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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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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金之用。解放前夕,孟家迁出前启窖掘金,内有黄金8000条,达8万两。这也仅仅是孟家无数财产的一部分。与此相比,电视剧《潜伏》所表现的天津另一处租界住宅——余则成家——的鸡窝所藏的那二十几根金条,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重庆“财神爷”赵健臣说:“我一生的钱,大约值80万两银子。”

上世纪20年代,段祺瑞欠黎元洪7万元,后因无力偿还被黎告上法庭。

上海沦陷后,物资短缺,日军和汪伪政权对一些生活用品实行配给供应,大户人家有钱也花不出去,日子日渐难过。后来的香港航运业巨头曹文锦当时不过十六七岁,他父亲曹隐云与汪伪政权的一些“要员”如陈公博、钱大魁、唐生明等以前私交甚密,此时便派上了用场。唐生明是蒋介石派到汪伪政权“曲线救国”的,他常到曹家串门,其大太太甚至还在曹家住了几个月,可见两家的交情非同一般。日本人每月配给唐生明的生活用品相当充裕,除自家享受外,他也分一些给曹家。曹文锦后来回忆:“我记得最难受的是冬天没有煤取暖,没有煤烧水洗澡。唐生明来上海后,我们一家人常常去法租界金神父路的唐公馆洗热水澡。”曹所谓感到“最难受”的,在当时江南一带的穷人看来,无异于“吃饱了撑的”。

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后,在天津生活了多年。他在《我的前半生》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天津时期的购买用品的开支比在北京时大得多,而且月月增加,像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婉容一定又要买,而且花的钱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皇后的身份。文绣看她买了,自然又叽咕着要。这种竞赛式的购买,弄得我后来不得不规定她们的月费定额,自然,给婉容定的数目要比文绣的大一些,记得起初是婉容一千,文绣八百,后来有了困难,减到三百与二百。”

胡蝶成名时,还不兴片酬一说,她在明星影片公司的月薪是2000元。其中实发1000元,另外1000元先赊着。此外公司还给她配了一辆专用小汽车。就这1000块也并非小数,当时大米的价格仅为一石10元。

明星影片公司发迹之后,高层管理人员如总经理、经理、协理等也都随之“阔”了起来:出入汽车,家里厨子、听差、奶妈、花匠等一应俱全。老板张石川的妻子何秀云就自称同时用过七个仆人。

曹锟贿选时,熊秉琦任山东省省长。曹贿选的资本,据说以熊的“报效”为最多,前后达百万元以上。1924年,熊秉琦下台,卸任前在济南、青岛一带大量收购黄金,致金价暴涨,舆论沸腾。他因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唯恐事发惹祸,回北京后整天疑神疑鬼。某晚,有只猫在房上走动,熊便疑为刺客,命人包了几百元钞票搁在房顶,目的是“贿赂”刺客买命。几天后,钱包还在原处。熊仍不死心,又差人将500元置于一偏僻处,故意让人拾走,借以“解冤”。但由于地方太偏僻,也没人去“拾遗”。最后只好将钱放在显眼的路边,他的这个“心愿”才算了却。

张恨水24岁时到芜湖《皖江报》当编辑,月薪8元。报社管吃管住,伙食不错,自己一间房。他晚上写两篇短评后,常和同事上街逛逛,吃碗面,再来几个铜板的熟牛肉。

作家萧乾,蒙古族,北京人,遗腹子,苦孩子。他自小寄住在三叔家。他还很小的时候,三叔就突然去世了。他还记得那天三叔刚剃过头,是坐在椅子上死的。三婶来回摆弄着三叔光秃秃的脑袋,厉声责问:“怎么,你就这么把我们娘儿几个撇下不管啦!”接着便号啕大哭起来。

演员陈强1918年出生在太原一个底层市民家庭。他不满5岁的时候,便每天要干三种活:一是晚上和姥姥提个煤油灯上街拣煤核。他拣的煤核不仅能供自家一天烧用,还能卖掉一桶。有一次他没忍住对门煎饼铺的诱惑,卖了煤核买油条,嘴上解了馋,却挨了父亲一顿痛揍;二是跟着父亲去卖菜。一些买菜的妇女见状,不免怜惜地叹道:这孩子准没娘。无形中多少起到些促销作用——他家的菜确实比别人家的卖得快;三是领粥。施粥在当年是一种很普遍的“慈善工程”。陈强在家里专司此职。粥领回来,一家人喝。陈强说:“我从小是喝粥长大的。”

有人说李叔同是从朱门入空门的典范。他出家时,除少量日常用品和一身布衣外,把所有家当散尽。夏丏尊说:“我所得到的是他历年所写的字,他所有折扇及金表等。”

1946年到1947年,山西省银行驻天津主任阎孝先为阎锡山收购了大量美金,存在(文)天津(人)大陆(书)银行(屋)的保险库里。后来阎锡山指示汇一笔钱到美国,为数约200万美元,说是作为他儿子阎志敏去美国留学的费用。

民国初年,朱启钤曾任陆征祥内阁交通总长。当时,北京尚未风气大开,朱家吃的用的,已完全欧化。家宴一律是西餐,仆役都穿白大褂,紫色背心。家里所有装潢摆设也一概西式。大概仅朱妻还保持着一样“中式”爱好——搓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美国是中立国,汉口的花旗银行成了富人争相光顾的去处。从新老军阀、权贵显要、巨贾富商到妓院的老鸨、庙里的和尚尼姑,如潮水般涌来,几乎将银行挤爆。后来花旗银行不得不设置一个1000元的开户门槛,银行收进也仅以袁头现洋和库平现银为准,其他银钱一概拒收。存期最少半年,周利息一厘。就这样,现金眨眼间就一箱接一箱地堆满了库房。银行的洋人经过时,故意用脚踹踹,以傲慢的语气得便宜卖乖地骂道:“这么重的东西,真他妈给我们添麻烦!”

