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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记-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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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的时候得了肺病,眼看着他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骨瘦如柴瘦得不得了,后来死了,实在太可惜了。他们那么年轻有才,如果给一个条件能够活下来的话,我想一定非常有成绩,可惜很早就去世了。

毕业以后我念了三年研究生,起先受王浩的影响一起念了哲学,不过我没有念完,一是因为生病,半年没有上课,二是又受王浩的影响,放弃了哲学。王浩本科是学数学的,哲学念得也非常好,他认为,学哲学只有两条路走,一条路是从自然科学入手,特别是从数理科学入手,不然只能走伦理说教的路,比如孔孟之道,仁者爱人,但这些不是哲学,真正讲哲学一定要从自然科学入手。另一条路,就是得到一点哲学的熏陶,从哲学的背景改行搞文学。他这一点说得非常有理,西方的大哲学家大都科学家出身,像近代的笛卡尔、莱布尼茨,当代的怀特海、罗素,还有列宁批判过的马赫、彭加勒,都是第一流的科学家。王浩是学数学的,当然可以搞“真正的哲学”,我没自然科学的基础,念了一年工科远远不够,心想还是不要学哲学了,学也学不好的。那时我正病重,于是找来一些文学书排遣,特别是英国浪漫派,雪莱、拜伦、济慈的诗歌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西方的诗歌和中国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往往都是长篇大论,一首诗就是一小本书,发挥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这在中国诗里很少见。英国19世纪有两个重要诗人,Browning(勃朗宁)和Tennyson(丁尼生),一般的评价是Browning比Tennyson更高明,可我当时的感受是,Browning的诗歌虽然气势雄浑,但缺少人生境界的深度,在这一点上,Tennyson似乎更胜一筹,也更加让我着迷。Tennyson中年的时候写了一首长诗《怀念》(InMemoriam),怀念他死去的朋友,写得非常感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以及宗教信仰,而他之打动我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寄托,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讲,就是“畅论天人之际”。再比如,Tennyson八十三岁去世,他的最后一首诗CrossingtheBar几乎每个选本上都有,诗的大意是,那天早上他出港的时候赶上大雾,船出不去,直到中午雾气散尽才驶离港口,Tennyson联想到自己八十多岁了,人生快要走到尽头,驶离此岸的港湾,跨过人生的界线,之后,就可以见到“我的舵手”(即上帝),“IhopetoseemypilotfacetofacewhenIhavecrostthebar”。这些诗我读过之后非常感动,而且非常欣赏这种人生观,觉得这才符合我的胃口,所以第二年又转到外文系念文学去了。

我在外文系的第一位导师是吴宓先生,后来他去四川了,由美国人RobertWinter做我的导师。不过后来我也没有念好,因为我主要的兴趣不是文学研究,只是那些诗对我的思想有启发,觉着非常有会于心。我一直都这样认为,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本身就是目的,不能太功利,比如念这个对我没多大用处,拿不到博士,也找不着好工作,那我就不干了。当然这样想也不算错,但那是另外一种作风。从中学开始,很多年我都不大用功,这大概与我自由散漫的习惯有关系,也可以说跟自己的人生观有关系。在我看来,读书最大的乐趣在于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这比什么都重要,而不在于是不是得到一种世俗的荣誉。假如不是很有兴趣,又要付出很大的牺牲,我觉得犯不上,或者说,太功利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反而得不偿失。

1945-46年,正是我做研究生第三年,“一二·一”民主运动非常热烈,课也停了,学校里也乱,静不下心来读书写论文。1946年联大宣告结束,清华、北大回北京,本来我应该跟着回北京再写一篇论文,我想写一篇论叔本华,因为叔本华虽然是哲学家,可他走的是文学的路,我很有感触。可是姐姐写信说母亲随她在台湾病得厉害,以为快要不行了,我就去看她,等到可以回来的时候内战又打了起来,北上无望,所以研究生念了三年,最后也没有拿到学位。

几个难忘的人

1。一包热情的闻一多

一个人的性格或者思想大多初步觉醒于十二三岁,等到二十四五岁思想定型,形成比较成熟、确定的人生观、世界观,此后或许能有纵深的发展或者细节上的改变,但是不是还可以有本质的改变,我想是非常罕见的。闻一多先生早年追求纯粹的美,后来成为民主斗士,旁人看来似乎有非常巨大而彻底的思想转变,但我以为那不过是一些表面的变化。在这一点上,我同意RobertWinter先生的话。Winter先生是闻先生多年的好友,1945年民主运动的时候,他的当代文学批评课只有我和徐钟尧学长两个人上。一次Winter先生和我们谈起闻先生,说:“他(闻一多)就是一包热情。”接着又摇摇头,“不过搞政治可不能单凭一包热情啊。”言下似有惋惜之意。

