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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业
东汉时，中原地区商业相当兴盛，王符《潜夫论·浮侈篇》曰：“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仲长统《昌言·理乱篇》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郡，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在著名的丝绸之路上，“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东汉末年，由于政治腐败，人祸災荒，纷至沓来。及至董卓之乱，中原扰攘，民弃农桑，生产衰落，衣食器用，无不短缺，商业几乎停滞，货币常不流通。曹操平定中原后，经济稍有好转。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继位为魏王，立即下令曰：“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禦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于是貊、扶余单于，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至黄初三年（222年），“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是后西域遂通，魏置戊己校尉”。唯古代史家著书，多不屑记述商贾之事，所以留给后世的商业史料，至为零散缺略，且多系官方贸易。如《三国志》卷47《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载：
是岁（黄初二年；221年），魏文帝遣使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群臣奏曰：“荆、扬二州，贡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礼也，宜勿与”。权曰：“……方有事于西北（指刘备将来伐）……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谅闇之中（丕父操刚死），而所求若此，宁可与言礼哉！”皆具以与之。
《吴主传》载：嘉禾四年（魏明帝青龙三年；235年），“魏使以马求易珠玑、翡翠、瑇瑁。权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从以上两次魏吴交易可知，曹丕、曹叡父子所感兴趣的东西是海外珍玩，而孙权所需要的则是战马等军用之物。魏吴之间时有互掠对方人口财物的事，但二国交界线很长，且有江河水运之便，加以南北产物有异，因之以所有易所无的需要必然会促进相互贸易。唯当时只有最高统治者始敢公开与外交易，其他人私自对外交易是非法的。故当魏大将军曹爽附绢三十匹让江夏太守王经交市于吴时，王经不发书而弃官归。纵然如此，魏吴边境间的互市，还是未曾中断过。据《晋书》卷61《周浚传》载：
初，吴之未平也，浚在弋阳（今河南潢川西），南北为互市，而诸将多相袭夺以为功。吴将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为将在秣陵，与敏书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间，军国固当举信义以相高。而闻疆场之上，往往袭夺互市，甚不可行。弟慎无为小利，而忘大备也”。候者得珪书，以呈浚，浚曰：“君子也”。
由上可知，纵然在两国边防军相对峙时，与军民生活攸关的商品交换仍在经常进行，唯常有互相袭夺行为。另外，在本国内地驻军中也有所谓军市。如《三国志》卷16《仓慈传》注引《魏略》载颜斐为京兆太守时事：
青龙中，司马宣王在长安立军市，而军中吏士多侵侮县民，裴以白宣王，宣王乃发怒召军市候，便于斐前杖一百……宣王遂严持吏士，自是之后，军营、郡县各得其分。
可见在军市中县民常受军吏侵侮，当时管理军市的官吏，叫军市候。
在边境地区的贸易中，有地方豪强侵凌异域胡商之事。《仓慈传》言仓慈为敦煌太守时：
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数年卒官。吏民悲感，如丧亲戚，图画其形，思其遗象。及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或有以刀划面，以明血诚；又为立嗣，遥共祠之。
由上可知，在同西域胡商贸易中，敦煌豪族多侵侮胡商，而胡汉商民对善于扶助正常贸易的清官廉吏多怀感戴，视之为受大恩惠。可知大多数商民是衷心维护民族间和睦共处、贸迁有无的。只有少数地痞流氓才见利忘义、唯眼前的财利是图。仓慈与西域客商的融洽和睦关系，堪称古代贸易史上的佳话之一。
前已述及，魏、吴两国中后期，典农官令其部属营商之事都很普遍。这种情况表明社会生产有所恢复，也显示了贵族官吏带头掀起的奢靡之风已经抬头。突出的事例是魏晋之际身任荆州刺史的石崇，竟靠“劫远使客商而致富不赀”。对石崇的贪暴行径，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司马炎不仅不予以惩处，甚至还帮助大官僚皇戚王恺给石崇争靡斗富。从石崇成为著名巨富的事，也足以证明当时远使客商来荆州的众多及携带商品的珍奇贵重，否则，石崇怎能靠劫夺就发了横财呢？
