两年内，冯京迟早要出知地方。自从苏辙被吕惠卿赶到了福建后，王珪与陈绎便都已经在眼巴巴地盼着，希望有机会做到这个“天下第一部”的尚书……当老人凋零，正人被赶出朝堂之后，这江山社稷，百姓黎民，该托付给谁？！这朝堂之上，一定要有才德兼备的正人君子来匡扶社稷，驱逐小人！只有这样，他才勉强对得起三朝皇帝的知遇之恩、太皇太后的信任，以及他身为士大夫之责任与良心！
“君子非不见用，小人亦得侧身其间……”司马康低声重复着他父亲的话，抬起头来，慨声说道：“依孩儿之见，国家腹心之患，不在益州，而在都堂。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蔡京望着王谷，道：“我若没猜错的话，君实相公这样做，亦是为了对付‘庆父’。”
“这只不过是元长你自己在胡乱猜测而已。”须臾，王谷便平静了下来，斜着眼睛看了蔡京一眼，冷冰冰地说道：“君实相公想什么，你蔡元长说了可做不得准。若是疑心他拉朋结党，排除异己，元长何不拜表弹劾？”
“君子群而不党！”蔡京笑道：“我何曾说过司马君实结党？”他身子向前一倾，盯着王谷的眸子，忽然单刀直入，笑问道：“世用兄为何不问‘庆父’是谁？”王谷一怔，蔡京又逼问道：“我说司马君实要为国家除‘庆父’，怎的世用兄竟半点也不疑这‘庆父’是谁么？还是说，世用兄心里其实早已知道谁是‘庆父’了？”
王谷仿佛被雷击中一般，一时间哑口无辞，半晌，方嚅嚅道：“方才你不是说两府么？”
“两府可不止一人。”蔡京此时铁了心要敲开王谷这扇门，竟是毫不相让，“世用兄，若说你不知道‘庆父’是谁，为何你这一个月内，竟与太府寺一个小小的九品录事打得火热？”
“元长！”王谷猛地涨红了脸，腾地站起身来，抓起放在桌上的扇子，冷冷地说道：“告辞了。”说着将手一拱，便要辞去。
“那是没用的。”蔡京连身子都没有动一下，端起茶喝了一口，沉声道：“世用兄想一举扳倒‘庆父’，扬名天下。但若想靠着一个小小的录事，只怕非止会让君实相公失望，还会连累到一家老小……”
王谷一凛，心里一犹豫，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