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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梁庄-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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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场架,你大姐、你哥都记得清。我拿着菜刀,你哥拿着那个铁球,你大姐拿着铁锨。咱们家的铁球就是从那时开始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告到公社,公社书记肯定向着大队书记,说我是严重的反党分子,非给他斗争到底。我听说了,公社书记到哪儿开会我跟到哪儿,让他解决这事儿。最后他烦了,说解决解决,今儿就解决,就派副书记来解决。梁兴隆说,那叫光正来我这儿坐坐,我就把墙扒了。我说那不行,他来我这儿坐坐才对,他把我路封住,不让人活,咋变成我向他道歉?后来又说只让过人,不让过车,我说不行。1979年清明这件事基本告一段落。

我这个人就是好抱打不平,看不惯的事儿,就好管,人家叫我“事烦儿”。“吐故纳新”'4'的时候,重新选村干部,梁家几门之间斗得厉害。梁光望是咱一个门上的人,为保护他,我早上跑晚上跑,找乡里工作组,想着是家族的事,是一种义气。没有人感谢我,你妈说:“人家老欺负咱,快整死你了,你还跟人家一势,有没有脸?”你妈那次真生气。回你外婆家,我去叫了几次才回来。

1980年9月16日,你妈生病。因为浇地,兴中把咱们的地浇坏了,你妈和他们吵架,兴中把你妈推倒在地,手也弄伤了。你妈连气带摔,中风了。那年你妈虚岁四十岁。然后就是开始背着你妈到处治病。

父亲提到的很多名词,像“统购统销”、“二月黑风”等,我都不甚清楚,但是,父亲却很自然地提起,可见当时的政治对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巨大渗透,只不过,他是以一个“破坏者”和“批斗对象”参与当时的政治。想象着父亲为了躲避被抓捕,坐在一眼望不到头的烟地里,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四周一片寂静,炎热的太阳直照着他。那是怎样的心情?他如何度过那漫长而又饥饿干渴的酷暑?从整个村庄来看,六七十年代的政治生活席卷了整个乡村,但是,其内在的逻辑、心态及操作方式,却与标准的政治有着根本性的不一样,村庄内部的家庭恩怨、权力斗争、人情近疏都参与其中,它决定着批斗者的心态及被批斗者的命运。最终,对父亲的批判定性被一个老太太经验性的一句话给否定了,也恰恰显示了这场斗争内在逻辑的荒诞性。

作为一个“不安分”的乡村老人,父亲经历了、也参与了中国的当代政治历史。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但政治却切切实实地影响着他的人生和家庭。他好斗和“爱管闲事”的性情使得母亲和我们整个一家人受到了伤害,父亲的批斗史也是我们一家的受难史。母亲的生病与早逝除了自身身体的原因,跟长年的担惊受怕也有相当大的关系。但如果我们指责父亲伤害了母亲,他会非常愤怒地骂我们,认为我们太自私。近几年虽然有点“晚节不保”(父亲终于获得了村庄权力层的认同,颇有点得意地出入于新旧支书家里,享受着大家对他的礼遇),然而,一遇到什么不平事,如村里的财务问题,哪一家被欺负,不管是不是村里的、认识不认识的,他的“活力”马上回来,像年轻时代一样,替人家到处奔波。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经常在为别人打官司,不管什么时候,家里总是一堆人在商量事儿。我上初二时,为帮一家人打官司,那家姐弟在我家住了几乎两个月。那时候,家里基本上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还瘫痪在床,父亲生意也不做了,和他们一起去跑,找法官,托人情,和村里几个要好的人在一块儿商量。最终,官司也没赢。提起这件事,父亲又骂起来,这不管能行?这些人都坏到底了,没人治他们会行?这是几十年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父亲始终不承认,也不认为他的这些行为有什么不对。

如果撇开他是我“父亲”的身份来看父亲,我清楚地看到,正是父亲这样对“政治”充满热情的人,那些乡村的“刺头”、“事烦儿”、“管闲事”的人,维护着乡村的道德与正义。他们扮演的通常是乡村知识分子的角色,有一些见识,对权力、对欺上压下有一种天然的不满,自觉地打抱不平,拔刀相助。

老支书:选举给钱都找不来人

梁清道,梁庄的前任支书,五十七岁,长着一张宽阔的、紫膛色的大脸,眼睛里总是闪着狡黠的光。一个自学成才、优秀的乡村厨师,一个运筹帷幄的乡村政治家,一个出口成章、能随口编顺口溜的乡村能人,一个无可奈何的公公,一个狂热的赌徒。

他给我讲起了梁庄这三十年的政治和权力运作。

农村政策变化可不一样,前进就在这十五年。原来有个顺口溜能说明情况:“队长对队长,走路咔咔响,会计对会计,穿着蓝咔叽。队长有权,会计有钱,撑死保管,饿死社员。”现在年轻人,你看人家脑子有点差,出门就把钱抓。出门打工不中用拿个万儿八千,中用的挣个三万两万。我埋怨自己退得不早。前几年我退了,领导照顾,让我们家大娃儿也当个村干部,算擦擦我脸上灰。干这几十年,只差把世上酒喝完。日他妈呀,想想差般'5'之极。你说有没有退休工资?有,可有,说出来不怕你笑,你问问他们正干着的多少钱,两百块。我退休,一个月六十八块钱,再加上保险,一共一百一十六块。

