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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成败录-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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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析:    
    蒋介石有在大上海闯荡的阅历,他把投机商人“奇货可居,待价而沽”的经营之道,运用于政治领域,在这方面运用得比较得法。    
    待价而沽中的“待”是策略和时机,“价”是关键,是“标的”和“目标”。就“标的”而言,应是实标而不是“虚托”,也就是说,应该是“物有所值”,自己确实有与追求“目标”相匹配的资本;就“目标”而言,应是可望而又有可能得到,开价或者说期望值不能太高,更不能搞满天要价,就地还钱那一套。其要旨在于把握时机,讲究方法,适度作为,以求抬高身价,实现增值,达到自己的期望值。否则,不得要领,弄巧成拙,会被贬值,甚至有可能一文不值。蒋介石在这方面颇有心得,时机得当,方法得体,张弛有度,收获颇丰。


博篇第24节 巧伪装,静观其变

    蒋介石擅长伪装,他往往在局势没有明了的时候,将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以达到左右逢源,自己攫取更大的权力的目的。    
    事例:    
    为了学习苏联的经验,争取更多援助,1923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蒋介石一行在苏联的参观访问,对于俄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增加了了解,对一部分革命的情况和经验有所认识,对军队组织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尤在较深体会,汪精卫后来谈及此事时说,代表团“经过一番切实考察,知道红军的组织、共产党森严纪律,遂为日后回国后改组本党创建党军之一大动机。”    
    蒋介石以实用主义的眼光对待苏联的建军经验和党的组织领导,贬斥苏联的社会改革政策。他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共产国际对各国党的态度,以及未来两党两国关系,国共合作,产生重重疑团,后来他在《苏俄在中国》中说:“我考察苏俄归来后的结果,是使我冷静下来,我深信和断定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有助于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但在我们革命奋斗的过程中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代表团回国后,蒋介石将写的一篇《游俄报告书》寄给孙中山其中包括对联俄联共的疑虑。《游俄报告书》到底如何说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从蒋经国对《苏俄在中国》的诠释中略知其大意,他说:“回国的时候,(父亲)便秘密向总理报告:第一,苏俄的共产主义,实行起来,一定要为害人类;第二,今日的‘朋友’苏俄,正是我们未来的最大的‘敌人’。”蒋介石还在给廖仲恺的信中说:“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他到了广州,向孙中山汇报了苏俄建军经验,也谈了自己的一些疑虑。孙中山认为蒋介石“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要适合于当时革命现实环境”,勉励他为中俄合作多做贡献。尽管他未接受孙中山的忠告,懾于孙中山的威严,他把自己的观点隐藏起来。    
    1924年,蒋介石受孙中山的委任,到广州创办黄埔军校。此时的广州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鼓舞下,革命热情高涨。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深入人心,因有共产党的参加,日益衰落的国民党开始有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大批青年响应号召,到广州参加革命,黄埔军校招生,报名十分踊跃,同当时的军阀抓丁,逼人当兵形成鲜明对照。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广东革命势力发展迅速,共产党的思想观点对广大青年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这种革命气氛下,如果公开自己的不同政见,极有可能革命势力所被抛弃。    
    尽管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理想,有着天然的反感,为了自己的前途,他只好把这种情感隐藏起来,尽量伪装进步,以赢得黄埔学生的拥戴。載季陶等人也提醒他,要他先掌握实力,暂不表示不同政见,等羽毛丰满后再说。在公开言论和著述中都有很多漂亮的革命词藻,盛气凌人的锋芒也有所收敛,表现得颇为谦恭。他对苏联顾问很虚心,对共产党表示团结和尊重,黄埔军校的校训‘亲爱精诚’是他提出来的,内含着加强联合战线的意味。“他亲笔题写了这四个大字,呈请孙中山核准颁布,挂在军校门上。在一些训话中,大谈俄国革命的经验,号召学生学习俄国革命精神”,声言“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他对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也表示尊重和信任。加伦当时写道:“蒋介石将军与我国教官的关系尚属融洽。”    
    在此期间,他曾多次表示要同共产党人合作。“三民主义信徒与共产主义信徒非联合一致不能完成国民革命。”“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而不相悖者也”。“除了共产党之外,其他团体肯定我们本党真正合作革命事业的,就很少了。”“我们国民党只有左派与右派之分,不能有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分,更不可能有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分。”他要求国民党员“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叛了总理定下来的方针和主张。”    
    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深得人心,蒋介石也高喊这一口号。他多次说,现在我们生在这个乱世,是一个最不幸的事。我们的国家,已经衰落不堪,我们的党,也是积弱不振,所以我们今后要特别努力奋斗,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以雪我们国家以前被人压迫的耻辱。他还说:“中国的革命事业为什么如是延长?乃是因为军阀身后有个牵线之帝国主义者做他的背景。帝国主义宰割中国必须假手于中国军阀,方得肆意残暴,而使中国人民默予敢毒。故帝国主义不倒,中国军阀之乱绝无已时。我党革命目标,与其专革军阀的命,毋宁先革北京东交民巷太上政府帝国主义的命。”    
    尽管蒋介石在这个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在本质上是偏右的。他在国民党内左、右派之间两面讨好,又两面开弓,以达到个人的目的。周恩来后来在论述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时指出:“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他“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    
    蒋介石的表现,迷惑了很多人,当时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对蒋介石很是好感,他说:“现在蒋介石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用这包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得失地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扰害广东人民的滇、桂、粤各派小军阀,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但为国民党建立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1925年12月,陈独秀发表文章,把已经是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人物的蒋介石列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看成是仅次于党首汪精卫的第二号领袖人物。    
    不仅陈独秀被蒋介石的假象所迷惑,连苏联顾问也称赞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个左派,并正往左发展。”即使在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向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发难,苏联军事顾问仍认为蒋介石是一个左派。    
    评析:    
    善于伪装,是政治权术家的看家本领。蒋介石在涉政之初,基本少有伪装,其傲慢加直率,常常导致自己受排斥。经过政坛的磨炼,得势后他比较善于伪装,尤其是,随着权位的增大野心膨胀,更不轻易表明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他内心不同意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却在公开场合大唱革命高调,左右逢源,确实迷惑了不少人。    
    由于蒋介石伪装巧妙,左右逢源,赢得左派和右派的支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的得票仅仅比汪精卫少一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二届执委第一次会议上,又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他已成了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


