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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指出理由的情况下，作者咨询了他所在部门的三十个或更多的人。他们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就这样一个困难的题目而言，文章表明了在这些被咨询的人中，其看法比预想的要一致得多。
我将在此强调一下，这篇文章并不试图辩论现在是否应该结束或继续战争，我们也不是失败主义者。它仅仅针对一个假设的问题，该问题是作者为自己设计的，即：就美国的政策和美国的整体利益而言，一个不利的结局将意味着什么。
理查德·赫尔姆斯说这个报告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这的确不假，在深入和细致地分析之后，文章总结道：前述的讨论已广泛地涉及许多方面和诸多可能性，任何过于确切的结论都将会歪曲我们的宗旨，同时也超出了一个严肃的判断允许的范围。下面就是这篇文章试图表达的主要的实质性内容。
a．在越南的失利对美国的权威将是一个重要的挫折，这将限制美国的影响力，损害我们的一些相关利益。这些利益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是目前很难确切预料的。
b．或许最终的结果不会永久地损害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为许多地区的秩序和安全行使职责的能力。
c．最大的潜在可能是自我伤害：内部的纠纷将使我们无法进一步充分地、明智地使用我们的力量和资源。
d．这种能力的降低会对东南亚及其相邻地区产生最大的影响。该地区的某些国家可能会面对国内的骚乱和外部的巨大压力，并由此导致政治上的重新组合。同样的影响在其它地方不一定会出现，即使出现也会比较容易控制。
报告以这样的词句结束： 任何诚实的、不带偏见的分析家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美国接受在南越的失败、那么在那一地区继起的新的同类危机中它将不必再付出代价。但是，一个曾经聚集了大量的资源并拥有军事强国威信的世界霸权，一旦其地位受到削弱，对它支持的一般安全体系来讲，当然会有某种程度的损害。在越南这个案例中，继续战争将明显引起直接的损失，而承认失败则要冒最终的风险，但要权衡两者的得失，却似乎又缺乏一个公认的尺度。那些不得不进行这种痛苦选择的人们可能也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这里所做的分析能够全面推进讨论的话，那么，它就意味着一种趋向：相对于以前大部分争论所得出的结论而言，承认失败所承担的风险或许是更有限度和更易控制的。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从未见过这份备忘录，据我所知林登·B·约翰逊总统也从未将它给任何人看过。
一些人可能会说这件事实本身就揭示了总统不够坦率的性格特征，从而导致对越南问题的决策失误。一位总统最亲近的顾问，在有关这类问题的一份手稿中写道：我无法确切地描述林登·B·约翰逊总统决策方式的弱点，他不喜欢由集体合作做出决定—— 他更愿意单独征求每个人的意见。无论何时他从不让任何人看到他的全部底牌。例如：他不情愿尝试接受“和平期限”，注定了暂停轰炸的失败。总之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是造成我们对越战争决策不利的主要因素，而这一点不时地在政府控制战争的过程中显示出来。
林登·B·约翰逊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有时自己给自己制造麻烦。让一位高级顾问提供备忘录，对战争中的基本策略进行质疑，却又不允许他与其他同事对此进行探讨，这当然不会把政府管理好。人们还可以举出一些其它的例子证明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独裁特征”，但是我认为把一个总统的失败仅仅归结于他的某种个性特征未免过于简单化了。他的部下应该想出办法弥补其领导者身上的个性缺陷，我们有责任去发现政策中的矛盾，揭示这些矛盾，讨论解决的办法，如果我们当时这样做了，我们就可能改变政策。
迪安·腊斯克的秘密备忘录说明，在一九六七年秋天，中央情报局的大部分高层分析家们都相信，当时我们应该从越南撤军，以避免使美国和西方安全受到永久的损害。在我开始接受约翰·斯坦尼斯小组委员会的询问时，他们通过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处的分析报告表达了这一观点——我们不可能通过轰炸北方而赢得这场战争。我五月十九日的备忘录也曾指出，我们将在越南南方继续付出沉重的伤亡代价，却并不能保证取得胜利。
面对这些情况，将如何解释：为什么政府没有更加努力去寻求和谈和仔细考虑撤军？回答是，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政府中的其他一些人对战争的进程持完全不同的态度。许多有影响的国会成员和公众也同意他们的观点。总统被这些因素所左右。
这种反对者在九月七日对我发动了凶猛的攻势。在辛迪加所属的一份报纸的专栏中这样写道： 有迹象表明政府已经厌烦了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的欺诈、决策失误和专横自大。这个人在越南以及任何其它军事问题上从未正确过。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在约翰逊政府中的地位正在下降，其最明显迹象是：军方人士似乎第一次敢于发表反对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的意见，这一点最近经常被人们提到参谋长们敢于公开反对他这一事实，在我看来，只能意味着，人们已确切地感觉到白宫正在放弃对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的支持。
巴里·戈德华特写下了这篇文章。
实际上，在听证会期间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约翰逊政府正在与河内紧张地进行前所未有的外交接触，这个代号为宾西法尼亚的秘密接触开始于七月，持续了三个月，为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美国与北越代表在巴黎的会谈铺平了道路。