北洋时期,中法实业银行的华人职员等于今天的外企员工。他们的薪水视资历和能力而定,从几十元到一百几十元不等。请假在三个月以内的不扣工资。年终多发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奖金。在工资之外,有时另加10%的生活津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孙秉衡在西门子洋行奉天分行任销售员。在他的记忆中,分行的洋人大班月薪为六七百元,最低级的书记也在300元以上,当中美金和法币各占一半;华人员工则只发法币,最高的不过150元上下,低者仅20元。孙的月薪是95元。

荷兰人司比门本是个混混加无赖,后来混了个法国籍,当上上海万国储蓄会董事长,娶一上海歌女为妻。歌女出身的司比门夫人后来成了上海头号的阔绰太太。她头上装饰用的假发,天天花样翻新;鞋能堆满两间屋子,每双鞋鞋尖都可以镶嵌钻石,每次换鞋,必嵌上两颗价值连城的巨大钻石;其家有两间房子储藏衣服,上千件衣裳都依照巴黎最时髦的款式花色缝制,每件只要在宴会等场合穿过一次,即废弃不穿;她的珠翠宝石更是多得堆积如山,不计其数。司比门太太每天用掺着香水的牛奶洗澡,每顿饭动辄数十上百元(上世纪20年代),所食白塔面包只在南京路沙利文食品店出高价定做,面包上刻着司比门的缩写字样。司比门夫妻每举行一次宴会,仅餐室里用于装饰的鲜花的价值,据说就可抵普通人家一两年的伙食费。

民国初年,晚清的王爷尚能吃地租,恭王府所收地租每年达12万现洋之多,可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恭亲王溥伟1914年移居青岛,每月有两三个随事的换班,所有吃喝用等物品都从北京采购,鸡鸭鱼肉和咸菜得要老字号的,如天福酱肉、天源咸菜、致美斋点心等等。每月开支大约三五千元,不够用时打电报再由北京汇款。

袁世凯称帝前,冯国璋闻风入京见袁,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袁世凯说:“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

袁世凯病危时,除袁克定外,单给每个儿子15万元。当时袁的五妾杨氏、六妾叶氏和八妾九妾刘氏都已怀孕,因不知生男生女,便预留60万元由克定保管,如生男就依例付给,生女则留作公费。后来,四妾中有两人给袁生了遗腹子,两人生女。

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晚年妻离子散,租住在京郊海淀的一间小屋里,最终潦倒而死。袁的另一个儿子克端亦为败家子,夫妇大吸鸦片,终日享乐,挥霍无度。后来一天只能得到一块钱的生活费,虽破败至此,但梅兰芳来天津演戏时,袁克端夫妇还是当了一件皮袍定下包间,同去听戏。

李纯是天津乡下人,幼年家境一般,后入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读书,毕业后混迹军中。民国以后,曾任江苏督军,任上发了横财,家当无算。

李纯自1914年起广置房产。先以4万元购得北京铁狮子胡同一处住宅,又以2万元在天津黄纬路购地建住宅一处。此后,他陆续在天津南市购下南起东兴市场、北至荣吉街以北的大片房产,占地皮约140亩。经扩建,共有楼房、平房、市场、戏园、澡堂等约4500间。李还在河北三马路东兴里、五马路、北马路一带,购买、修建房屋1404间;在河东东兴里一带拆建和扩建房屋500间;在英租界20号路购洋楼八所;他在英租界11号路等路段还有四处住宅。如此来看,说天津版图的几分之几是李家的,似也不为过。李纯后来又在北京珠市口等地段置下房产700余间,在天津周边则置地无算。

除上列不动产外,李纯还有一本秘密的财产账,系江苏督署机要室秘书主任芮谷贻书写。李死后递存于其妻王氏、其弟李馨手中。这个账单所记家当大体如下:

黄金2400两,存王氏手中,都系20两一块的金块;黄金1940两,存孙氏(李的次妻)手中,都系20两一块的金块;现款300余万元;懋业银行股票50万元;大陆银行股票20万元;北洋保商银行股票15万元;山东省工商银行股票4万元;哈尔滨耀滨电灯公司股票4万元;北京电车公司股票10万元;天津裕大纱厂股票8万元;龙烟煤矿股票2万元;中华书局股票5000元;天津一大皮革公司股票12万元。

李纯死后,在天津出殡和南京开吊共花出10余万,这在天津,不是绝无仅有,亦属极其少见。

李纯的侄子李震欧因继承大笔家产,怕被绑票,自小不出家门,也不读书,曾放话:“李家是千顷地一棵苗。”意在独吞李纯遗产。1935年,他不过十六七岁,便带着厨师和随从,南下沪杭,遍历泰山青岛,北游大同,登太行山,足迹所到,挥金如土。回来后,将住所楼下的汽车房厕所打开,辟为热带鱼室,雇一个名叫张胖子的人专管,对稀奇鱼类,有价即买,耗资两万以上。玩腻了之后,又将鱼室扩建为小动物园,猴子、海豹、鳄鱼等俱全,还买了条大蟒,天热时缠在身上,故意站在门口,以致路人侧目,绕道而行。

盛宣怀的儿子盛老三日伪时期附逆,本来就家底丰厚,此时运销鸦片,逆产已无法计算。他在上海有十几处住宅。所用痰盂,都是以纯金制成的,其他如烟具、烟灰缸、高脚盆乃至挂在走廊上的鸟笼子,也都是金的。有人认为,盛老三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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