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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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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10万余人。日本在华北的驻屯军虽然由2000人增加至8400人,也只有1个旅团、2个联队和炮兵、骑兵等部队。而且分布在北平、丰台、通县、天津、塘沽、唐山、滦县、秦皇岛、山海关之北宁线上。

野心与兵力是一对矛盾。军队与军队也是一对矛盾。

驻屯军嫌兵力少,想入关的关东军同样感到兵力不足。1933年以后,也不得不决定改用政治手段谋取华北。关东军要介入华北,驻屯军心情矛盾。它视华北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想一手独揽,不让关东军从中插手。所以当关东军决定派土肥原贤二到华北活动时,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不客气地表示拒绝。谁实力强谁就嗓门大。这条定律在日本军队里照样管用。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蛮横地坚持说:“由天津司令官负责建立新政权是妥当的,但其中应包括关东军的希望。”硬把土肥原作为关东军的希望“借给”了驻屯军。

土肥原不负关东军之望。如果说板垣征四郎是东北汉奸之父,那么土肥原贤二就是华北汉奸之父。他在天津建立了特务机关处,自任特务机关长;拼凑旧北洋军阀的所谓“北洋派大同盟”,以图打乱北方政局,为日本势力渗入创造条件。他先后拼凑段(祺瑞)、吴(佩孚)携手和段(祺瑞)、溥(仪)联合,后来被日本收买的石友三,抗战不力、暗中通敌的韩复榘等人,都和土肥原贤二交往甚密。

他也不是一点钉子没碰。在天津先拉吴佩孚,不成,便拉孙传芳。孙传芳也对记者指斥日本阴谋,声明不做傀儡政权首领。

孙传芳不做,吴佩孚不做,宋哲元却差一点儿做,后来汪精卫真的做了。

帝国主义真的来了,连北洋军阀都不做傀儡,整天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口号的汪精卫,却真正做起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中国历史上一直充满这种深奥莫测令人难解的哑谜。

有意思的还是那个孙传芳。他大斥日本帝国主义,本想壮举报国,结果却被人义举报父。11月13日,这位前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在天津居士林被施从滨之女剑翘暗杀。剑翘之举是为父报仇。其父施从滨1925年11月被孙俘虏斩首。

施从滨之女要尽孝,孙传芳便不能为国尽忠了。

中国自古忠孝不可两全。

老北洋军阀难以拉动,土肥原的工作重点逐步转向了宋哲元。

最初的收获,就是成功地鼓动了宋哲元抵制南京政府的币制改革。

1935年11月3日,国民党中央宣布实行币制改革,白银国有化。这一改革是由美国1934年实行的购银法案引起的。该法案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为了避免白银外流,蒋介石决定白银国有,不许民间使用白银货币,而以法币代替白银,为全国统一货币。

中国的币制改革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由于担心这一改革会加强中国的经济统一和政治统一,于是日本称这个改革为“暴举”。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甚至声称要对此采取断然措施。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对宋哲元威胁说:“白银国有与现银集中上海是陷华北经济于绝境,并阻碍日本利益。如贵方不能自动防止,则日本将以实力期其实现。”

撕破脸面的事向来不用土肥原出面。脸面撕破之后,他出来打圆场了。

史料记载: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下,宋哲元只得下令禁止白银南运上海。

其实史料就是史料。我们的很多史料之所以不那么“史”,就是修饰的成分太多,史实的成分过少。宋哲元抵制币制改革的计划本是史实,仅把其动机限定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就委曲求全了?即便如此,他求的是谁人之全呢?

中国不知有多少令人遗憾的“逼迫下”的“只得”,不谈个人动机,回避动机中的一己私利,结果总找不到真正的症结所在。

以币制改革为起端,几乎彻底葬送了一个本来已经在走钢丝的宋哲元。

被西方报纸称为“东方劳伦斯”的土肥原在华北的活动,使关东军与驻屯军的矛盾斗争一度十分激烈。土肥原活动越有成效,矛盾就越大。日军内部的这种山头派系碾轧,客观上牵制了关东军入侵华北的行动。

因为蒋介石全力南顾“围剿”红军,华北危机本该早就发生。但由于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的互相牵制,更由于日本国内经济危机再次严重,财政困难,无法支撑发动侵华战争所需的庞大军费,这一危机又被一再推迟。

关东军和驻屯军的矛盾已到必须调解的地步了。石原莞尔亲自出马。

石原此时已由关东军作战参谋调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他从对苏战略出发,坚决反对关东军插手华北。1936年1月13日,石原炮制出《华北处理纲要》,强调关东军不能再插手华北、华北完全交由驻屯军处理的必要性;规定权限为“华北之处理由中国驻屯军司令负责”,“关东军及华北各机关协助其工作”。

在此之后,两个山头的矛盾才有所减缓。

在石原这一规划下,才有了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在内阁会议上增兵华北的提议。

增兵了也兵力不足。兵力不足,侵略的手段便由武装占领改为“中日亲善”、“中日经济提携”。

从1935年开始,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就采用这种手段。力图把华北从南京政府管辖中分离出去,成为受日本“指导下的”的第二个“满洲国”。

1935年10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一、彻底消灭反日运动;二、中日满密切合作;三、共同防共。

