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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nightinBeijing，我留下许多情。”
暗夜的歌声渐行渐远，我把平摊的手掌慢慢倾斜，看它一点点滑落，滑落，终于啪地一声坠入黑暗。
十六岁时，爱上一个人，以为自己会嫁给他。
现在我也不过十九岁而已，十九岁，已经无力去相信爱情。
我靠在楼顶的水泥墩子上，忽然全身瘫软。我累了。
拨通许磊的电话，“老许你在哪儿？我”
老许听起来很为难，“我在开会呢。辅导员临时通知的全院的班长全在的。”
“一会儿能完吗？开完出来好不好？”
“一会儿还有个党支部会”
我摔上手机翻盖。
“靠！”
用熊猫的话说，我是一个地道的事儿妈。尽管我年龄不大，还不够做谁的妈，长期以来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奋斗方向。上大学前大学就是我的方向，上来以后发现不过尔尔。但还是不吸取教训，继续寻找一个生活的理由。也许这些理由在别人看来都是很愚蠢的，就像我们看一头猪，也许它也努力想搞明白自己生活的目的，但我们知道它就是用来炖粉条的，可是它不知道。
我妈给我的最低要求是考上硕士研究生，为此他们两口子可以吃糠咽菜砸锅卖铁，至于学什么她倒无所谓。这个糊里糊涂的要求就成了我的长远目标，我的近期目标是尽快卖字，挣点路费好在五一出去玩一趟。我用学习填充自己的空虚，学习确实会带来快感，郁闷时与其依赖一个危险的肩膀，不如去做微积分忘掉心里的伤。在阳光明媚的时候我的心情多半是好的，会想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比如晶体光学，比如实验报告，比如事业，比如未来，只是能让我驻足的东西实在太少，有一次一个江南的网友向我描述乌庄的样子，听得我只想赶紧去租一条船漫游江南。但也只是三分钟的热度，我一直清楚地知道，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需要怎样的努力才能有资本在未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杜韵给我打过一次电话，电话里的她沉着冷静像个大姐姐的样子，说要走了，找到工作了，向我道别。
“是么？那你保重，一路顺风。”
“晓蓓”，杜韵的声音变得忧伤，“丁鑫好吗？”
“他挺好的，找了个韩国妞泡着，我还指望他拉我一吧呢。”
杜韵没说什么。
韩国妞纯属胡扯，是丁鑫自己瞎编的。
我听丁鑫说，杜韵的工作是陈魁他爸安排的，在一家制鞋厂不知道干什么。我听得几乎把下巴掉下来，“她不是学勘察的吗？”
“是的，学勘察的女生不好找工作，她一个本科生也没什么特长。也好，本来纳鞋底就是中华女性的传统手艺，好歹是份正经工作。”
丁鑫一边说一边笑，“妈的，四十岁以前绝对不结婚！等老子事业有成了，凭我这么英俊潇洒风流倜傥”
我赶紧打断他，“是是是，你就是人称玉树临风胜潘安，一树梨花压海棠，人称J大小淫虫的丁鑫是吧？我吐啊吐啊的也就习惯了。”
我想，丁鑫不是那种儿女情长的人，尽管他的个人资料现在写的是：“昔日的爱情，已被格式化；现在的爱情，该页无法显示或暂时不可用；将来的爱情，内存严重不足，请关闭部分程序后重试”看着是一副我心依旧的样子，但要说到守身如玉，就凭他？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他也并不避讳，他告诉我，现在还是有床伴的，是个老留学生，比他大几岁。
“唉，不和你说了，再把你给教坏了。”
我心想，他妈的你这种人就应该被踹。
这两天正开招聘会，我上校园网一查，看到无数姐妹们的血泪控诉。用人单位的偏颇，同学的歧视，老板的骚扰看得我心里一寒，靠，怎么都到这地步了？
不行不行，我得做准备了。要不然下半辈子岂非要喝西北风过日子？风花雪月的事权且放一放吧。
我这么物质的女人，当然不想挤进失业或待业青年的大军中。我想要华居美服想得理直气壮，上小学时我妈经常对我“洗一次碗给五毛钱”这类充满创意的建议惊讶不已。我爸总教育我小小年纪不要耽于名利。
其实我对名不感兴趣，就认得利，见钱眼开是我的一贯作风。
我不喜欢学习——课本上的知识，但是我很早就认识到了钱这个好东东的无限魅力，也明白用知识换资本是我最好的选择，所以我无怨无悔，寒窗苦读十余年，只因书中自有黄金屋。
面包与爱情，我永远不假思索的先选面包。
爱情只要有荷尔蒙就能分泌，没有面包就没有荷尔蒙载体。推论是：没有面包，爱情会饿死的。
反之则不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我的财迷不下于我的花痴。
我剪掉了长发以示自己发奋图强的决心。在理发店看那千丝万缕一把把掉下来时，心里有受虐般疼痛的快感。它们曾经是我的宝贝，彼时我一丝不苟的爱护着它们，洗护都很到位，所以我的头发很好，乌油油的清爽无比，深得伊人的喜爱。只是我的头发太硬了，做物理实验时测头发丝的直径，我的数据最大，老师笑，“怎么这么粗？头发硬的女孩子厉害啊。”
