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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45。回家
中午吃过饭，我告别了高保平一家。今天已是正月初三，该回鱼湾大队——我的家了。高叔叔、白阿姨也理解我急于归家和父母团聚的心情，没有多挽留，在我临出门时，给我准备了装满北京特色食品的一个大提包让我带回家，给我父母尝尝。我怎么拒绝也没管用。
第二天中午，火车到达我家所在的J省省城L市。下火车后给我的舍友郭勇打了个电话。自从我四姐出事那次我来L市后，还没去过郭勇的家。到他家后，我把白阿姨给我收拾的东西留下了一半（我身上只剩下二十多块钱，只好借花献佛了，这还是里面有白阿姨给那我十块的压岁钱），结果第二天回家时，郭勇他妈妈渠阿姨又给我塞进去满满一包省城的特产。哎，人缘好啊，走到哪都落一堆人情。
正月初五中午，我搭从省城过来的客车，在我们村头下了车。眼前的山村已不是昔日那破落的面貌，因为春节的来临，人们给她略作打扮，使她也显得充满了一种野性的妩媚，眉宇间带出了一丝喜气：年轻的小伙子从山上采来了松柏枝，搭起了几个彩楼；手巧的姑娘们用红纸剪出了各种各样、栩栩如生的窗花，糊成了挂在大门上的各种花灯。家家户户大门上贴着的大红对联，驱散了一年来缠绕在村落间的穷气；地上撒着的一层鞭炮屑，意味着一年的霉运已被蹦去。来来往往串门的人脸上都是喜悦，老远就能听见他们欢快的大嗓门打招呼。看来这个年人们过的不错。有几个八、九岁的小孩穿着新衣服，正在村里活蹦乱跳，把鞭炮点燃瞎扔着玩，看见我大喊：“五儿叔回来了，北京上大学的五儿叔回来了。”腿快的两个掉头就朝我家跑去报信了。剩下的几个跑过来，接过我手中的大提包，两个人抬着走，插不上手的则在前面呐喊开道：“我五儿叔回来了”。我纳闷，啥时候我在村里变的这么牛了。
刚走到我家坡底，爹妈就从大门出来了，后面跟着俩小“卫兵”。一见我，妈就擦开了眼泪，爹手里拿着旱烟袋，高兴的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花。
一进门，我先打开提包，抓出两把糖打发走了几个小“卫兵”。由于村里呆的时间少，这几个小孩一个我也不认识。小孩们手里拿着来自北京的水果糖，欢天喜地跑出去到处炫耀去了。妈妈给我打了洗脸水，让我先擦把脸。在我洗脸的时候，不住地问：中午吃饭了没有、一路上没出什么事吧、假期学校都没人了在那住、在那吃饭等等等等问题，我洗脸不得空，只能嘴里偶而蹦出几个词。爹在一边听得不耐烦了，旱烟嘴在锅台上敲了几下：“你让五儿洗完脸再问也不迟吗？他还能飞了？没见过你这样的？！”妈笑着连连点头：“对、对、对，我高兴得都糊涂了。”
“妈，我四姐去哪了？”洗完脸我见四姐不在窑里。
“你四姐吃过早饭就出去了，估计到那三姐那去了。五儿你想吃什，么妈去给你做。”
“哪还用问嘛，‘接风饺子送行面’，就吃饺子。不是还有给他留的胡萝卜羊肉馅吗？！”爹点了一锅旱烟不紧不慢地回答。
妈在锅台旁一边和面，一边听我和爹拉呱北京城怎么过年，不时还在中间插几句。
门外突然出现了拉长嗓子唱秧歌的声音。我们那有一种风俗：过了正月初一讨吃的（乞丐）就出门了，大正月的，到谁家再穷也得打发点，不论东西好歹。这讨吃的有的是上了年纪没人赡养，家里确实是揭不开锅了。有的却是以前乞讨过，养成了习惯，已经成了一种职业了。有的是装出一副穷苦可怜的样子，博取人们同情，有的是能唱一口好秧歌来让人们娱乐换取食物。
