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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四公子-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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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一方面必须让朝廷深信,他能绝对控制他的部下,惟言是从,临危效命;一方面又必须让他的部下深信,他能替部下挡灾谋福,化险为夷,才不会见异思迁,甚至想取而代之。

结句典用张雨(元朝的道士,杭州人)黄蜀葵诗“金铜仙人雨中立,铅泪恰如辞汉时”。表明此千行之泪,是在马关议约时所流。

毕相伊侯久比肩,外交内政各操权,抚心国有兴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原注:公之使俄也,遵宪谒于沪上,公见语曰:“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及胶州密约成,归又语遵宪曰:“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毕相”指德国“铁血宰相”俾士麦:“伊侯”则日本伊藤博文侯爵,连李鸿章在内,为国际上公认最有权力的三政治家。但此时不独国际上不明中国的政治行情,即使是当时的朝士,亦看不出后帝暗斗日趋严重。李鸿章一面不为帝党所容,另一面后党亦认为李鸿章不替慈禧太后做面子,有痛心疾首之感。如果不是荣禄有政治头脑,以王文韶去接直督为李鸿章弥缝,只怕他连交卸北洋都会搞得很难堪。

黄遵宪当然是知道的,颔联即颇有讥刺之意,而起句中一“久”字,不可轻轻放过。惟其“久比肩”,故有虚声;亦惟其“久比肩”,不甘于就此勇退。奉使环海十万里之行,是李鸿章破釜沉舟之举,而究其实际,不过利用其“虚声”作孤注一掷。说“抚心国有兴亡感”,则前此于国家兴亡,并无责任感。此则匹夫之不逮,何论于与国休戚之老臣?“量力天能左右旋”,则必是引用李鸿章的论调,犹如自诩杨无敌,非自诩有力旋天,不足以歆动朝廷及朝士,故所谓“量力”正讥其不量力。

第二章必死之心(1 )

“老来失计亲豺虎”则犹为恕词。李鸿章一生毁于甲午,而李鸿章的千古,则毁于“亲豺虎”。

何以说“失计”是恕词?因为失计只是失算,本心无他。而李鸿章之“亲豺虎”,动机即不纯正,第一是修日本之怨;第二是要借助外国来打开他的困境,另开一个局面,进而重掌洋务。及至到俄,经俄国对华政策的设计及主要执行人财务大臣微德的设计,俄皇尼古拉二世在离宫单独接见李鸿章及李经方父子,据说行贿即在此时有了成议。据国医陈存仁告诉我,张作霖封闭俄国使馆,以后接华俄道胜银行,曾经查到李经方在该行支领巨额的支票,清理官为之讳隐其事。陈先生所言自有根据,但我钩稽故宫博物院购藏的翁同致张荫桓书函百余件,关于胶案如何由已获成议而突然中变,李鸿章如何“开揽”,如何为俄国兵舰来华开路?其用心及所用手法,彰彰明甚,堪为李鸿章受贿卖国的铁证。最后辛丑议和,态度最强硬的德国,亦已就范,惟独俄国百计侵削,得寸进尺。而得尺犹且不足,恃有把柄在手,对李鸿章多方要挟,以致李在临死以前数月,动辄暴怒,几如得了失心症。左右都知其缘故,但无记载,讳言其事之故,岂不可思?最后一首是:九州人士走求官,婢膝奴颜眼惯看,满箧谤书疑帝制,一床踞坐骂儒冠,总无死士能酬报,每驳言官更耐弹,人哭感恩我知己,廿年已慨霸才难(原注:光绪丙子余初谒公,公语郑玉轩星使许以霸才)。

起首两句,言李鸿章的“中堂脾气”与总督派头,“满箧诱书疑帝制”,典出《汉书贾谊传》: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颜师古注:言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为天子之事)。

是则“满箧谤书”皆言李鸿章有不臣之心。但慈禧太后经多少年观察,相信他不致出此。此“满箧谤书”自出于朝士,尤其是言官的手笔。所以李鸿章亦如汉高祖那样,“一床踞坐骂儒冠”。此句描写,相当生动。左宗棠见客必骂曾国藩,李鸿章见客常骂言官及翰林出身的大官,如翁同、张之洞,此屡见于当时人的笔记。

颈联深致感慨,骂尽淮军。至于结句是挽诗例应有的写法,否则从头到尾讥弹,成何话说?

