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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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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行商分所成立于民国初年,由一些强势而闲在的买办组成。加入这个组织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非暴发户;二、个人资产在百万以上。分所所址设在当年日租界和中国地界接壤处,属于“三不管”地带,便于成员吃喝嫖赌抽。分所成员大约有五十来人,每天傍晚6点左右到“所”聚会,消遣作乐。

行商分所不设账房,负责人名于老八,另有十余员工。所内赌博不用现款,由于老八代为记账,事后清算。分所内备有中西餐及点心部,名酒菜肴应有尽有。如逢某人遇喜庆事,就叫义和成、聚和成、全聚德、会芳楼(清真)等饭庄来,大摆宴席。成员也可以带亲友去玩,但须严控来宾身份,穷小子是进不去的。

1922年11月的一天晚上,北洋政府盐务署长张英华在小方家胡同设家宴,内务总长孙丹林到场时,见陆军总长张绍曾、农商总长高凌霨、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议长吴景廉等已在座。吴、王两议长正横榻抽鸦片,见孙丹林进来,便举枪让孙,孙辞以不会吸烟。后众人入座打牌,又让孙参加,孙仍以不谙赌博相辞。吴景廉嘲讽道:“孙总长既不会吸烟,又不会打牌,真是好人,无怪乎现在有好人内阁之称号也。”

1917年秋,研究系退出段祺瑞内阁后,决定派汤化龙和林长民赴日本、美国考察。行前,汤化龙在石板房胡同头条私宅宴请30多位研究系在京要人。席间,田骏丰痛饮梁善济从太原带来的汾酒,竟致过量,醉死在汤家的沙发上。汤当时顿足大哭,极为哀痛。哪知就在这次考察行将结束,汤于温哥华候船回国期间,在当地华侨举行的宴会上,被一个理发师拔枪击毙,客死他乡。

张学良易帜后,何其巩为北平市长。一日他在家宴客,席间强迫学者傅增湘喝酒,不喝则罚说笑话一个。傅便即席编了一段:“我幼年在私塾读书时,有一学长,读书不通而好拽文,之乎者也,常不离口。会其新婚之夕,我与同学好事者数人,潜到其窗前听房,久久不闻声息。众皆兴尽,行将散去。突闻新郎长吁一声,悄问新妇:‘何其巩(通恐)哉?’”

1936年5月23日,金城银行广州分行开业。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特地从上海赶来主持开幕仪式。当日贺客云集,晚周作民率同人宴客于广州南园酒家,来者不拒。有人记述说:“菜肴丰盛,有燕窝、鱼翅、烤小全猪诸品。酒,中外均备,茅台尤多,尽吃。橙汁如流水,一切听客饮用。一夕之费,耗资甚巨。”周作民在中厅招待要客,同席有罗文干、梁士诒之子梁定蓟、广东财政厅长区芳浦等。席间罗文干说:“我在银行界有两个好友,一张公权,一即周作民,不过两人共患一种病——怕老婆。”众人听后哄堂大笑,周则张开五指发誓:“谁怕老婆,谁是王八。”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因翻墙跌伤胸椎,到杭州西湖别墅疗养。南京中央医院电疗科的黄医生曾去治疗一个疗程,蒋病况大为好转。一天上午,蒋用方言对黄说:“黄医官,依弗同我讲言话,晓得地个宁蛮好白相。今朝请依吃饭,到‘楼外楼’去吃糖醋里脊好哇啦?”中午之前,励志社头目黄仁霖把所有医生都招至楼外楼,蒋本人也乘车前往。医生们原以为主人请客自然是主客同席,哪知蒋的侍卫人员早已给蒋另定专室,医生们则单在一起聚餐。

抗战胜利后,戴笠到北平,在伪宪兵司令黄南鹏家大宴华北群奸。饭后,他宣布依据中央命令,将席上汉奸悉数逮捕。

1933年夏的某日,陈彬和在新亚饭店请客,招待德国女作家柯贝尔。胡风应邀赴宴,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进有冷气的房间。”

