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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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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修经说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的“有人”,便是林彪。

王尔琢牺牲后,林彪很快出任二十八团团长。

四、外国的月亮圆(一)

1933年10月17日,蒋介石发布《战守第二一三号训令》:

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故今日剿匪,不在时间之缓急,亦不必忧匪之难觅;而在吾将士忍性坚心,以完成此革命最后之任务。如能效愚公移山之法,只要自强不息,则天下事无不成功之理也。

蒋介石也提出愚公移山。

毛泽东1945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致闭幕词提出愚公移山,是号召共产党人奋发努力,挖掉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

蒋介石1933年10月提出的愚公移山,则是号召蒋军将士疆场效命,挖掉蒋家王朝面前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这两座大山。

愚公移山,每天挖山不止。蒋介石要部下学愚公,不求几口吞下苏区,只求三里一进,五里一推,构筑碉堡与军队齐头并进,进一步守一步,逐日蚕食掉苏区。

据说《战守第二一三号训令》里面,每日进二里,一年吃掉苏区的算盘,就出自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作为这一盘算基础的碉堡政策,也是德国顾问的主意,甚至说得十分具体——主意都出自德国顾问团首领赛克特。

这使人想起在苏区红军中也有一个德国人李德。

于是有人便说: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是一场德国人之间的战争。

这些人喜欢用白描去图解历史。以为历史脉络尽在几根简单的线条之间。他们把中国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武装的反革命“围剿”武装的革命看得过于简单了。

中国近代史上,自在战争中使用了洋枪洋炮以后,便多见德国顾问的身影。惊天动地的甲午战争黄海大海战,旗舰“定远”号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旁边,就立着个德国顾问汉纳根。

比这更早,明末清初就有耶稣会传教士德国人夏尔,先帮助明末朝廷制造火炮防卫满人进攻,后帮助清初朝廷制造火炮镇压汉人反抗。

德国人以其精于兵器制造、精于军事学术著称于世。

当然,也精于顾问之道。

所以便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约》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禁止德国国民在外国军队及其学校担任顾问与教官之职。

只是这条规定很快就名存实亡。

孙中山很早就请过德国顾问。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10月特意访问当时仍属于德国租借地的胶州,在对大学生的演讲中特别称赞了青岛的建设和管理,并提出应将德国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榜样。1917年3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正旺,孙中山明确表示中国不会参加协约国,与德国为敌。一战结束后,1921年孙中山派代表赴德国,表示愿借重德国的技术与人才协助中国发展。德国政府当时基于现实考虑,未同意与南方的广州政府建立正式关系;但此后孙中山以私人名义秘密聘请了多位德国顾问,逐渐开始在广东提供服务。一直到1923年1月签署《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才彻底将其目光由德国转向苏俄。

孙中山用苏俄顾问取代德国顾问,蒋介石却反过来,用德国顾问取代了苏俄顾问。

1927年蒋介石“清党”、驱逐苏俄顾问并终止联俄政策,使德国获得对中国施加影响的最好时机。从1928年直至1938年十年间,共有135名德国军事顾问在南京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任职。

蒋介石很早就对德国颇感兴趣。1923年他率团访问苏联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发表演说,提出在德国和中国革命胜利之后,签署俄、德、中三国联盟:“靠德国人民的科学实力,中国的革命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俄国的农产品,我们就不难完成世界革命,我们就能消灭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其实,比蒋介石的“俄、德、中联盟”建议更早,1907年德国议会就提议建立“美—德—中”三角关系,以便补偿德国在欧洲大陆所处的孤立地位。正是这种地位,迫使德国政府以“和平”的经济政策取代原先的扩张政策,德国国内媒体上甚至出现了将胶州湾归还中国的言论。

就蒋介石而言,当时他不是执政者,所以是个革命者。那时的蒋介石,还主要是从世界革命的角度,看待中国与德国结盟。

后来成了执政者、扼杀革命者、江浙财团利益保护者,不再想与苏俄结盟了,对德国的兴趣却有增无减。这除了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和独裁统治与德国相类似外,主要还是为德国军事化、中央化和工业化所吸引。他要依靠德国顾问的作用,扩大南京中央政府的军事和政治权威。

蒋介石聘请的第一个德国顾问是马克斯?鲍尔。

鲍尔是德国军队总参谋部的上校军官,重炮专家,军事独裁者鲁登道夫的得力助手,曾参与1920年3月鲁登道夫策划企图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卡帕暴动。暴动失败后流亡国外,在西欧、南美各国出任军事顾问。到中国见蒋介石以前,此人甚至在苏联红军炮兵中干过一段时间。

鲍尔也精于顾问之道。1928年来中国,正逢蒋介石下野,他便帮助张作霖设计军事计划。但其本人后来一直否认此事。蒋介石北伐成功,东北易帜进入倒数计时,他便堂堂正正地做起了蒋介石的总顾问。

蒋介石与鲍尔关系不错。鲍尔主张将军政大权集中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大刀阔斧手段铲除一切离心力量,进行一切加强中央权威的必要改革,深得蒋之赞许。鲍尔此人也很怪。他并不把自己限制在军事事务上,更多地把自己看成一名工业和经济顾问,而不是军事顾问。他说:“除非先建立一个国有化的工业体系,否则根本谈不上建立一支国有化的军队。”但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展现头脑中那些主意了。与蒋介石合作仅仅半年,他便病死于上海。

