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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大道-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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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不淫,贫贱不移”,这才是最有效的控制,也才是幸福的泉源。

(6)文化是求生的工具,一切发明创造,都要为人群服务。管理者扮演“服务人”的角色,建立有利于人群的法则制度,自能获得大家普遍而良好的感应。

4。中行。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他看出志于道而具有中和德性的人,自古以来便很少,不如退而求其次,找那些志趣高大,不做不好的事情的狂狷之士,后来孟子才感叹地说:“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狂狷之士,并不是最合理的,只不过中道难得,孔子才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管理者当然不能“阉然媚于世”,成为孔子最讨厌的“乡愿”,这种一味随顺着世俗,迎合着污世;用心好象忠厚,行为似乎廉洁;大家都喜欢他,而他也就自以为是”的作风,是永远也不能进入中正之道的。管理者至少也应该积极进取,而有所不为。最理想的,则是具有朱子所说“刚果决烈”的性格,硬着脊梁无所屈挠,自反常直,仰不愧,俯不怍,那才是“中行无咎”呢!5。时中。

子思作中庸,记述孔子的旨意,指出“君子而时中”。孟子也赞美孔子为“圣之时者”。因为孔子深知变是宇宙中的一种根本事实,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管理者必须要在时、位的改变情况下,随时调整,随时改进,以求其“中”,而获得良好的感应。这“位、时、中、应”(因应时空的变化,做出合理的调整,以求得良好的效应)四个观念,从古史中可以看出它们的形成,早于西周时代,却深远地影响了后代的中国人。善于把握“难得而易失”的时机,才是切合时中之道的管理者。中国常说“天时、地利、人和”,便是最佳的组合。管理者必须“好古敏以求之”,充分了解持经达权的道理,无所胶着,无所凝滞,却能够变通创新,那就是时中的精神。

(二)中道管理符合人性的要求中国人普遍并不十分理性,因为我们相当重视感情。加以我们的情绪变动得很快,又很容易走极端,不是爱之欲其生,便是恶之欲其死。孔子看到这种情况,才特别提出中庸主义,希望中国人能够稳定情绪,凡事尽量求合理。

汪少伦先生毕生追求人类幸福之路,发现人类不能幸福的原因,在于“人类本身不似天使,各种环境又不似天堂”,以非天使居非天堂,自然不能有幸福。人类不似天使,主要是受到观念的影响。各种不当观念,使人做出不当的行为,当然不像天使。人类居住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及文化环境。自然环境系由物质世界所形成,与人类有直接而密切关系的,即是太阳和地球。太阳影响气候与气象;地球包含地形与物产。这四种不同的因素,具有相当的差异性和固定性。前者表现在有些地方自然环境较佳,而有些地方自然环境较劣,人类只能适应相当好的自然环境,特别坏的,非但不能适应,而且只有听其为虐,因而引起竞争,希望夺得较好的自然环境。后者则陆地面积既不可能任意扩张,重要资源也无法任意增加,不足以因应急速增长的民族人口,以致你争我夺、战火频仍。文化环境系人类运用智能,改造自然环境的结果;人力改造“地”,形成物质文化;人力改造“人”,产生社会文化;人力改造“天”,发展精神文化。然而这些文化,都非孤立个人所能完成,亦不是整个人类合力创造的;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改变,由氏族文化而民族文化,因而有其矛盾性与相对性。前者由于各方面文化有其本身发展的法则,极易倾向绝对性的发展,形成某一方面文化的独尊,以致民族文化朝向畸形或偏道,造成变态;但是任何一方面的文化无论如何发展,均仅能满足人类某一方面的需要,不能满足人类所有的需要。文化发展有其绝对性,文化效用复有其相对性,这就形成了矛盾。后者呈现为文化量的限制性与质的差异性,特别是物质文化,量既受到限制,质又有显著的差异,有的人可以获得多量而质优的物质,有的人显然不能;即使社会文化或精神文化,亦因其质、量的差异而形成文化的相对性。文化的矛盾性与相对性,使人变成文化发展的工具或奴隶,例如欧美的偏物文化,使得大多数人成为拜金主义者。资本家或财迷自愿为金钱牺性自己,在主观上可能不知道自己不幸福,在客观上则显然并不幸福。

自然环境不像天堂那样可爱,却是可以改造的;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能力越高越强,则自然环境对人类不幸福的影响即将日益减少。文化环境不似天堂,那是人类自己所造成,亦即系于思想或意志;倘使人类由于过去痛苦的经验,尽力调整改变自己的文化环境,当可使其近似天堂。

各种环境透过人类的控制,可能近似天堂;人类本身,也应该改变思想,使自己近似天使。

以近似天使的人类居于近似天堂的环境,人类才有幸福的可能。

人类应该接受那一种思想,方有天使般的可爱呢?汪先生指出:中道思想综合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长处,而且与宇宙人生各方面事实互相符合,亦即中道合于人道,人道合于天道与地道,所以中道主义便是人类幸福之路。惟有中道思想,可以使人类近似天使,并进而改造环境使其近似天堂,享受以天使居天堂般的幸福。