六月中旬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在几天暂时的离开后，我回到五角大楼的办公室，我在办公桌上看到一大堆从世界各地发来的电报，其中一份是给迪安·腊斯克的，带有一份给我的副本，电报是在巴黎的亨利·基辛格发来的，他正在参加帕格沃西会议——一个由科学家和学者参加的国际会议。他说，他刚刚进行了一次或许我们会感兴趣的接触。他遇到一位名叫赫伯特·马尔科维奇的法国人，此人打算在美国和北越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以便为和平创造条件。还有一名叫雷蒙德·奥布拉克的法国人，当亨利·基辛格表示愿意和华盛顿商讨此事时他也要参与进来。现在亨利·基辛格想征求我们的意见，看如何答复他们。
我打电话给约翰·T·麦克诺顿，问他们对这个电报采取了什么行动，他说没有。
我问他认为应该怎样做。
“你怎样想？”他谨慎地回答。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说。
“我们已经进行了多次尝试去打开谈判的大门，但都没有结果。这很可能又是一个夭折的纪录。”他说：“不过，既然没有什么风险，我们何必不试试呢？”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我告诉他：我会带着这个电报去参加星期四与迪安·腊斯克和总统的午餐会。
当我在第二天的午餐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时，迪安·腊斯克和总统都说：“噢，鲍勃，这是又一个死胡同，我们以前碰到过多次了，忘了它吧。”他们这样想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尽管这种事很明显属于国务卿的工作范围，我最终还是说服他们让我来处理。我向他们保证我将以某种适当的方式来进行，不会使美国政府感到难堪。
然后，我开始与亨利·基辛格进行了一系列的商谈。第一步，我先得查清雷蒙德· 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的背景。调查的结果是：雷蒙德·奥布拉克是一个左翼社会主义者，马尔科维奇是个科学家。几个星期之后，奥布拉克显示出他政治上的精明，他是胡志明的老朋友。胡一九四六年在巴黎与法国人谈判时，曾住在雷蒙德·奥布拉克的家里，并且他还是雷蒙德·奥布拉克女儿的教父。
与此同时，我征求了亨利·基辛格的意见，询问他我们应怎样着手工作。他表现得极为杰出，在与北越接触和对他们所提建议如何反应等问题上，他都为我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意见。此外，他还证明了他是双方信息准确的传达者。
七月上旬，我们的工作已到了关键时刻。当时我确信应让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去河内，我们要求他们重新向河内提出方案A和方案B。根据这两个方案，如果北越做出采取相应行动的许诺，美国将暂停或终止轰炸。
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于七月二十一日到达河内。胡正在生病但同意见他的老朋友奥布拉克，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随后会见了北越总理范文同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当他们提出停炸方案时，北越总理说：“我们要求无条件地停止轰炸，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和谈将不会存在其它的障碍。”他表示愿意保持这个渠道，并建议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通过北越驻法国的总领事梅文蒲（音译）向他传递进一步的消息。
当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在河内时，我抽出时间去照顾玛格丽特。她的溃疡病越来越严重，看起来需要手术治疗。手术于七月上旬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进行，术后玛格丽特非常虚弱并经受着巨痛的折磨。为此，我们决定去怀俄明度假，玛格丽特、克雷格和我乘飞机到达座落在洛基山脉特顿山脚下的杰克逊水湾边。这里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地区之一。在那里，玛格丽特在一个小旅店休养，克雷格和我去攀登大特顿山，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其它两支父子登山队，一队由我的军事助理斯坦利·里索带领，另一队的队长是格伦·埃克萨姆，他曾在三十年前率领过我们的登山队。精疲力尽的体力活动，奇伟壮丽的群山，征服险阻而带来的满足感，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把人们紧紧连在一起的同甘共苦的友情，所有这些使我们度过了一个无比美好的假期。
登山结束后，我们租了一辆车，在后座上为玛格丽特装了一个床，然后一路驶向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我们渴望看一看在大雪村附近我们那幢别墅，它正在建造中——我们想察看一下反战示威者对它进行了多大程度的破坏，他们曾有两次想烧毁这幢房子。破坏不是很严重，但我们仍很担心，因为那些纵火犯费尽心机要烧掉它。在后来的几年里联邦调查局也经常报告有人企图这样做。例如，在帕蒂·赫斯特以“共生解放军”的罪名在一九七○年被逮捕时，联邦调查局在该组织伯克利的一个车库的地板上，发现了破坏我们雪村别墅的计划。别墅的每一个卧室都清楚地标上了居住者的名字。一天下午，在阿斯彭附近的群山中进行了一次远足后，我们返回驻地。克雷格和我发现我们租的那幢房子被一群喊叫着的示威者包围着。我们赶快避开了他们的视线。在这次意外事件后，我们结束了度假回到华盛顿。
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离开河内，回到巴黎。亨利·基辛格在他们到达一小时后便会见了他们，并将信息传达给我们。我和总统与迪安·腊斯克在八月八日的星期四午餐会上讨论了亨利·基辛格的电报，认为这是我们曾得到的关于和谈的最有价值的信息。我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