鲍尔死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希特勒啤酒馆暴动的共同参与者和共同入狱者,赫尔曼?柯瑞伯上校继任总顾问之职。纳粹党的活动大量渗透进顾问团。柯瑞伯青年时代参加过八国联军,以中尉军衔在德国元帅、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麾下入侵北京。所以民族意志强烈的蒋介石对他没有太好的印象。柯瑞伯又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军人,连顾问团的军事性质都因他出现一些改变。他一直同自己的部下及国民党官方关系紧张。部下们说他的行为“像瓷器店里的大象”。他对蒋介石的影响远远小于鲍尔。

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先派他到武汉地区筹划布防,后又把他带上铁甲列车,上前线筹划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大战。为此,汪精卫1929年年底公开发表声明,谴责德国政府指派军事顾问助蒋作战。德国政府慌忙出来声明:

德国为遵守《凡尔赛条约》,一向禁止输出为战争使用之军火与毒气,且中国军队编用德国军事顾问,系违反德国政府之愿望。

表示汪精卫所指的顾问皆系中国政府私下招聘,不能代表德国政府。

从总体看,蒋介石对柯瑞伯是不满意的。1930年元旦蒋与柯瑞伯等德国顾问一同观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电影,完后蒋说:

中国政府为了进行各种必要之改革,不惜以大量金钱聘用德国顾问。但在过去一年来,若干顾问,未曾给予中国政府任何具体建议,且有对于所呈之问题,无法作肯定之答复。现十八年过,十九年将开始,余谨望顾问先生不要再辜负自己所负之责任。

蒋介石这番当面指责的话颇不客气,主要还是对柯瑞伯而发。

1930年5月,乔治?魏采尔接替了柯瑞伯。魏采尔中将是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前作战处长,拟订作战计划、实施作战指挥的能力很强。在“剿共”方面,他是对蒋介石帮助最大的一个德国顾问,不但参加了中原大战,而且参与制订对苏区的第一、二、三、四、五次“围剿”计划。他感到极胜任这种任务,扬扬得意地说过:“在我们德国由诺斯克领导的反共战争中,采取了残酷手段并严格执行,只有这样才能成功。而我在中国也做了同样的工作。”

尽管帮了蒋的大忙,但他与蒋的关系却很一般。魏采尔对蒋介石手下的军队批评太多,而且往往很不客气,激动起来指手画脚,为蒋所厌。当时德国方面解释说他是因为“头脑不够灵活,对经济事务缺乏兴趣”,所以同蒋的关系恶化。20世纪90年代,德方又出现新的解释。德国弗莱堡大学的马丁教授认为,当年的魏采尔等德国军事顾问,罔顾中国国情,罔顾中国军人思想深处的儒家传统思想,在与中方交往中表现出太多的普鲁士风格,企图按照普鲁士精神改造中国军队,不但树敌过多,还未获成功,影响了顾问团的效率。

德国军事顾问也并非个个都不成功。在华期间待遇最高、蒋介石最喜欢、最钦佩的德国顾问,是汉斯?冯?塞克特上将。

塞克特为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是来华的军事顾问中地位最高之人,沉默寡言的天性和谦虚和蔼的外表为其赢得了“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的绰号。英国驻德大使曾这样评价这位“德国国防军之父”:“他的头脑比其拘谨的军人外表广阔,他的见识比其严谨整洁的外貌广博”。德国人则评论说,在塞克特领导期间,德国顾问对中国统治集团和蒋介石本人的影响达到了异乎寻常、令人惊奇的地步。

塞克特1933年5月访华,6月拟一份《陆军改革意见书》送蒋介石。意见书中说:

任何建军之先决条件,首在国境之安定;此即谓数年外在之和平与内部政治情势之稳定。在此条件未达成前,有效之军事组织,将无从谈起,连续不断之战争,将影响最终目标之完成。

此建议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不谋而合。此时恰逢第四次“围剿”失败,国民党将领意志动摇,4月7日蒋在临川向各将领训话:“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我们要以专心一志剿匪,要为国家定长治久安的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的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4月10日蒋又在南昌纪念周上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肃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

塞克特与蒋介石不同。蒋用惯了权威。塞克特却能把他充满威吓的讲话,包上一层理论的面纱。

在给塞克特的回信中,蒋写下了“拜读之下,感佩无已,吾人于此相别之后,惜相见已晚,而又不能常住一处为怅也”等语句,求教之切,溢于言表。

蒋介石下决心用塞克特。

但塞克特目标太大。德国政府怕出现麻烦,最初不同意塞克特来华。蒋软硬兼施,威胁说塞氏不来,将聘请法国顾问。当时德、法正是死对头。德国政府出于在华权益的考虑,只有同意。塞克特来华不仅担任总顾问之职,还被委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职务,委员长委托人——即蒋介石的代理人。

在这方面,蒋介石身边的塞克特与博古身边的李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塞克特1934年4月到上海,李德1933年9月到瑞金。塞氏晚一些,但两人“下马伊始”便获得了极大权力。

塞克特以“委员长委托人”的身份出面,可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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