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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验是很丰富，很有价值的。深入地分析研究这些经验，很好地利用它，把好的东西保存下来，不再沿用那些过时的经验，这实在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三 建国后的中国历史的研究
４０年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４０年来的中共党史，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这方面的研究很有意义，但我们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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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很不够。
４０年总的说来，最初的七八年是好的，１９５７年以后长期犯“左”的错误，虽然１９５７年以后的十年里，主要在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５年的调整时期，还是有很大成绩，但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动乱、大破坏。
“文革”以后又经过两年的徘徊，近十年来的改革和建设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全盘否定４０年。
怎么能全盘否定呢？
至少恢复时期的三年，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７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５年的五年调整，１９７９年到现在的十年改革，总算起来有２３年是好的。
当然我们不能这样简单地看，一刀切，好像好的一切都好，坏的一切都坏。说有几段时间好，也不一定全好，如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５７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有些问题就值得重新研究。近十年来，我们说发展很快，并不是说没有缺点，没有失误，也有波动，有起伏。说有几段时间不好，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前后２０年“左”倾错误期间，国家的经济总的说还是发展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
，但那十年间也有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科技方面的成就，外交方面的成就，这些都是大家看得到的。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４０年来我们不但取得了许多成就，而且在错误和曲折中间我们得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总结２０年的“左”倾错误，尤其是总结近十年的新经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虽然我们作过些总结，但还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
我看有两个根本问题。一个是我们没有认识到从革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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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到建设时期的转变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工作的总的指导思想随之也应该有一个根本的转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就说，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就是建设一个新世界。但是，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没有真正把工作重点放到建设上，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犯了“左”倾错误，特别是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再一个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中国的国情，并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现在我们肯定中国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从１９５７年开始，但在当时以至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并没有认识到。相反地认为，好像因为经济文化落后，社会主义建设倒能进行得更快一点。这就完全脱离了实际。加上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话公式化、教条化，就形成对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观点。
我们转变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不能再破字当头，而要立字当头。这一点不但领导要认识清楚，而且群众也应认识清楚。固然改革也可以说是一种革命，但这是从变化的深刻性上来说的。改革确实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革命，不是破坏一个旧世界。要知道，并不是一进入社会主义就是进入了“天堂”
，还有许多不完善的，甚至坏的东西，因此需要不断地自我完善，需要改革。新世界是要逐步建设起来的。我们的社会还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建设和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坏的现象，这些需要消除。
但不能破字当头，“文化大革命”就是个最好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应该说，现在是“立”字当头。现在我国人民掌握了政权，一切问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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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通过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通过健全民主和法制，通过逐步建立各种制度来解决。在建设的过程中把旧的东西、坏的东西铲除掉，逐步消除其影响。比如，带有封建色彩的人治怎么消除？
要立字当头，逐步建立法制，用法治来消除人治，而不是像“文化大革命”
那样横扫一切。
靠打是打不倒的。
我们需要改革、改进的东西很多，但我们只有在已有的基础上，逐步进行量的转变、部分质的转变。因此，可以说，我们的方法是改良的方法。
把过分集中的主要靠行政手段的计划经济，转变成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可以说是破坏一个，建立一个。
但为什么不把原来的计划经济一下都破坏掉，全部废除，然后再来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因为那样做就会天下大乱，中国就没有希望。因此我们只能承认在一个时期是双轨制，逐步过渡到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这就是用改良的方法，而不是用革命的方法。
我简单说这些，无非是我赞成大家认真研究这４０年的经验。但首先要肯定４０年我们没有“虚度”
，要让青年们看到我们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当然我们承认我们的国家还很落后，但现在中国的总的经济实力比全国刚解放时增长了几十倍，这种发展速度是旧中国从未有过的。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是旧中国根本无法相比的。
我们研究这４０年的历史，就是让人民、让全体青年珍惜这４０年的成就，同时也要总结和吸取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使大家真正认识到，再不能破字当头，再不能自己搞乱自己，自己折磨自己了。时代发展了，历史条件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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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破坏旧世界所采取的有些手段，决不能再用来建设新中国。总结经验，接受教训，还要让大家认识到，在中国搞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是很艰难的事情。
我们这４０年，尤其是近十年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要认识到实现现代化，我们还有很长路要走，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曲折。
我赞成党史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研究，不是简单化的宣传，但科学性与宣传教育并不矛盾。简单的口号式的宣传起不到思想教育的作用。应该认真进行科学的研究，而且使其有思想针对性。我想，党史研究工作可以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起重要作用。
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７日在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５期，９月２５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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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写情况
我现在向大家作一个简单的汇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以编写党史为主要任务，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当时要写一部比较详细、比较完整的党史。可以说是难产。有了一个初稿后，这些年来反复进行讨论修改，向各方面征求意见，最后写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上卷，于１９１年７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上卷只包含新民主主义部分，有５６万字。按照这个篇幅，连同社会主义时期的下卷，将要有１２０万字以上，这显然难以作为一般党员干部学习的材料。根据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杨尚昆同志、胡乔木同志、薄一波同志的意见，党史研究室从去年开始着手写一本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两个时期的简明的党史。由于１９１年７月是党成立７０周年，所以这本书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国共产党历史》下卷的写作工作暂时推迟了。
１９０年５月开始，由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按照提纲写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各章的草稿，到今年１月已经有了全部的初稿。因为各章出自众手，在互相联系和行文的一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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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还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建国以后的４２年，在如何安排材料，如何立论等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工。
这时候，除了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以外，还请了中央宣传部的龚育之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金冲及同志，以后又请了国务院研究室的王梦奎同志参加工作。逐章进行讨论，该修订的修订，该重写的重写。
这本书本来应该在“七一”出版，但是为了保证质量，没有赶时间。
实际上到７月底才有了全稿，以后又核对材料，８月底定稿出版，发行已是９月。
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很关心这本书。这本书能写成是和领导小组的指导和督促分不开的。胡乔木同志、薄一波同志、邓力群同志都看过部分稿子，提出了各种很好的修改意见。特别是胡乔木同志对社会主义部分提出了很多具体的修改意见（在本书出版后，他又看了他原来未看的部分）。
８月８日，杨尚昆同志主持的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开会，审议并批准这本书出版。胡乔木同志为这本书写了题记。
这本书现已出版，正如胡乔木同志所说，需要读者、教学者、研究者和熟悉各个时期党史情况的老同志们对本书多加指正，提出种种要求和建议。编著者这时候实在不需要再说什么话了。这里就内容简单说一下。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以四十多万字写出党的７０年的历史，平均每年还不到一万字。从主观上说，是力求要做到条理清楚，文字精练，有历史感。它不是史论，所以要把历史的经过如实地、扼要地写出来，但又不是材料的堆积。它以我们党的两个历史决议为总的依据，但又不只是重复其言语，而要在组织材料和论述上有新意。
胡乔木同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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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这话是对我们写作者的鼓励。我们也确实想做到这样，有些地方可能多少做到了，有些地方还不见得能真正做到。
这本书想写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而这些成就是经过艰难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