徐仁涛及其父致靖,与戊戌政变的关系,至为密切。徐致靖与徐致祥常为人误会为一家,甚至有以徐致靖为徐致祥者,大损清誉。按:徐致祥江苏嘉定人,咸丰十年庚申会元。是科题为“大学之道”,全篇抄套张之洞中解元的那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其后以怨报德,竟参劾张之洞,刻画张之洞有名的两句话:“起居无节,号令不时”,即出于徐折。

近代名人小传记徐致靖、徐仁铸父子云:康有为乙未上书,名满海内,翁同虽举其贤能,而特戾密陈,其露章有为宜大用者,则致靖也。致靖浙人,入宛平籍,同治乙丑进士,授编修,历官至侍读学士,初不交有为。其子仁铸,以编修督湘学,陈三立方从其父宝箴官湘,黄遵宪陈臬事,梁启超则主时务学堂,皆当时所谓新党也。仁铸为学,素服膺黄梨洲、顾亭林,志在经事,及接诸人,维新益力,乃书告致靖举有为,以其久简帝心,一可邀峻擢,致靖遽论,而附以张元济诸人,半隶保国会,政变竟坐长系,仁铸革职永不叙用,上书乞代父囚不允,庚子敌兵入,得出。

按:此记大致翔实,惟籍贯有误。徐致靖江苏宜兴人。他有两个侄子,谈掌故负盛名,即徐一士及其胞兄凌霄汉阁主人徐彬彬。

王照《方家园杂咏》:内政何须召外兵,从来打草致蛇惊。皱词已辟臧三耳,岂料乘机起项城?(下注:在袁氏奉诏来京之十日前,南海托徐子静及谭复生、徐莹甫分两次劝余往聂功京处,先征同意,然后召其入觐,且许聂以总督直隶,余始终坚辞,曾有王小航不作范睢语。迨至召袁诏下,霹雳一声,明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矣。当日徐子静以老年伯之意态训余曰:“尔受皇上大恩,不乘此图报,尚为身家计,于心安乎?”余曰:“拉皇上去冒险,心更不安,人之见解不能强同也。”后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为子静之侄义甫,到小站未得见袁之面,仅由其营务处某太史传话,所征得者模棱语耳。夫以死生成败关头,而敢应以模棱语,是操纵之术,已蓄于心矣。

子静为徐致靖的号,莹甫为致靖次子仁镜,与其兄仁铸并为翰林。功亭则聂士成;义甫名徐仁录,为彬彬之兄。

所谓“某太史”者,指徐世昌,“编修”别称“太史”,徐世昌是光绪十二年丙戌的翰林,由于文字不佳,从未得过考差及其他差使,是其黑无比的一名穷翰林,因而往依袁世凯。袁以直隶臬司的职衔,在小站练“新建陆军”,为荣禄的“武卫五军”之一。翰林身份,至为清贵,竟入监司幕府,未之前闻。但徐世昌竟以此渊源,在清末即已入阁拜相,则其看中袁世凯的眼光,亦自有不可及处。

至于徐致靖,实为首荐康有为之人。戊戌七月二十六日,并首荐袁世凯。奏疏中颇为袁世凯委屈,中有一段云:臣查日本变法之初,妙选将才,立三重镇。今诚患无将帅之才,幸而得其人,必当隆其位任,重其事权,似不宜加以钤束,置诸人之下。夫兵,机事也,缓急有变,大敌当前,禀命则失机宜,专命则嫌骄蹇,既不足尽其才用,且因以贻误事机。袁世凯昔使高丽,近统兵旅,谋勇智略,久著于时。然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则权轻,呼应不灵,兵力不增,皆为此故。臣以为皇上有一将才如袁世凯者,而不能重其权任以成重镇,臣实惜之。