1938年春天,郭沫若到长沙访田汉,田请郭吃饭,有数人作陪。郭沫若喝高了,醉中一时诗兴书兴并发,索笔狂草,题诗一首。跑堂的在一边叹道:“这位先生是谁?写诗不用打稿子,拿起笔来龙飞凤舞,就跟我们扫地一样。”

战后,作家李健吾受郑振铎委托在上海办《文艺复兴》杂志。后来通货膨胀,物价腾飞,杂志面临困境。郑振铎在庙弄请编辑和作者饱餐了一顿福建菜,来赴宴的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钱锺书、靳以、艾芜、辛笛、唐彛取3逞敢讶ナ溃仙岣懊拦猓执难飞稀奥彻屠喜堋敝械乃娜硕嫉较O涔舳灾U耦焖担骸澳悴桓陡宸眩颐且参阈锤濉!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大教授沈尹默闲极无聊,便约几个朋友到什刹海会贤堂楼上面湖喝茶。他对朋友说,我们在这里偷闲,这个当儿说不定会有一件什么大事发生,他还即席作《减字木兰花词》一首:

会贤堂上,闲坐闲吟闲眺望。高柳低荷,解愠风来向晚多。冰盘小饮,旧事逢君须记省。流水年光,莫道闲人有底忙。

1925年双十节,孙伏园在北京大栅栏一家西餐馆请客,答谢《京报》副刊的作者。在一间餐厅里/w/r/s/h/u/摆着一大张长条桌,面对面坐满了人,每人的座位上都有名签。席上钱玄同不断地和李伯玄、陈学昭这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开玩笑,两人都不知该如何对答。

1922年七夕之夜,赵眠云约郑逸梅、范烟桥、顾明道等五六人到苏州留园涵碧山庄闲谈,大家觉得这种聚会很有意思,便商量着结成一社。范烟桥说,今晚是双星渡河之辰,可叫“星社”。星社不定期聚会,所谈无非文艺。后来不断有人加入,十年后,恰好凑成36人——天罡之数。他们的聚会以茶会为主,点心都是自制的,一年中也有两三次较具规模的聚餐。

民国时期,苏州无衣食之忧的少爷们,每天无所事事,常去泡茶馆。茶馆渐渐便成了他们谈天说地的俱乐部,郑逸梅后来回忆说:“他们谈话的资料,有下列几种:一、赌经;二、风月闲情;三、电影明星的服装姿态;四、强奸新闻;五、讽刺社会……一切世界潮流,国家大计,失业恐慌,经济压迫,这些溢出谈话范围以外的,他们决不愿加以讨论。”

张恨水在南京当记者时,有个聚会的圈子,都是同行,大约二三十人,年纪从十几岁到四十多岁不等。圈子里天天聚,参与者或三四人,或七八人,如金圣叹所言:“毕来之日甚少,非甚风雨,而尽不来之日亦少。”聚会的地点也不固定,夫子庙歌场或酒家、照相馆老板汪剑荣家、医生叶古红家、新街口酒家、中正路《南京人报》或《华报》、中央商场绿香园等。聚会多是互为宾主,谁高兴谁就掏钱。在饭馆聚会,闹酒是难免的,偶尔也闹大一次,比如踢翻了席面,冲歌女大发脾气之类。喝酒以外的聚会,有时是喝茶,有时是到书场听大鼓,有时是到莫愁湖划船,有时是打麻将。十年后,张恨水在重庆忆及往事时叹道:“这些朋友,有的死了,有的不知道消息了,有的穷得难以生存了。”

章诒和在《伶人往事》里说:“尚小云广交朋友,因此他的饭局也特别多。他与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以及别的朋友每月总有两三次固定的聚会,各自出钱,也就是现在的AA制。他们聚会可不只为吃喝。这些大演员、名艺人常在一起谈论琴棋书画,切磋技艺,传递消息。地点多在前门外的泰丰楼饭庄,有时也在珠市口的丰泽园饭庄、煤市街的致美斋饭庄。”

民国初年,屈映光曾任浙江省长,逢人请他赴宴时,他便这样回答:“兄弟素不吃饭,今天更不吃饭。”