“呀，李凡来了。今年咋来得怎么迟？”妈急忙把粘着面的手在面盆里搓了搓，去后窑拿打发的东西。
李凡，这也是我们这民间的大名人。在我前生只听说他秧歌唱的好，至于怎么好就不太清楚了。因为这方面不感兴趣，光知道人们对他的秧歌津津乐道。这会名人上门了，怎么也得看看。我从炕上急忙跳下来，趿拉着鞋就望外跑。
门外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衣服穿着破烂，一手拿个破碗，一手拄着木棍，肩上搭着条破布口袋。这就是李凡？！
他见窑里有人出来扯起嗓子唱开了：”新正上月头一回，亲戚们千万不要嫌（当地土音读hai），明里施舍暗里来，谁打发我谁发财。”唱完后脸上不见一点羞涩，坦然地看着我。
唱的就是好，我暗叹，我要你给、我吃饱你发财，用后世的话说这叫双赢，打发他的人也挺高兴的。
“你能用秧歌介绍一下你自己吗？”我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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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叫李凡我实不凡，范丹老祖把家业传，世上的帐帐我要不完，我不上门人不还。”稍息了片刻，李凡又开口了：“老人家是高门大户家传耕渎，到我手上改换门庭有官不做，手拿上打狗棍周游列国，虽然贫苦活得两天无拘无束。”（范丹是我国东汉时期的杰出学者，给官不做，而将家产全部施舍于饥民，自己却一贫如洗。）
“哪现在家里有什么人？你老婆呢？”我对李凡来了兴趣，继续问他。
“老婆丑得没人看，跌倒拾不得一分钱，院里好象猪羊圈，家里如同十和殿（土语，脏乱无比的地方）。”
“家里有孩子吗？几岁了？”我从家里拿出一合烟，给他递上一支关心地问他。
“好烟哪，还是大前门，真是一家好人家。”他点上烟，先美美地吸了一口，然后又开始唱：“最大的孩才十三，最小的还在炕上栓，我一人再怎动弹得欢，还是过不了口
正文 46。奇人李凡
妈妈从家里拿出两个白面馍，李凡喜笑颜开地接过来。这年头，白面在谁家都是稀罕东西，只有在过年大队才给每人发几斤。给讨吃的白面馍，说明是把他当上客待了。老妈和他说笑了几句，就把打他发走了。
回到窑里，我好奇地问爹：“这李凡是个什么人，听他的秧歌很有水平，像个有文化的人。怎么出来讨吃？”
爹吸了一口旱烟，慢腾腾地说：“李凡这人不简单，是个奇人哪！别看他是个讨吃的，人们谁也不小看他。上了谁家的门，有好的不给赖的（土语不好的）。”
“那他家原来是干什么的？看他还像念过几天书。”我继续问。
“他家原来在他们李家村村里，也算个好庄户人家，小时侯他还读过几年私塾，肚肚里很有些墨水。土改时他家的成份给划成富农，几年折腾下来，家业就败了。爹妈死得早，家里就只剩下他，地里活又干不了，穷的只能讨吃，到了三十几也没寻下个婆姨。后来有人见他秧歌成得好，人又欷惶（可怜），就给他说了一个带孩子的寡妇，后来又生了四个小孩，日子就更难过了。前几年不缺劳力的都吃不饱，更不用说他家七口人、一个半劳力，你说他不讨吃，又能有甚办法？！”
“说谁家讨吃呢？吆，咱家的大学生回来了。”四姐风风火火从外面跑进来。
“正说讨吃的李凡呢。四姐，刚才李凡来唱了几个秧歌，妈给了两个白面蒸馍打发走了。那李凡唱的秧歌挺好的。”
“妈，你可真大气，用白面蒸馍打发讨吃的。今年白面多的吃不了了？”四姐讽刺老妈。
