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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群体共赢，讲求互惠互利。晋商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的力量，这是商业竞争的需要。群体联合才能以集团性优势在竞争中显示实力，合作共利才有自身之利。“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山西商人形成了一个地域性商帮，同舟共济。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建立的山西会馆，是地方性同乡组织。“本互相而谋福利”，对促进晋商群体尚信守规、维护同乡和同行商人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是互信相与，讲求联合协作。晋商不随便建立“相与”关系，一旦建立，则善始善终。祁县乔家开办的“复”字商号，对已建立起“相与”关系的商号，均给予多方支持，业务方便，若对方发生经营困难，则及时伸手相助。“复”字号的这种做法，使它在同业中威信很高，影响广大，许多商号均以能与“复”字号建立“相与”关系为荣，“复”字号的业务也越做越大。这种“相与”与现在的联营协作有相似之处。
四是信誉第一，讲求诚实守信。晋商在经营活动中总结出许多商谚：“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生意没有回头客，东家伙计都挨饿”，“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买卖不成仁义在”，“秤平、斗满、尺满足”。以讲信誉著称的晋商比比皆是。史载盂县商人张炽昌，“贸易关东，与人然诺，坚如金石”。
第95节：贾而好儒，贾儒结合
第95节：贾而好儒，贾儒结合
五是首创票号，讲求强抓机遇。晋商首创的票号，是信用制度的产物。到清代，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城镇工商业自有资本不足，有求于借贷以扩大经营资本。而账局只经营存放款业务而不经营汇兑，北方又兴起一种具有保险职能的镖局。随之，专营汇兑业务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便应用而生。晋商资本积累雄厚，商号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为汇兑业开展提供了条件。晋商社会信誉高，让客户充分信任。
六是实行联号制，讲求制度创新。晋商实行的联号制，是由一个或一个为主的财东出资，对所经营的各地不同行业的商号以子母形式管理的体制。晋商联号制的总号设在山西，分号遍布各大商埠和城镇。各商号独立核算，在信息交换、物资采办、市场销售等方面互相支持，必要时在财力上也挪款相助。商号实行经理负责制，经理实行聘用制，财东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经理负责。实行三到五年不等的账期，经理向财东报告商号盈亏。这是以信义为基储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一种体制创新。商号的设立实行股份制，股份有银股和身股两种。投资者的资本为银股，凭资力、能力参股为身股，银股、身股均可按股分红，顶身股者不承担亏赔责任。
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州商帮
徽商是我国历史上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有一个显明的特点便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组成商人集团之总称。
徽商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支商帮，曾创造了雄踞华夏商界三百年之久的辉煌。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多人。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盛极，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之说。在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且在江滨开辟“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帮，称雄市常
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立于不败之地？这其中有很多值得一提的地方，但有两个方面是肯包公祠定的，那就是“贾而好儒”和以道德为依托的“徽骆驼”精神。
历史上，徽商在商界曾发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一贯以来，徽商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经商营利为惟一目的的商业集团，他们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从而形成了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赢得了“儒商”的美名。
徽商中不乏饱学之士，贾而好儒，亦贾亦儒，这是安徽商人的传统。历史上，徽商中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乏其人。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商人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较高，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之间盈亏莫测的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精于筹划，因而获利不仅多而且快。商人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安徽商人知识广博，喜欢谈论文化事，在经商的过程中，喜欢来点文化义举，或文化投资。因此有人说，安徽商人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