头发硬的女孩子厉害？也许，我妈曾说，虽然她的宝贝女儿已经长得花儿似的了，她还是觉得如果我是男孩会更合适一些。可能是眉毛的缘故吧？微浓而且有明显的眉锋，好在有一双看来清澈见底的眼睛和微微上翘的睫毛，才掩饰住那眉锋的锐利。从小我就是争强好胜的人，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乖巧的小女生。我小的时候身体发育极慢，一直是全班个头最小的孩子。一个小不点儿要维护自尊需要比常人更大的努力吧？总是有淘气男生抢走我的帽子，在他们的手里传来传去，总是有人尖声打着呼哨，给我起难听的外号——每个外号前都必加一个“小”字。连数学老师都习惯地对站在黑板前手足无措的学生说，“白长那么大个子！让小豆豆给你讲吧。”这时我其实非常愤怒，谁是豆豆？我不叫豆豆啊！
初中时看到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我如获至宝地抄下：“我承认我比你们矮一个头，但是如果你们因此而嘲笑我，那么我将砍下你们的头，消除这个差别。”
我的偶像是拿破仑。
第38章
那时我从不允许自己落后于任何人，考试成绩，各科竞赛，演讲辩论，兴趣小组在迷上篮球前我经常放弃午休，一遍遍在校园角落那架紫藤花下徘徊，一遍遍编织我的小论文，我的广播稿，看我喜欢的杂志《读者文摘》，《我们爱科学》和郑渊洁的《童话大王》，所有老师都深信我是个异常早熟的孩子，所以我小学没毕业时，已经把那篇金博士的《我有一个梦想》背得烂熟于心。我深信自己异乎寻常，来到这个世界上有着非同一般的使命。只是体育课是我永远的难堪，因为个子太小，我从不能在四百米跑中达标，不管我发狠地在放
后绕着操场后跑多少圈。我的体育老师在一个黄昏静静地看我在操场上奔跑，然后他走过来，说，“回家吧，挺晚了。”
我不记得是否在老师面前哭了，但是我以后的体育成绩都顺利通过，虽然确实是达不到标准。有一次韦君他们几个小男生起哄，说老师包庇我。我红着脸，“没有。”
“没有？那你厉害的话你去爬理工大的软梯啊！你要是能爬上去我们就说你没有。”
理工大的体育场上都是很大很大的大孩子，他们忙碌地走来走去，没人注意到我们。我握着齐胸高的软梯末端，心里颤颤的怕回头看他们都挑衅地看着我，一股说不清滋味的气涌上胸口，我攀上铁梯，立刻感受到它随我的身体动作不停地摆动。会变形的软梯远比一般的梯子可怕，因为没有稳定的落脚点，我根本估计不到它下一刻会扭动到哪里。
我的动作凝固了，我希望有人喊我下来，有个台阶可下，那我就不用这么担惊受怕。
但是没有。
我没有退路。
我一点点地适应着它，用身体感受它摆动的规律，我的手快要捏进铁链里去了，因为双脚随时可能悬空。这是一个缓慢而奇妙的过程，在最初几格我爬得很慢很小心，但是当我逐渐适应之后，这就成了一个没有悬念的游戏。我开始发现技巧，虽然我很慢，但是很安全。
我的速度一点点加快，终于我抬起左手，触到了那原本遥不可及的顶端——那在下面的小孩看来几乎是伸在云彩中啊！那一瞬间胜利的狂喜溢满胸怀。
当我下来时他们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可是我不怎么介意，这是我自己的胜利。
从此我爱上攀登。
在东摸西爬的日子里我和熊猫一样保持一头利落的短发，不然爬墙头太不方便了。后来我为一个远去的男孩子重新蓄起长发，希望他能注意到。熊猫笑我“野百合也有春天”。
野百合当然有春天，只是花期短暂。
走出理发店我摸着一头菲薄的短发冷笑了，杨琼，我和你就这样了喔
爱来爱去没了发明，灯火惊动不了神经，有时爱情徒有虚名。
老许显然不满意我的新造型，总抱怨说，“你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
管得倒宽，你是谁啊？
我已经懒得去想老许和我的事了，我们现在出双入对，自习室里有我就有他，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不再憨憨地对我傻笑，我的心事也很少告诉他。在心里，我们俩的距离有一万光年。
上次在情人节的夜里
那天他说要出去买衣服，我说“哦”。
“陪我去可好？”
“没心情。”
他很不高兴，“那我叫傅萍去好了，她很会讲价。”
我回头待笑不笑地看他一眼，“请便。”
许磊忿忿，我等他受不了我拂袖而去，可他就是不走。
关于傅萍的历史问题我懒得提了，上次在他寝室一个小妹妹打电话来，老许含糊了两句混过去了，还自以为很机警。打着哈哈对我说，“以前的同学，唉，真烦呐。”
我面无表情地打着星际，以前的同学要是个个都能叫出“磊磊哥哥”这么肉麻的字眼，我就把脑袋借你当球踢。
我得承认，我是故意的。
老许喜欢坐在那些他“主持并召开”（原话，他自己说的）的会议上顾盼生姿，积极踊跃地发言，煞有介事地总结，讲毫不幽默的笑话来活跃气氛，未来村支书的气质暴露无疑。
村支书就村支书吧，看看台下多少有志青年在敬仰地望着他啊！
我的革命情操还有待陶冶，一到这种场合呵欠打得能露出牙肉，一会儿就睡过去了。尽管事后我极尽谄媚之能事地恭维老许有做村长的潜质，他还是用愤怒而无奈的眼神往死里看我。如果目光能杀死人的话，我早死了一万次了。
“看我干吗？人家都认错了”
“你一点都不支持我。”
“我觉得政治是肮脏的代名词不是不是你不是，我是说他们。”
“你写的东西我篇篇都看，可是要你给我做点事这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