“四女子，还真让你说对了。今年队里过年每个社员给分了三十斤白面、十斤白菜，猪肉让随便买，比前几年过年，真是天上和地下了，简直不能比。李凡家里有五个小孩，最小的还在炕上爬。他们大队今年每个社员才发了三斤白面，只够看的，能管什么用。真是遭罪呀。苦了几个小孩。给他两个馍馍也让他回去哄哄几个小的。”
“奥，李凡呀，今年我刚到公社上班，就听过他的秧歌。可有意思了。”
“他还到公社去唱秧歌？”我有些奇怪：“你刚上班，五六月份不逢年、不过节的，他去唱什么秧歌呀？”
“那段时间，他家里面没吃的了。跑到公社去要救济。人们一边起哄说：‘唱个秧歌吧，唱得好就给你。’他问唱什么秧歌。众人说就唱你穷吧。李凡一点也不考虑，张口就来：‘炕上不铺个席片片，睡觉枕的是半块砖，灶里不流一点点烟，抬起头就能看见天。’唱得人们心里也发酸。旁边有个人说那天看见他和老婆在灰渣堆里拣兰碳，就再唱一下拣兰碳吧，他接口就来：‘因为没烧的做不熟饭，引上老婆拣兰碳，虽然现象不好看，世上的穷人千千万。’正唱着，任书记进来了，有人就给他出主意，书记爱听你唱秧歌，把你的困难编成秧歌唱了，肯定给你救济。他走到任书记跟前就唱：‘眼看见天暖换不转季，家里无粮缓不过气，老婆得病又没钱治，没办法才求你任书记。’书记一高兴就给他批了二十块钱。”
我感叹地说：“这李凡真是个急才，农村里也有大文才。”
“这算啥哩，”四姐继续绘声绘色给我讲：“这李凡有了钱，立马就到粮站去买粮。他老婆有病，想吃点小米饭，可咱们现在只供应高粱，只有几个需要特殊照顾的才能买到谷子。李凡知道自己的身份，不敢开口。正碰上站长上厕所，一见就要他唱个秧歌，他赶忙给站长鞠了一个躬，唱：‘五黄六月天气热，高粱糁糁解不了渴，你对穷人不眼黑，照顾让我买成谷。’站长马上领他买了几十斤谷子。这真是给了他天大的面子。”
“人穷志短没办法呀，走到哪，都得给人家说好话。没办法，总要活下去呀！”我不禁替李凡唏嘘不已。
“他也不是见谁都说好话的人。”爹插话了，“李凡人穷志不短。他出门讨吃碰上不给的人，他也不麻缠，但话还是要说的，他就唱：‘有的人家太小气，见我一来就把门闭，打发我说明咱有情意，不打发也把你讹不地（讹不住）’。有的人笑话李凡秧歌唱得满有才华，为啥还要讨吃要饭？难道这营生洋气（赶时髦）？他马上反驳：‘你说这话太荒唐，秧歌哪能顶口粮，讨吃不是为取洋，要着总比饿着强。’有人说他讨吃丢人，他却说：‘落盘菜、摇壶酒，天南地北到处走，盘龙大棍挽在手，打遍天下咬人狗。’、‘一无愁、二无忧，沿门乞讨度春秋，韩信孤母要过粥，康熙王吃过‘到口酥’（用米糠做的窝窝头）。’。有一年，他的小孩得病死了一个，人们安慰他不要伤心。他反倒唱了个秧歌自我安慰：‘养的个孩子很聪明，如今也比大人能，李凡虽然家贫穷，我孩是贵人生寒门。干一口、湿一口，一家人家手倒手，拖上转、背上走，亲着亲着喂了狗。时不顺、运不通，我没本事婆姨疯，抓屎弄尿一场空，命薄福不住（土语容不下）文曲星’。”
我默默不语。还是一个“穷”字把老百姓整成这样。像李凡这样一个本来很有才华的民间歌手，为了全家七口人的生存，把自己的才华沦为乞讨的工具。可悲呀！！现在的农村是越生的多，越穷！越穷，就越生的多，成了恶性循环。也难怪当时人们只顾肚子了，也没有别的娱乐活动。白天动弹一天累得要命，晚上一吹灯，成年男女也只剩下那点乐趣了，不生孩子再干啥？就像他们自己总结的：“耕地靠牛（没机械），叫人靠吼（没电话），照明靠油（没电灯），娱乐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