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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记-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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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理论了——虽然技术是中性的,但毕竟总有一个意识形态的依托,所以也有很多人攻击,还出了一份叫《荡寇志》的杂志,专门批《战国策》。同时左派也攻击他们派,我最近看到一篇回忆录说,周恩来在重庆的时候还曾向左派的一些评论家说:不要这样攻击战国派,毕竟他们还是抗日的,还在同一个战壕里。

1942年春天,林同济在云南大学主持一次讲演,雷先生又去专门讲他的那套历史周期论,我也去听了。讲完以后,林先生赞美说:“这真是theromanceofahistorian(一个历史学家的浪漫)。”林先生的英文极好,本来是政治学教授,解放后资产阶级政治学不能教了,就改行搞英国文学,教莎士比亚,前些年在美国访问期间去世。

4。吴晗印象

吴晗是专门研究明史的,当时任教云南大学,钱穆离开西南联大以后,中国通史课人手不足,就把他请来教中国通史。

吴晗的课我听过,可是不大欣赏,因为他不是对历史做综合的观察,而是分成许多条条,如中国的官制、中国的经济等等,把历史分割成许多专史,缺乏综合的整体观点。他有几件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都不大好。我的姐姐是38级经济系的,毕业以后不能住在学校,得找个房子住,吴晗那时候是二房东,租了一所很大的房子,然后分租给各家,我姐姐就租了他一间小房。“二房东”在旧社会是一个很不好听的名词,被认为是从中剥削,吃差价。吴晗经常赶人搬家,说是有亲戚要来住,要把房子收回去。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亲戚要来,不过在旧时代,二房东要涨房租的时候总是这样赶你走。吴晗轰过我们几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件事。那时候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我们天天跑警报,而且有一种紧急警报,告诉大家,飞机马上要临头了,大家不要再跑了,赶快找个地方隐蔽起来。昆明不像重庆,重庆是山城,一拉警报大家就钻山洞,昆明没有山洞,所以一拉警报大家就往郊外跑。我们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十分钟就能翻过两个山头,躲在山沟里就足够安全了。老师们则不然,年纪较大,一二十年的习惯本是在书斋里静坐,翻山越岭则非其所长。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输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

第三件事情。中国通史是公共必修课,上课的人很多,有一年的第一次考试全班都不及格。当时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周培源先生教物理系二年级的必修课力学,据说第一次月考也是全班不及格。这有点像《水浒传》里讲的,犯人来了先打三百杀威棒,要你尝点苦头,不过必须是权威教授才可以耍这个派头,大家也吃他这一套。可是当时吴晗辈分很低,还是个青年教师,这种做法难免给人一种妄自为大的感觉。同学们派代表和他交涉,首先自我检讨没有学习好,然后表示老师的教法是不是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吴晗一怒之下宣布罢教,在校园里引发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上课的同学大概还有人不会遗忘这段插曲。解放后我看吴晗写的检讨,总觉得他在心理上总有一个情结(plex),或者说,心里老有个疙瘩,希望自己跻身于名教授之列。比如他说自己拿桶到井里打水,老打不上来,便感叹教授生活的悲惨,总是念念不忘自己是个名教授。教授为什么就不可以去打一桶水呢?

文革后,清华给吴晗立了像。讲名望、社会地位或影响,梁启超大概要远远超过吴晗,为什么不给梁启超立像?要论文革受迫害,受迫害的人太多了,为什么专给他立像,不给别人立?比如赵九章,气象专家,两弹一星的功臣,文革受迫害自杀了,可是没给赵九章立像。再比如叶企孙,物理学的元老,文革的时候被关了好几年,后来死得很凄凉,但也没给他立像(按:清华大学现已为叶企孙立像)。我并不是说吴晗不可以立像,不过比他更优秀的人太多了,讲学术,他比不上陈寅恪、王国维,讲影响,他比不上梁启超,讲贡献,他比不上叶企孙、赵九章,为什么单给他立像?或许因为政治的原因吧,不过我觉得这个标准不太适宜。

5。冯友兰先生

前不久我在《科学文化评论》杂志上看到对邹承鲁院士的访谈,记者问他:“西南联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赏谁,最不欣赏谁?”邹承鲁说:“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冯友兰。”这话说来似乎有点不敬,不过当年我们做学生的大多对冯先生的印象不佳,主要还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1942年,教育部举办过一次全国学术评奖,就我的记忆,国民党当政二十二年中(1928-1949年)仅举行过这么一次,当时评出一等奖两名,一是冯友兰的《新理学》,也是《贞元六书》的第一本,另一部是华罗庚关于数论的著作。冯书的评审者是张君劢,对冯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冯先生在学术上是有贡献的,但是否即如张君劢所推崇的那么高,恐怕不无疑问。洪谦先生随后曾发表一系列文章,评冯先生的哲学,几乎是全盘否定、一无是处。(解放后,冯先生对自己做了一系列深刻的自我检讨,张君劢在海外看到之后大为生气,又把冯先生骂得狗血淋头,即此可见,张君劢之人品恐怕也是很成问题的。)