伏乞皇上深观外患,俯察危局,特予召对,加以恩意,并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庶几猛虎在山,藜藿不采;边有重镇,强敌销萌。

第二章必死之心(2 )

此疏实为康有为所代草。奏上,即有“电寄荣禄,着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之谕。戊戌政变由点燃袁世凯这根导线而爆发,点火者康有为借徐致靖之手而为之,所以我说徐致靖是戊戌政变中极有关系的人物。

照王小航(照)的记载,康有为与徐致靖先是想游说聂士成,其后乃看中袁世凯。戊戌政变后,王照与康有为同时亡命日本,由于康自称奉有光绪的“衣带诏”,受密命起兵勤王,借此以筹办大事募饷为名,到处敛财,为王照所卑视。而康有为亦恐王照泄漏内幕,败其骗局,竟指使门下以不客气的手段,监视王照。结果反使得王照非一吐闷气不可。乃于光绪二十五年与日本“木堂翁”(犬养毅)作了一番笔谈,对内幕颇有透露。

关于游说带兵大将,武力夺权的计划,王照述其所参预的经过是:康又托致靖劝照往芦台夺聂提督军,以卫皇上,照力辩其不可,谓太后本顾名义,无废皇上之心,若如此举动,大不可也。康又托谭嗣同、徐仁镜与照言,照大呼曰:“王小航能为狄仁杰,不能为范睢也。”伊等默然。自是动兵之议不复令照知……

至七月二十八日,忽闻徐致靖请召袁世凯入都,照大惊,往问徐,答曰:“我请召袁为御外侮也。”照曰:“虽如此,太后岂不惊?”于是照急缮折,请皇上命袁驻河南归德府以镇土匪,意在掩饰召袁入京之计,以免太后惊疑……照七月三十日始往颐和园上请袁兵南去之折,八月初二日袁到京。

于此可知,武力夺权,虽为预定的计划,但策动什么人,却一直有不同的意见,如林旭诗句:“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则是主张用董福祥。黄彰健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六林旭传,以及康有为自编年谱,说戊戌八月初三,康约梁启超、林旭、康广仁、徐仁录、仁镜兄弟开会,决定派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林旭鉴于东汉何进利用外兵清除宦官,导致董卓专政,因以此诗代致谭等,表示反对。因而下一断语:梁(启超)既系与会人士,则其释林此诗“千里草”三字,应较陈衍所释为可信。

此即表示黄彰健相信“千里草”虽为“董”字,但指董卓而非董福祥。此说不然,仍以陈衍所释为可信。按:《石遗室诗话》:是时余居莲华寺,暾谷无日不来,千里草二语实有议论而主张之者。但以诗论,首二句先从事败说起,后二句力追溯未败之前,君谋如是。不待咎其不用,而尤咎之用在其中。如此倒戟而出之法,非平日揣摹后山绝句之深有得者,岂能如此?舍暾谷,无他人也。

又:陈石遗《近代诗钞》载林旭此诗,题作《狱中示复生》。黄彰健认为:林在狱中以此诗示谭,似不可能。而且林作此诗,如被搜出呈堂,将使同党无辞脱罪,而林氏亦无承认同谋,其罪仍不轻,林氏当不致出此。

因而相信林旭此诗,作于八月初三,亦即相信梁启超所记为不虚。但黄彰健又说:戊戌政变记林旭头两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其言“报主恩”,与撰谭嗣同传酬圣主语气相同,恐系梁有意窜改。

则目光如炬,烛照无隐。事实上梁启超还改了第一句。而且以我的看法,梁启超还曲解了“千里草”。为了要曲解,又不能不说此诗作于八月初三。

先谈究为狱中所吟,还是八月初三所作?这一点,当然是陈衍的话可信,因为他其时身在京师,与林旭过从极密,于其身前死后诸事,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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