富商大贾同贵族官吏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也有彼此勾搭以图更大利益的一面。两汉时，商人“交通王侯”、挤身政界的事例已屡见不鲜。汉末战乱，这种情况更属常见。例如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到涿郡贩马，因看中刘备有政治前途，遂多与之金财，使之合聚徒众。后来刘备在徐州遭遇重大挫败，“祖世货殖”的麋竺又“进妹于备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刘备赖此军势复振。史言麋竺“干翮非所长”，可是因他赀财雄厚，仍能受到曹操、陶谦等青睐。麋竺先为徐州牧陶谦别驾，谦死，竺遵谦遗嘱，率州人迎刘备为徐州牧。后跟备投奔曹操，操用竺为嬴郡太守，竺弟芳为彭城相。麋氏兄弟宁愿跟随刘备，而不就职。史言公孙瓒：“所宠爱，类多商贩庸儿”。其中“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富皆巨亿”。由于行商坐贾遍及各地，所以魏、吴派出间者到对方去时，常冒充商贾以行计。凡此都说明三国时虽常有战争，商业并未停滞，商人的活动依然存在。
三、曹魏与倭人的和平友好往来
关于曹魏与周围各民族的贸易，本书在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当论及，现只谈一下魏与倭人——即三国时之日本的和平友好往来。
中国古籍有关日本的最早记载是战国时人所撰的《山海经》，其中有“倭属燕”的话，说明战国时燕国和日本至少已有政治接触。秦始皇时，徐市率领男女并携带五谷种籽至日本，止王不归。及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倭人各国使节通于中国者渐多。刘秀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国奉贡朝贺，刘秀赐其王以印绶。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师升献生口百六十人”。曹魏时，位于今日本本州近畿一带的邪马台女王国，下辖三十余个小王国，即《三国志》卷30《东夷·倭人传》中所载“今使译所通三十国。”陈寿言女王名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卑弥呼女王对魏极向往，前后两次派出使臣来洛阳。第一次在魏景初三年（239）六月，女王遣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诣带方郡太守，于是带方太守刘夏遣吏将送女王使臣一行至洛阳。那时魏明帝已于正月病故。由曹爽、司马懿共同辅佐少帝曹芳。其年十二月，魏帝诏书报倭女王曰：
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带方太守刘夏遣使送汝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其绥抚种人，勉为孝顺。
汝来使难升米、牛利涉远，道路勤劳，今以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引见劳赐遣还。
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罽十张、伞迨ァ㈢で辔迨ィ鹑晁坠敝怠Ｓ痔卮腿赙さ鼐湮慕跞ァ⑾赴嗷Y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皆装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録受。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
次年（魏少帝芳正始元年，240年），魏令带方太守弓遵派人携带诏书、印绶、金帛、锦罽、刀、镜等物赴倭国，一并赐给倭女王卑弥呼。女王因使人上表谢恩。是为魏使第一次赴倭。
正始四年（243年），倭女王卑弥呼又遣大夫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献生口、倭锦、绛青缣、緜衣、帛布、丹木、■、短弓矢。魏又拜其大夫掖邪狗等为率善中郎将。是为倭第二次向魏奉献。
正始八年（247年），倭女王卑弥呼与所属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使诣带方郡太守述说相攻击状。于是太守王颀遣塞曹掾史张政等携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并为檄告谕之，是为魏使第二次去倭。这时卑弥呼去世，倭国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死者千余人，于是复立卑弥呼十三岁的宗女壹与为王，国中始定。张政等以檄告喻壹与，壹与遣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献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是为倭第三次向魏奉献。
由以上九年中（239至247年）倭魏往来情况可以看出：（1）倭女王国初次给曹魏进献的贡物，仅有男女生口各数人及班布二匹二丈，说明不过是探测一下曹魏对其意向，虽云进贡，其态度乃是不卑不亢的。曹魏嘉其踰远渡海，乃厚加封赏。魏帝诏书也写得真切动听，慰勉有加。所有情节，以今度之，诚不免有大小国家间的不平等差异。然就当时社会发展阶段观之，诚不失为大小国家间和平往来的佳话。（2）倭女王国第一次向魏贡献物品虽极简朴，但第二次已有“倭锦”，第三次有“异文杂锦”，表明自从魏倭往来数年间后，倭国的丝织技术已从无到有，迅速提高。（3）倭女王初次遣使诣魏，只凭口头翻译，未见有书面奏疏，及与魏通使后，乃能利用汉人汉字，上表谢恩，表明倭女王国在文化方面亦有所进步。魏倭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