Winter先生的这句评价非常中肯。闻先生是个热情的人,早年追求唯美是一团热情,后来和梁实秋、罗隆基参加右派组织,搞国家主义,其实也是一团热情。西安事变爆发后,闻先生拥蒋反对张学良,在教授会上痛斥:“怎么能够劫持统帅?!”当时很多人都有那种感觉,如果真杀了蒋介石,肯定要发生内战,岂不给日本制造了机会?所以西安事变的时候很多人都指责张学良,称之为“劫持统帅”,等到他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当天的《世界日报》——当时北京最大的报纸,头版大标题就是“委座出险,举国欢忭”。第二天,北京的右派学生还举行了游行,也是声势浩大的,成立了一个“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叫“新学联”,区别于“一二·九”时成立的左派学联,并且发出邀请,希望能合并成一个学联。至于是否真正联合,我不记得了,不过至少抗战刚开头的时候,左派、右派间并不是很尖锐的。及至40年代,生活艰苦了,闻先生亲身感受到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黑暗,又满腔热忱地投入民主运动。闻先生晚年讲诗(其实那时候他还不到五十岁),有一首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他特别欣赏,在他的《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曾把这首诗评价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当然这首诗写得的确很美,我也非常欣赏,不过除了浓厚的唯美倾向,却带有几分人生幻灭、虚无颓唐的味道,好像和他民主斗士的形象不大合拍。所以我以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至终都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在讨论:如果鲁迅活着会怎么样?其实同样可以问:如果闻一多活着会怎么样?仅凭一包热情,恐怕也不会畅行无阻,我这么想。

闻先生那一辈人的旧学根底非常之好,可他同时又是极端反传统的。社会转型时期,有的人唯恐中国的旧文化不存在了,拼命维护,还有一种人,认为传统的东西束缚中国人太久了,中国要进入新的时代,就要彻底抛弃,全面创造新文化,闻先生、鲁迅、胡适都属于这种人。鲁迅激烈反对中国的旧文化,甚至提出不看中国书,《狂人日记》里宣称:什么“仁义道德”,满书都写着血淋淋的“吃人”两个字。闻先生在这一点上跟鲁迅非常相像。在搞民主运动的时候,他在课堂上对我们说:“你们是从外面打进来,我从里边杀出去,我们另外合应,把传统的腐朽文化推翻!”意思是说:青年学子没有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毒害,所以你们须从外部推翻它;我是受过这个教育的,所以我现在要反对它,从里边杀出来与你们合作。我想这代表他当时真实的思想情况,虽然他研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但他并不赞成。

另外还有一点我要保留意见。现在很多文章总是特别强调闻先生生活穷困的一面,比如'文'联大时期'人'闻先生给'书'别人刻图'屋'章,现在都说成是他生活所迫,不得已,我觉得也不单是这样。闻先生早年是搞美术的,又会绘画,又会雕刻,现在北大西门一进门的地方有座西南联大纪念碑,上面的篆字就是闻一多写的,落款“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额”,写得非常好,而且只有公认的大手笔才有资格题这个篆额。所以,搞美术乃是闻先生的本行,写字、篆刻都是他的专业。当然他也是因为贫困,挣点钱补贴家用,但如果过分强调生活所迫的一面,刻字竟成了他不务正业的谋生手段,不免有些过分渲染的味道。

2。民主人士张奚若

学术和政治的关系总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学术永远不可能脱离政治,政治也永远不能脱离学术,甚至希特勒独霸世界还得有一套思想理论的基础,所以学术和政治永远有它们相结合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学术和政治又不能完全划等号,关键在于如何把两者的关系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不要东风压倒西风,也不要西风压倒东风,否则就没有学术可言了。

在历史所的时候,有一次和年轻的同志聊天,他说:“解放前能看《共产党宣言》吗?”我说:“从前我做学生的时候就看过,而且的确很受感动,还手抄了一遍,没事就拿出来看看,挺珍贵它的。”那个同志听了觉得奇怪,说:“怎么那时候就能看这种书呢?”其实那时候学校里的自由度相当大,借书几乎没什么限制,何况还是张奚若先生指定的必读书,哪能不读?张奚若先生讲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指定几本书必读,其中就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当然都是英译本,到图书馆随便就可以借出来阅读。

张奚若先生把马克思作为一门学术来研究,不过我觉得他本人当时的倾向是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旧社会的政治学界很大一部分都是受自由主义的影响,特别是清华、北大的教师,大多受拉斯基(J。H。Laski)的影响。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暴力革命,可是英国几百年都是和平改良,最不赞成暴力革命。拉斯基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主张改良,虽然他也承认军队、警察等等国家要害部门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无产阶级很难取得政权,暴力也许是必需经过的,可他又说:如果不事先通过民主竞选,“youarenotjustified(你就是没有道理的)”。就是说,还得先礼后兵,先通过竞选争取,竞选不成功,再采取其他的方法,不能一上来就暴力革命。这是拉斯基的观点。张奚若先生也认为共产党未必不能通过合法的手段取得政权,所以应该先试着采取竞选的手段。而且,20世纪50年代有一个时期,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选票非常之高,都排在第二,似乎并不见得永远不能竞选成功,不过后来受苏联的影响,又不行了。

有一个现象很奇怪,按理说,马克思主义代表先进的工人阶级思想,应该是在工人阶级数量最多的国家里最流行,共产党也应该在这种国家最有力量,可是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最薄弱的地方反而是英美这些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那里共产党的力量也最小。美国的共产党始终不成气候,好几次总统大选都有以个人身份参加竞选的,可是共产党连竞选的力量都没有。英国也是这样。相反,越是在落后的非工业化地区,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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