经济大包干,乡村可完蛋。咱们这个行政村共两千多人,一人一年顶百十元,每年需向乡政府交二十八万元。特产税也要向老百姓要钱,种辣椒、烟叶都要交钱,村里的开支还是跟老百姓要,民办老师的工资、办公费、招待费都是从土地上提取。没有企业,一切来自于土地。一亩地来回报税,不然不够村集体的开支和上缴。刚开始是谁种地谁掏钱,后来即使不种地,你名下的地也得每亩交五十块。有许多家两口子出去打工,干脆不回来了。村干部去要,村民也有抵触,极端的情况就是发生冲突。那时候干群关系最紧张,真是一步步恶化。在村里能给群众说通了,知道这是政府的事,与干部无关;说不通,还有的要自己搭车收费。群众最恶心干部,说:“你们除了要钱,还能干啥?”特别是1997年以后公办老师工资也让基层发,乡里又摊派到村里,老师罢工,村民闹事,乡干部也是急得贷款,去借。政策再延长两年,出现啥情况还不好说。

现在是村村都有外债,多哩,都有几十万,主要欠在提留款和超生罚款上。提留款从来没收齐过,都是村里垫支。超生罚款按人口比例交钱,咱们村每年得交三四万,可是村民常年在外,根本不回来,这也得村里垫支。老百姓也会笑话人,称村干部的工作是“催粮要款,刮宫流产”,听着咱这老脸也是挂不住。

这些主要依靠民间借贷,银行绝对不借。一分八、二分,高利贷,收提留了再还,导致村里债务越堆越多。有些信用社也想贷钱,知道这情况,不贷给集体,必须以个人名义贷。支书只好以私人身份去借贷。几乎每个村都是干部自己抓、借、贷,来完成任务和应付开支。干部背着债,不想干也不行,干着,还能生办法还,不干,这债全成自己的,那还活不活?有个村支书最后一年借不来了,选举时被选了下去。他对乡党委书记说:“书记,你要是不让我干,我上吊在你家门口。”

我自己是坚决不背债,收上来交,收不上来不交。咱们村里不欠钱。我派给生产队,队里抓,你生办法完成。到季了地卖了你再交。土地霸住,一亩地一百块,你交了让你种地,不交,不让种。

咱们村是穷村,别的地方争一个村长花几百万,咱们这个地方是没人干。农村的穷队,要啥没啥,干有啥用。选举是三年一届。民主是民主,早晚民主都是集中制。村民委员会也有,成员名单也写在墙上,选举的规章、制度都有,但只是摆设。不是这制度不好,村民自治肯定好,问题是,治谁呢?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在外打工的人根本不参加意见,选举给钱都找不来人。咱们行政村共两千多人,连两百个人都叫不到,开会只算走走过场。经济社会,农民一切扑在经济上,争官干的意识并不强。老百姓靠打工有点钱,集体是个空壳,所以也没人争。有些村开会比较积极,想参加选举的人自己掏钱,把在外打工的喊回来,那是因为有利可图。也有些村别说选举了,干脆就是没有人当,当个村支书还不如出去打工呢!

不过,话说回来,大多数人还是想当,能占点小便宜,也是个政治荣誉。算是承认,你是个能人。那全是虚荣心。有人说,道娃儿,你村支书干一辈子,把咱们村弄得要啥没啥。我说,你说球哩,群众楼上楼下,我要啥没啥。这些年,我胡球拾俩粪也挣俩钱,现在是喝一肚子酒精,两手空空。反过来说,楼上楼下跟我支书也没关系,那人家都是出门打工。不出门打工,那还不中,在屋光守二亩田,吃饭都艰难。

说到自己的穷苦,清道哥显得很激动,父亲在一旁大笑说:“你娃子别能,说得你好像受屈了一样,你不当村支书,你能在公路边盖那一处房?你养活仨儿子,还办养鸡场?就别在这儿摆穷了!酒你没少喝,赌你也没少来,你输的钱都是哪来的?”清道哥是我们一个门上的,还没有出五服,平日里父亲和他对话都是连说带骂,毫不客气,见清道在我这里撇清,父亲早就按捺不住了。

这我也承认,是沾点光。不过,我干的时候,一般不去镇上食堂,减少开支,村里穷得不得了,你再胡吃,那还行?谁对口有啥事,哪一天哪一日为啥事,月底报销,一样样审核。不管在家里招待,还是在食堂,规定多少报多少,超一部分是自己的。我每天都记账,流水账。今天在干啥,跟谁在一块儿吃饭,都写得很清。

我当官的经验是,群众通情达理的多,不论理的也有,凡事有问题,首先从干部自身找问题,别先找老百姓。老百姓百分之九十都通情达理,是你干部没说到。那年交公粮,有些群众拒交,我跟去三天,三天嗓子都说哑了。有些群众有怨言,借交粮可找着机会说说。能解决的我给你解决,解决不了给人家解释清楚。但是,交公粮是国家的事,该交粮交粮,随后再处理。借交粮胡闹,总归是不对。后来,村里人都说,早像你这样,俺们咋会不交粮?该解决解决,该说清说清,有啥说的?

现在的国家政策,对老百姓是够点'6'了。种地给钱,补七八十块钱,土地咋能荒?乡、村两级不向群众要钱,并且国家补贴,群众对上没有经济负担,收成好了多收点,不好了少收点。现在的村干部职责很简单,一是宣传党的政策,处理计划生育任务、宅基地、治安、民事纠纷;另外,村支部生办法引导群众致富,过去的干部逼着要钱,现在也变成服务型。一家一户办不了的事,村支部帮助把事办了。

有人说现在的农村新政策,根本不需要村干部,干脆取消算了。这绝对行不通,就现实来说还是不适宜,如果那样,农村的老百姓就真成了一盘散沙。政府与农村肯定有间隔,具体的农村纠纷上面政府解决不了,一是不了解情况,村里的人际关系都很复杂,谁家跟谁家有啥来龙去脉,外人一点都不了解,很难处理;二是真假难判,乡政府不可能直接进入农村。把这层取消了,下面的群众不成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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