1945年国民党在重庆开全党的代表大会,主席团有十几个人,自然都是国民党最重量级的人物了,冯友兰也就是躬逢其盛,赫然名列其中。后来听说国民党要他做中央委员,他没有接受,还是留在学校里教书。那时候在民间,民主的气氛还是占上风,所以大家跟冯先生的思想距离就拉开了。那时候国民党也曾表示出一付民主的姿态,街道上贴出选民榜,要在基层进行民主选举。友人王浩语我,一次和冯先生谈话时说到此事,王浩说这只是故作姿态,冯友兰答道:“不能这样说。既然当局肯这么表示,就说明它真心要这么做。”一个大哲学家,天真得宛如一个三岁的小孩子。

解放后,冯先生一贯高举紧跟毛泽东思想,不断写检讨,说:现在大家都要做毛泽东的小学生,我还不够格,我现在要争取做毛泽东的小学生。江青有一段时候特别提倡女性要当权,冯友兰做梁效写作班子的顾问,跟着江青到天津时写了一些咏史诗,其中有这么两句赞美汉高祖:“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这话说得毫无根据。现在有关汉初的史料主要是《史记》和《汉书》,可是这两部书从来没提到汉高祖打天下全靠(“端赖”)吕后的智谋,捧吕后其实是捧女权,跟着江青的意思走。文革后冯先生又写了好几次检讨,说自己在文革的时候犯了错误,违背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

有一次开会我遇到涂又光先生,他在河南人民编《三松堂全集》,我问他冯先生的历次检讨收不收,他说不收,“因为那都是言不由衷”。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作为一个全集来说,凡是他有的就都应该收,至于言之由衷还是不由衷要由读者来判断,不能由编者来决定,不然就应该叫选集。虽然有的人在迫于压力的情况下说了假话,可是这些作为原始资料都应该保留。冯先生的作品也不例外,而且我以为,冯先生的检讨是他平生著作里最值得保存的一部分,因为它代表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心路历程,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可以算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思想状态的结晶。所以,不但不应该删掉,反而真应该给它出个单行本,为当时中国整个文化界、知识界留一份典型史料,这甚至于比他的著作还重要,更有价值得多。学术可以否定,可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他的检讨它永远具有史料价值。

冯先生一生也有非常真诚的一面。解放之初他写信给毛泽东,表示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复信说:“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文革以后,他给梁漱溟写信,说:北大哲学系的老人现在只剩我们两人了,希望能见一面。梁漱溟回信说:你“谄事”江青,我不愿意见你。如果是别人,大概不会再提这事了,但是冯先生非常有意思,这个他也拿出来公诸于众。在这一点上,确实也很难得。我去美国的时候曾听一位台湾学者说,台湾四大无耻文人,第一是钱穆,大陆也有四大无耻文人,郭沫若,冯友兰,老舍,臧克家。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种说法,起初以为是台湾的说法,后来看到徐铸成先生的回忆录,说他在解放之初来清华大学曾见过冯先生,想不到后来冯先生竟名列“四大”。可见“四大”之说大陆亦有之。徐先生生平的立言真诚与立场进步是众所周知的,毋庸置疑。

80年代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冯先生荣誉博士学位,那次的行礼会非常有意思,无论对中方、对美方都非常有意思。美方有个致辞,表彰冯先生对于中国哲学的贡献,其实指的都是他解放前的贡献,而这一部分恰好是他本人早就彻底否定了的,可是现在却要为此而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冯先生的答词也很有意思,绝口不提那些美方所谓的贡献,给了一套完全驴头不对马嘴的说法,他说: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但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等等。然后就行礼如仪,把荣誉证书接到手中。双方有如演出一场滑稽戏,究竟是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这一点倒正好象征当时中美双方的关系,各说各话,实际上又完全对不上口径。

我想冯先生在某种意义上还属于中国旧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旧时代里,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这是根深蒂固的一个传统,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多其他的路可以走,比如爱迪生只念过小学,现在的彼尔·盖茨,大学念了两年并没有毕业,他们并不需要依赖官本位这张皮。可是中国过去除了官本位没有其他出路,知识分子只能靠依附专制皇权得到自己的地位。

冯友兰先生教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的《中国哲学史》写在抗战前夕,在当时是很轰动的,成为标准的教科书,现在也不失为哲学史的经典著作之一。冯先生的理论逻辑非常清楚,要言不烦,没有罗嗦的话,这是他的优点。但他那部书也有很大的缺点,当时我就这么认为,现在看来就问题更多了。第一,冯先生总是先有一个理论的架子,然后用材料去填充他的架子,或者说,先有结论再倒着去研究,这是他的一大缺点。第二,冯先生对哲学有自己的理解,所以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发挥,至于古人是不是就如他所写的那样,总有几分可疑。第三,他那本书虽然叫“中国哲学史”,可实际上并没有跟历史挂钩。每一种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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