徽州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故里，以“商贾之乡”闻名海内，素称“文献之国”、“礼仪之邦”，儒家的学说思想在徽州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有所谓“儒风独茂”的说法。徽人不仅在州内遍设学堂、广立书院宣讲儒家思想，而且还在家典、族规中告诫族人必须遵循儒家的道德规范。总之，崇儒重道是徽人恪守不变的传统。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深受儒风陶，大多“贾而好儒”。“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徽商虽孜孜追求“厚利”，但他们更是念念不忘“名高”。他们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自明代开始，徽商就已有“儒贾”之美称。所谓“儒贾”，大致有两层含义：
第96节：徽州商帮
第96节：徽州商帮
一是指徽商多是“业儒”出身，是有文化底蕴的商人。
二是指徽商以“儒道”经商。
因此，以儒道经商就构成了徽商商业道德的主要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一是以诚待人。“诚”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先贤名儒无不以“诚笃”、“诚意”、“至诚”、“存诚”等道德说教来教化百姓。深受儒风染的徽商大多以“诚”为其立身行事的指南，主张在经营活动中“以诚待人”，摒弃一切奸商惯用的“智”、“巧”、“机”、“诈”之类的聚财手段，深知只有诚实不欺，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正如歙县商人许宪所说“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卷三）。意思是说，只有以诚待人，人家才会信服于你，经常与你打交道，否则，终会对你敬而远之。如清代婺源商人朱文炽，为人憨厚刚直，在珠江流域经营茶叶贸易时，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他人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一律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他行商20余年，虽因此亏蚀本银数万两，但却无怨无悔。又如黟县商人胡荣命在江西吴城镇经商50多年，童叟不欺，名声大著。晚年，胡氏罢业还乡，有人要以重金租赁其店肆名称，胡氏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并说：你如果是诚实经商，又何必借我的店名。这表明胡氏积几十年的经商经验，感悟到要创出金字招牌，非以诚待人不可；如果待人不诚，极尽欺诈之能事，即使借用别人的招牌也是无济于事。
二是以信接物。“信”也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儒家所倡导的“立信”、“笃信”、“言而有信”、“讲修信睦”等学说对徽商影响至深。徽商在经营活动中十分重视自身的商誉和信誉：徽商讲究童叟不欺，市不二价。如歙县商人吴南坡在行商过程中，因遵循“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的原则，赢得了顾客的信任，生意极为兴隆，四方民众争购其货，从不挑剔货物的“精恶长短”（《古歙岩镇吴氏族谱？吴南坡公行状》）。
徽商还非常重视商品质量，不售伪劣商品。如休宁县商人吴鹏翔曾经营胡椒买卖生意，与人签约后购进3800斛胡椒，后经人辨别，发现这批胡椒有毒。原卖主惟恐奸情败露，央求吴鹏翔退回原货，终止双方契约。然而吴氏竟不惜成本，将这批有毒胡椒付之一炬，以免卖主售与他人以损害消费者。
另外，徽商重承诺，守信用。凡借贷银钱，收取存款，徽州典商中的正直者都守信不渝。如歙商唐祁，其父曾贷某人银钱，后来债主诡称债券丢失前来讨债。唐祁以其父借贷属实，如数归还了债款。后有人拿着以前所谓丢失的债券前来讨债，唐祁以其债券属实又付了一次债款。
三是以义取利。“义利之辩”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儒家先哲一般是勇于言义而羞于言利。但作为商人，其经营的最终目的又不外乎一个“利”字，与“义”似乎无缘。深受儒家传统思想教育影响的徽州商人打出“以义为利、利缘义缺的旗号来调和“义”、“利”之间矛盾，主张“以义获利”、“义利双行”。如婺源有一李姓商人经商大半生，晚年总结自己行商经验时，感触最深的体会是：“财自道生，利缘义缺（《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环田朋处士李公行状》）。
徽商以义取利的事例在徽州地方志、谱牒文献中俯拾可得，举不胜举。徽商的这些商业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值得所有经营者学习和借鉴。
太阳无时不普照粤人社会——粤商
自西汉时广州就已成为南部中国珠玑、犀角、果品、布匹的集散之地，宋时的广州已是“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了。明代时，广东设了“十三行”。到清代，这里更是中国惟一的对外通商之地。
因为这样的商业传统习气，广东的农民自能出海与海外人进行交易之时起，就没有中断过商业活动。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广东人个个都是商人的后代。
第97节：粤人社会—粤商
第97节：粤人社会—粤商
广东人非常善于汲取新的思想文化。粤商出海远航，与南洋各地来往密切，因此，广东籍华侨在南洋很多。同时广东地处南大门、粤商极易受外宋文化的影响。在古代，广东地区受东南亚文化影响非常深，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在广东也广为传播。近代史上频繁的海外贸易、华侨出入使西方大量先进的经营方式、生活方式、建筑制造、工艺美术率先传入广东，使广东人在封建社会的迷雾之中仍能看到西方文化的闪耀，没有完全封闭，这使广东成为近代西方民主革命思想摇篮。清道光十年，英国议会对曾在中国做过商业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了一次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在广州进行贸易的人都一致声称，在广州经商几乎比世界其他一切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海外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太阳无时不普照粤人社会。”
粤商在近、现代步入辉煌时期。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粤商却伴随着近代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发迹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广东商人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