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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要义-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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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二千余年来,前进不能,后退不可,就介于似国家非国家、有政治无政治之间,而演为一种变态畸形——这就是缺乏阶级不像国家之所归落的地步。

四 中国政治之特殊

西洋在以新代旧之间,其阶级确已得解放了一步。其社会构造、国家形式已经改变(可 称革命),从人类历史进程上说,确已得进了一步。中国虽则未尝不向着解放走,仿佛 若将以职业代阶级,以理性相安代武力统治者。但始终牵延于这种仿佛之中,近而封建之解放不彻底,远而阶级之彻底消除不可期。此二千余年间政治之特殊,须得在此一说:第一,把政治作为伦理间之事,讲情谊而不争权利,用礼教以代法律;是曰政治之伦理化。这里把阶级国家融摄在伦理社会中之结果。第二,对内对外皆求消极相安,而最忌多事,几于为政治之取消;是曰政治之无为化。此盖为阶级缺乏,武力萎弱之所必至。第三,权力一元化,而特置一自警反省之机构于其政治机构中;政治构造国家形式却从此永绝进步之机。前两点,在前既有叙说,不更赘;第三点尚有待阐明于后。——

此所云“权力一元化”,是指中国从来没有,亦永不发生“箝制与均衡”的三权分立的事。这是什么原故?我们且寻看西洋是怎样发生的,便不难勘对出来。这在西洋以英国 肇始,原非出自一种理想规划,而是事实慢慢演成的。三权之中,当然以立法行政之分离对立为首要。此二者,当初皆包于王权之中,何曾另外有什么立法机关?明确地分离 ,肇始于近代,而渊源于中古。中古之巴力门,其构成原是以贵族僧侣为主,再加市民代表等。后此两权分立,实由原初国内不同阶层之两面对抗而来。从不同之阶层势力言之,则此时计有(一)国王,(二)贵族僧侣,(三)都市第三阶级;而其间以第三种势力之关系最大。削除封建,是他们与王权合作之功;转回头来,限制王权,又是他们与贵族联合之力。始而国王代表行政权,而贵族市民组成之议会则握有立法权。其后国王无复实权,退出了此对抗形势。相对抗者,便为第二第三两大势力。他们此时固非分掌行政立法两机关,却是各结政党,凭借此两机关,时时运用,以相竞争。再往后,到最近几十年,上院无复实权,贵族们又退出了此对抗形势。则有后起的劳工阶级及其政党,起来参加,仍为两大势力之抗衡。是历史昭示:没有分离对峙之社会形势,则分权制度不会凭空发生,没有以此形势为背景之政党互竞,则分权制度不能得其运用。但中国的社会形势如何呢?照上面所说,中国封建以贵族阶级内部分化而解体;士人假借王权,扩 充王权,其自身固不能构成一种势力;抑且使整个社会从此走向职业分途,日就散漫。在全国中,寻不见任何一种对抗势力,则权力统于一尊,夫何待言。

权力一元化者,诚然可以为所欲为。但其一举一动,影响太大,他自己或者旁人,都不能那样毫无顾虑,随他去为所欲为。然则将如之何呢?那只有提高自己警觉而随时反省 了。因此,中国皇帝大权虽不可分割,亦不受限制;而自古似乎便注意到如何加强其警觉反省之一事。梁任公先生文中,有关于此之一段话说:

(上略)及其立而为君,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膳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设为种种限制机关,使之不得自恣。盖遵吾先圣之教,则天下之最不能自由者,莫君主若也。犹惧其未足,复利用古代迷信之心理,谓一切灾异番应在人主之一身,而告之以恐惧修省。及其殂落,则称天而谥,动以名誉,名曰幽厉,百世莫改。(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册《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 责任》一文,中华书局版)

以我推想,这其间亦许多少有点事实确曾存在于古;然要必经过儒家一番渲染无疑。儒家崇尚理性,自然要加以鼓吹倡导,以求确立此一制度。但单是有历史根据和有人倡导,还不够;须待封建解体,而后事实上确有其必要与可能,此一制度,乃得确立。试分别言之。——

封建解体,全国权力集中统一;此时其权弥重弥专,其需要自己警觉反省者乃弥切。这是一点。再则,此时皇帝一个人高高在上,陷于力孤势危之境(参看前章),为求他的安全,亦是为大局求安全,此一需要弥见真切。这是更要紧之一点。可以说,其成为必要即在此。同时,因为封建之世,大大小小之君主甚多,此时通统化为官吏。所以过去偏于警觉国君一人者,现在就发展到监察多数官吏(不过说话仍对皇帝一人说话)。这又是一新的必要,基于这些,此一制度乃以确立。历代制度之因革损益,此不细数。大抵上则对皇帝谏阻封驳,补阙拾遗;下则监察内外,纠弹百僚,以至风闻言事。此外遇有灾异大难,更下诏求言,下诏罪己,策免三公,等等。凡此种种,怕是任何中古政治所未见,不能不说是中国的特色。然而你明白其由来,亦就不诧异了。