1931年1月8日,浦江清在清华工字厅西客厅请一些学界友人吃饭。到者有顾随、赵万里、俞平伯、叶石荪、钱稻孙、叶公超、毕树堂、朱自清、刘廷藩等。浦江清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席上多能词者,谈锋由词而昆曲,而皮黄,而新剧,而新文学。钱先生略有醉意,兴甚高。客散后,钱先生与斐云留余于西客厅谈,灯熄继之以烛。斐云即宿西客厅。余归室睡。”

张元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时,招集聚会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以商务名义请客,就去外面的饭馆。请名流常去杏花楼(粤菜)、小有天(闽菜)、多一处(川菜)等大饭馆,费用由商务出;如果是熟人、同事,则常在家设宴,费用自理。每届新年,张都要请商务同事来家里喝年酒,由于人多地狭,需数日才能轮遍。张请客用西餐,家里的厨子名仁卿,做西餐有一手。每逢此时,张家的子女便与仁卿约定,每道菜留出一份,让他们也跟着沾沾光。张家的菜单大致为:第一道蔬菜牛肉汤;第二道鱼,经常是煎黄鱼块,另备英国辣酱油;第三道虾仁面包,把虾仁剁碎,涂在面包上,下锅煎黄;最后一道主菜,烤鸡或牛排,附加二三种蔬菜。末尾上甜点、水果、咖啡。

卢沟桥事变后,张元济常约一些友人到家漫谈时局,起初有叶景葵、温宗尧、颜惠庆、黄炎培等六七人,家里略备点心招待。后参与者渐增,便演成固定的聚餐会,地点选在爱多亚路的浦东同乡会。参加者扩大为文化界、实业界、外交界、金融界等名流,轮流做东,每两周一次,必要时增加一次,成为著名的孤岛双周聚餐会。陈铭枢、蒋光鼐等军方将领也曾应邀出席。再后来,聚餐会改在敏体尼荫路的青年会举办。张元济做东时曾记有账单,吃的是西餐,一客八角,有一汤、二菜、一点,很丰盛。聚会参与者中的少数人如赵叔雍、温宗尧、陈锦涛等后来成了汉奸。聚餐会也就无疾而终。

孤岛时期,张元济还张罗过一次聚会。当初与张一起参加乡试并蛰居上海的,连他一共还剩五人。还有一位卢悌君常住海盐。1939年春,卢到上海,张元济借机把其他四人也请到家中一聚。五位客人都已年过七旬,由家人陪来,酒席由新华银行厨房操办。不用说,席间所谈不离几十年前的往事。

民国年间,中山公园简称公园,内设多个茶座,都是文人扎堆茗谈的地方,如来今雨轩、长美轩、春明馆等。来今雨轩多为洋派人物光顾;马叙伦、傅斯年、钱玄同、胡适等是长美轩的常客;春明馆则多为老派人物光顾,蒙文通、钱穆、汤用彤常在春明馆凑一桌。林损也常来春明馆,学者谭其骧年轻时,曾在春明馆被林拉着坐下聊天,林口语都用文言,每说完一句话就来一句:“谭君以为然否?”

1943年,上海20位属马的文艺界名人同过50岁生日。简称马会,又称千岁会。马首为画家郑午昌,生于正月初十;马尾是杨清馨,生于腊月。此外还有吴湖帆、梅兰芳、周信芳、汪亚尘、范烟桥等。适逢“孤岛”时期,他们在生日会上相约,誓不为侵略者服务。

北大教授刘半农说:“即如区区余小子,‘狭人’也(相对‘阔人’而言的调侃语),但有时竟可以一星期中有十多次饭局。”

鲁迅定居上海后,一次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请鲁迅在共乐春吃饭。陪客有江绍源夫妇、叶圣陶、胡愈之、周建人、樊仲云、赵景深等。席间赵景深说了一个单口相声《一个忘了戏词的人》,大意为某演员因为忘了戏词,只好叽里咕噜。鲁迅听后说,现在人与人之间,说话也是“叽里咕噜”的。

上世纪20年代末,新月派每周都有一两次聚会,每次两桌,参与者有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潘光旦、刘英士、罗隆基、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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