驻日大使蒋作宾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当时正忙于指挥陕北“剿共”,往返于陕、豫、晋三省之间,根本无心与日对抗,便电告汪精卫可以考虑。

日本人变本加厉。

11月20日,日驻华大使有吉自上海到南京,见蒋介石谈华北问题两小时之久。有吉要求南京政府不能压制华北自治运动,中央军不可北调,并指陈中国币制改革未先与日协商,有碍中日合作。

蒋介石的回答有软有硬。他说,凡违反国家主权,妨害行政统一之自治运动,均难容忍,如有事故必能镇压,毋庸中央用兵。对于华北局面,已定有办法,军委会北平分会将撤销,另派大员与日方商讨调整关系,允许考虑广田三原则,但华北发生事故,必至陷于无以商谈之结果。

这种语调最明显表露出蒋的处境与性格。他要采取“拖”的策略,以待他从“围剿”红军中腾出手来,但不能过一定限度。过了,他也要硬。

此前11月初在关东军支持下,土肥原已经拟订了一个建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土肥原为总顾问的“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的所谓“华北高度自治方案”。11日,土肥原以此案为蓝本,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其在20日以前宣布自治。宋哲元更加动摇。17日在致蒋介石的电文里,一面表示不做丧权辱国之事,一面又强调自己“力量薄弱,只能支撑一时,不能永久”。19日,宋更不顾国民党中央的反对,自行与日方谈判自治,引起社会各方面的不满和反对。

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任委员长。

11月26日,南京行政院决议,何应钦北上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拿办殷汝耕。

但宋哲元不以蒋介石派何应钦拿办殷汝耕为然。

日本军事当局继续施加压力。11月26日,土肥原再次发出最后通牒,限宋30日前宣布自治。宋如坐针毡,一方面向南京请辞冀察绥靖主任的新职,同时又邀请河北、山东的地方实力人物商震、韩复榘赴平商谈华北问题,向南京施加压力。

11月30日致电蒋介石,露出实行华北自治的打算:

“情势危迫,民情愈益愤激。议论纷纭——倡导自治者有之,主张自决者有之。一一阻,有所不能。”宋哲元把大汉奸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也算在“民情”之内了。要蒋“因势利导”,拿出“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办法”,暗示蒋接受华北自治的局面,否则难以转危为安。

12月初,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勿自促国家分裂》,劝宋哲元万勿制造分裂,勿诿责民意,捏造自治。

宋哲元立即下令停止该报邮寄。

第二天,天津教育界电何应钦、宋哲元、商震,本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二原则,挽国家于垂危。

南京政府也出来干预。国民党一中全会决议开放言论,保障新闻报纸,令纠正平津公安局非法扣留报纸。

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宋哲元甩手不干了。他赴西山休息,谓一切听命何应钦负责处理。

以退为进,这是近代中国政治中屡见不鲜的手法。

蒋介石、何应钦被迫同意宋哲元的办法。何应钦电告蒋:“遵照钧座指示之最后办法”处理。

最后办法就是华北自治。

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17人,其中亲日派委员7人。宋哲元表面上在日、蒋之间完成了一种平衡,实现了对自身利益的兼顾,但实质上这个执行华北自治任务的委员会,已经朝降日的方向跨出了危险的一大步。

中国现代史上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一个怪胎。它既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结果,也是蒋介石争取地方实力派的一种手段,更是地方实力派在蒋日夹缝之间自谋生路的一种方式。蒋介石想用该委员会作为对日关系的缓冲。宋哲元想用该委员会作为对蒋讨价还价的资本。皆有所想。皆有所图。

矛盾折中之中都便宜了日本人:举手之间就实现了入主华北的第一步设想。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宋哲元的收获。凡收获,皆需代价。他不得不与日本表示友好,对日方的某些要求作出让步。在就职之时,宋发表书面谈话称:“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此后又与驻屯军订立了《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并与驻屯军司令田代商定了所谓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

如若不是沸腾的全国舆论使其有“黄雀在后”之感,天知道这位后来的“抗日英雄”还会干出些什么事情来。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天,南京学生五千余人游行请愿,反对华北自治组织。“一二?九”运动后的平津学生组织扩大宣传团,分向乡村宣传抗日救国。

12月20日,武汉学生两万余人大游行,要求讨伐殷汝耕,全国动员,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同日,上海学生五千余人冒雨跪向市政府请愿。

12月22日,太原、武汉学生游行示威。

12月24日,上海律师公会、全国商会联合会等十四团体电宋哲元,谓“流芳遗臭,公能自择”;另电南京政府请中止冀察自治,讨伐叛逆。

1936年1月6日,宋哲元复电上海各团体,谓洁身爱国,未敢后人。

这真是危难时刻救人的舆论。若没有这种舆论,不知有多少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沦为汉奸。

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宋哲元感到自己的某些行为过分了,开始向回扭转。

他艰难地玩弄着平衡。平衡的结果,冀察政务委员会成了一个形状奇异的怪胎。委员中有张自忠、万福麟等抗日将领,也有王揖唐、王克敏等汉奸走狗。这是一块宋哲元在民族公利与个人私利之间最后挣扎的地方。委员会成立之时,他应日方要求用了一批汉奸、政客做委员,但反日力量还是据于主导地位。日方不满,屡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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