孙中山先生倡五权宪法,其监察考试两权,自谓从中国政治制度得来。论者亦都承认二者为中国所特有。然更须知此两制度原是相因而至,且有其相成之妙。特殊之中国政治,正要他们合起来才构成。按后世考试制度本于隋唐,上溯则为两汉选举。更上,则战国之“荐引”、“上书”、“养士”,又实为其先导。(1)(参见409页注(1)。)更追上 去,还有其根苗于古。总之,是从民间吸收新分子参加政治,统治被统治之间得以流通的那种事情,不必拘言考试,而其制度之建立,则须断自封建解体以后。在前,不过阶级壁垒不严,及其制度既立,便是阶级壁垒之撤除。这又是任何中古政治所未见。然而正就是此一制度浸浸建立的时候,亦就是前一制度种种必要(君权重且专、皇帝一人孤 危、官吏增多)浸浸显露的时候。读者试加回想,不是吗?再则,前一制度自然是在引起当权者自己警觉反省,但最能促其警觉反省的,乃是与他不同的意见,是他圈外的意见,更要紧是被统治一面的意见。前一制度之真正意义,与其看做纠正个人过失,不如看做谋上下意思之流通。然而说话之人的流通,又是意思流通之本。假如人不流通,所谓 “有言责者”仅限于一小圈,则意思之流通便几乎不可能。所以言路实因仕途之辟而得其基础。后一制度不但为前一制度开出其必要,抑且供给以其可能。所谓相因而至,相成之妙,指此。设若两种制度各得发挥,而又借着廷议廷推,互得配合运用,各达于其可能之理想地步;则一切在位者既皆以合法程序来自民间,一切政府措施又悉能反映乎民意。那高高在上端拱南面之皇帝,要不过象征全国政治之统一而已,虽权力一元化又何害?所谓特殊之中国政治,要他们合起来构成,指此。

以上是说封建解体后,中国政治之大趋向,及其所向之鹄的。除了有时倒退之外,从未变更此趋向。正为理想始终未达到,而又非无其可能,所以人们总抱着希望在努力。— —努力实现其制度所应有者,或修缮其制度,乃至重新调整之,却未尝舍此而他谋。那么,是否后胜于前,可以见出其一步进一步呢?此亦未能。除细节上有些讲求外,根本 不见进步。尽管不见进步,而二千年间经过多次之改朝换代,竟亦没有新思想或不同的运动发生。那么,是否中国人太笨呢?亦不是。此其故,约言之有三层:第一,任何政 治制度莫不基于其社会内部形势外面环境而言,其中,内部形势尤为主要基础。中国自封建解体后,社会形势散漫,一直未改。而没有新形势,则人们新的设想新的运动不会发生。在散漫形势下,权力之一元化是不会变的。权力一元化不变,其救治之道只有这多,没有新鲜的。第二,中国制度似乎始终是礼而不是法。其重点放在每个人自己身上,成了一个人的道德问题,它不是借着两个以上的力量,互相制裁,互相推动,以求得一平均效果,而恒视乎其人之好不好。好呢,便可有大效果;不好,便有恶果。因此,就引人们的眼光都注到人身上,而不论是向某个人或向一般的人要求其道德,都始终是有希望而又没有把握的事。那么,就常常在打圈子了。二千余年我们却多是在此等处努力。第三,中国历史已入于循环中,为重复之表演,可看下章。

五 西洋政治进步之理

然而在西洋封建解体后,其政治却显然一步进一步,有迹象可寻。这是什么原故呢?此 即为其社会有阶级,即以阶级作阶梯,而得升进。此理在上一章为说明阶级问题,已曾论及。何谓政治进步?政权从少数人手中逐步开放给众人,政治渐进于民主,便是。其 最后鹄的,在国家变成一自治团体,不再有统治被统治之阶级存在。为达于此无阶级之一境,中国却要赖阶级作过渡。阶级在此之作用有种种:——

第一,民主期于尊重人权,而肇始于限制王权。王权人权各有分际而不相凌越,此为最善。但欲以个人抗王,而求得其均衡,谁能有这个力量?征之历史,这都是靠阶级的力 量来达成的。最初得力贵族阶级——英国大宪章即其好例。其后则得力资产阶级;末后,则劳工阶级力量不可少。阶级新陈代谢,各有其时代任务不同。且亦不能保哪一阶级尊重人权,哪一阶级不尊重人权,正要借着阶级力量与阶级力量之相角而得之均衡,以保持此两权之不失于一偏。假如政治上之“箝制与均衡”可以保障人权自由,那么,阶级力量正是产生此“箝制与均衡”,而且运用之者。自今以前,若非阶级力量,最初这门便无法打开;若非阶级力量,亦将无法筑成这条通路。今后,则个人力量在阶级之支撑掩护下已得培养者,将更充实发达起来,最后,人人在教育程度上,在知识能力上,都平等了;每一个人真是不折不扣的一个人,社会秩序自然一准乎理性。那时,乃无须乎靠阶级力量,而社会亦没有阶级了。

第二,政治民主之本义,在于政权公开,凡团体内事,大家商量,共同做主。此在古代之所以能一见于希腊城邦者,一则为其小国寡民,一则以其为奴隶主之社会。唯其小国寡民,一切不出乎众人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及,然后会议取决之制乃运用得来,而不徒为一虚名。唯其为奴隶主,生产之事有人代劳,自己乃有空闲,有资财精力,以从事乎政治。即此可证明其不是靠队级,便不得出现了。近代民主政治萌芽于中古。英国大宪章时代之贵族会议(council of magnates),便是政权先公开于贵族僧侣这一圈内。 在此圈外,不民主,在此圈内,就算相当民主了。其后1254年1265年,乃陆续增加各郡市平民代表在内。初则合开会议,其后分为贵族、民众两院。今天英国之巴力门就是以这样开头,始而其权小,继而其权一步一步加大起来,以至于无所不能为。始而其权在贵院,继而渐移于民院,以至末后民院几乎握全权。始而其议员之选举权,限制于某范围内,继而一次一次又一次扩大其范围,以至末后实行普选。今天英国,英王无权,贵族无权,乃至资本家亦在台下,而由第四阶级结合的工党当国秉政,正是政权无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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