天、地、人三界,性质不同,亦自有其变迁法则。康德便曾说过:人有人的特性,而其特殊之点,绝不能从动物中去比较或求取证明。我们不能借着矿物学去证明植物的特性,不能藉植物学去证明动物的特性,同样不能藉动物学去证明人的特性。因为人是属于人的世界,绝不同于无机物世界或动植物世界。易经说:“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精神世界为纯粹精神,完全依照目的法则而变迁,所以完全自由,也完全靠力。物质世界为纯粹物质,完全依照因果法则而变迁,所以毫无自由,亦即完全认命。唯有人类世界既有精神又有物质,一部分依照目的法则而变迁,另一部分又依因果法则,因而享有相对的自由,既靠力又靠命,所以儒家主张“尽人事”以“听天命”。

尽人事以听天命,便是中道管理的要旨,充分符合人类理性和欲情的需要,也就是合乎人性要求而导致人类走上幸福之路的最佳取向。兹说明如下:1。尽人事。

对任何组织而言,管理都是一种挑战,并不是万灵丹。管理技术无论多么老到,总不是神符。

西方管理受到西方知识论的影响,一切纯理性,重客观,以通于物的心感和方法来通于人,可以说只看到人类理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欲情的一面。虽然人群关系运动,掀起了人性管理的热潮,但是西方“执己忘天”,惟知有“人”,不知有“天”的偏道思想,使他们深信“天定胜人”,因而很容易择定一个目标就信而不疑地去追求。中国人当然也肯定“人定胜天”,但中道思想使我们同时也了解“天定胜人”的道理。吴兆棠先生曾谓:人生之祸患,往往源于执己而忘天。宇宙玄妙,惟“神”得释。即就地球历史而论,一般认为已有三十亿年,若缩为一年,则前八个月,尚无生物。自第九个月起渐有单细胞生物发生,第十二个月之第二周始有哺乳动物。人类则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十一时四十五分方告诞生,在一年历程中仅占十五分钟。以如此后生之人,竟妄欲为天地之主,而任性逞意,安得不自扰扰人,造成祸患?吴先生并不否定人类对自己力量的自信,只是人虽相信自己的“努力”,而“努力”的结果,却未必一定有效。管理者是人,应该体认自己能力的极限,也谅解员工在理性之外,有其情感,这样才能“视人为人”,不把员工当作“物”或“机器”看待,那便是真正的人性管理。

2。听天命。

孔子自述“五十而知天命”,俗说以为孔子崇信天命,实则大谬。“四十而不惑”,四十岁以前,尽力培养自觉意志,先求“知义”;五十之后,转往客观限制的一面,以求“知命”。于是人所能主宰的领域与不能主宰的领域,同时朗现。孔子认定“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也在提醒我们欲明“义”“命”分立的道理,必须知命。管理者了解自力所能主宰的范围,以自觉意志在此领域内建立秩序,扮演服务人的角色,使员工知所感应而又有所适当的感应,即是“知义”(尽人事)。然后把客观限制的条件,尽量予以突破,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就应该安之若“命”,不要再怨天尤人(听天命)。如果以企业管理为例,则“命”就是“企业组织与外界环境交互作用的历程”,有如图3…4…2。

管理者惟有深切了解孔子的“相对力命主义”,才能知道企业自身的能力有其极限,外界的因素,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社会环境、市场以及技术的变迁,Qī。shū。ωǎng。均非自力所能控制,因此“不以成败论英雄”。管理者有此信念,员工才愿意也才敢于多多去做,否则我们一再指责中国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为错误有害的观念,亦纯属徒然。管理者“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更应该抱持“只顾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态,这才是孔子最为可爱的“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惟有真正“无所为而为”,才能到达“知其不可而为”的伟大境界。

人类由天地生出来,人类世界即是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互相结合。汪先生进而肯定:人类既非如犹太神话所说,系由神创造而成,或单为天所生;亦不是如达尔文所谓,系由猿猴进化而成,或单为地所生。果真人类为神所创造,人类绝不致如此之坏;果真人类为猿猴所进化,人类绝不能如此之高(人类能创造文化,其它猿猴至今仍难能如此)。所以他推断人类在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自成一个世界;好比子女为父母所生,亦于父母之间自有一个人格一样。

方东美先生曾经指称:“对立感”乃是西方人根深柢固的特性。西方人,特别是欧洲人,向来具有“二分法”的本能,所有事物都一分为二,彼此敌对。整个宇宙,被他们割裂成表像与实体、现象与本体,或者自然与超自然,姑不论其所用的名目为何,都是一分为二,然后便很难再行和谐沟通。这种“恶性二分法”,使得西方哲学家偏向于“二选一”的极端。他们不是相信人类为神所创造,即是肯定人类为猿猴所进化。一方面,人是神的形象,而另一方面,人又是兽的化身,两者既不能兼容,人就成为一种内在的自我矛盾。德国哲学家包雅可(JacobBoehme)甚至建立一套“神图为外界对企业的作用(三)中国管理现代化仍然是中道管理魔同在”(God…Lucifer)的形上学理论,以便使宇宙的截然二分更为突出。

管理的偏道思想,也使西方管理学者,无法忘怀于劳资对立,把劳工与雇主,画分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在劳工方面,希望工资越高越好,工作时间愈短愈好,工作环境越愈安全愈好,一切劳动条件愈是优厚愈好。而在雇主方面,却是工资愈低愈好,工作时间愈长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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