博篇第25节 借题发挥,一举多得

    借题发挥,是说假借某一个事情为题目,用来发表自己真正的想法。这本是文人们的戏法。运用到官场,那则是借用某事为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蒋介石精通此道,最为典型的就是利用“廖仲恺案”,借题发挥,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企求。    
    事例:    
    廖仲恺在辛亥革命时期,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在国共合作筹备期间,积极协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逝世后,他坚决维护三大政策,批判右派势力的反共分裂活动,针对广东省内军阀部队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坚决主张改组军队,统一财政。因此遭到帝国主义和右派分子的仇恨,于1925年8月在广州惨遭杀害。    
    廖仲恺案发生,激起了广大革命人士的义愤,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和黄埔军校官兵,纷纷要求严惩凶犯。廖案发生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委会立即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处理廖案。蒋介石假借处理廖案,达到自己的目的。    
    首先,借廖仲恺案之势使自己摆脱政治困境。蒋介石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在他指挥下,革命军取得了两次东征,平定了滇军在广州的叛乱,在国民党内地位一升到第四位。他不仅手握粤军和黄埔军的指挥权,而且高喊革命口号,也得到舆论相当多的支持,他以得胜者和获得工农支持的姿态出现在广州,居功自傲,为了揽权采取一些过激的举措,引起国民党内外一些人的反感,包括国民党元老的愤慨。他们群起抨击,说蒋介石是“新军阀出现”、“宁波拿破仑崛起”、“广州已成为警察国家”等等。使他一时间陷入窘境。蒋介石处理“廖仲恺案”,不仅使自己一下子解了围,而且掌握了权力角逐的主动权。    
    其次,借“廖仲恺案”助汪倒胡。胡汉民是党内的“元老派”,与汪精卫合称革命队伍中的“双壁”。当时人们把孙、胡、汪三人关系称之为“胡汪无先生(指孙中山)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也有人把胡、汪加上廖仲恺誉为国民党的“三杰”。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最高权力出现真空,由誰来继承,成为国民党内一大问题。最有资格的要数这三杰了。廖仲恺已身亡,汪、胡为了取得继承人资格,进行了明争暗斗。    
    汪精卫在争取继任领袖的过程中,很想利用蒋介石所掌握的军事实力。在北京处理了孙中山的后事后回到广州,便立即专程到东征前线看望蒋介石,信口开河地说,孙中山在病危之际,不断呼喊“介石”这使蒋大为感动,“呜咽良久”。他们“倾谈党事,并谋个人行止”。汪精卫表示今后要按蒋的话作为进退的依据,使他“甚感其亲爱”。他们一拍即合,相互利用。“廖仲恺案”调查进展,为蒋介石助汪倒胡提供了一个契机。    
    在审理“廖仲恺案”的过程中,发现胡毅生、林直勉等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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