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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皮火车-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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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号称“乐霸”的乐评人,现今《时尚先生》的主笔张晓舟,他本来是一个体育记者,靠足球评论赚了些稿费,在广州工作的时候,据他的同事反映,张晓舟吃饭从来不爱买单。省下那么多钱干吗呢?都用来请地下摇滚人吃饭了。当年在树村,张晓舟进村了,大家会奔走相告,“张大善人来了,晚上有大餐了。”听说张晓舟的工作单位能报销打车费,某次,左小祖咒从裤兜里掏出八百多元的出租车发票,说:“晓舟,帮报一下。”其实都是晓舟自掏腰包。

张晓舟对音乐人有一种母性的慈祥,而且是那种拉着袖子苦口婆心的保姆式的呵护。有一次小河在广州演出,半夜喝多,打个车要去东莞继续喝。张晓舟一路电话追踪,后来竟然打给出租车司机,强令他把小河拉回广州。

上海的乐评人孙孟晋,也是我的好朋友,曾经一起去德国参加“绳索道音乐节”,他由于对西方乐队非常熟悉,所以成为我们的音乐节活指南。老孙有个不像上海男人的暴脾气。某次他在微博上批评我的专辑《牛羊下山》,跟张晓舟吵了起来。吵得两个人多少年的老交情都要断了。老孙后来近似撒娇地宣布:“我的葬礼不准你来。”后来在左小祖咒的斡旋下,两个人又喝到一块儿了。

还有一个兰州乐评人颜峻。好多年前,还是在“河”酒吧的年代,某次酒后我们俩大吵一架,为了啥都忘了。从此我俩结下了梁子。后来颜峻写了一篇评价我唱片的乐评,恶评满纸。我看了,心里更堵得慌了。其实乐评人就应该有褒有贬,这是很正常的。多年后,他突然来了个电话,声称台湾的诗人夏宇想跟我建立联系,合作一些作品。虽然是一个很普通的谈公事的电话,但接完以后,我觉得彼此间也尽释前嫌了。再后来,读到韩松落的《怒河春醒》,一篇几万字长文,记述颜峻在兰州组织地下摇滚演出,带他看文艺电影。读到此处,我发现他和我一样都是真心爱音乐的人,有这点共性,别的就都不算什么了。

这几个乐评人各霸一方,仿佛《射雕英雄传》里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他们有各自的领域,而且,每个乐评人都长期罩着某个歌手,像狗啃骨头一样护食。张晓舟就是言必左小祖咒,而最近由于左小和陈升合作频繁,他的骨头里又多了陈升。邱大立是整个一个台湾控,顶礼膜拜胡德夫,捎带着罗思荣、林生祥、巴奈、陈建年等台湾少数民族歌手,大立某次曾深情地回忆,跟胡老师在一起,就像过节一样。孙孟晋更直接,把上海本土的“顶楼的马戏团”的吉他手梅二庇护在自己的麾下。有时梅二出门演出,想到单位里有老孙罩着,就很踏实。

这些乐评人不像他们吹捧的资产阶级歌手,本身生活作风都很正派。邱大立长年单身,周围也有很多女粉丝,¨wén rén shū wū¨但就是不找女朋友。生活里的娱乐就是养流浪猫、参加马拉松长跑比赛。所有挣来的钱,都用在去香港、台湾看演出的门票和飞机票上。前几天刚从主编的位置上辞职下野,因为工作里老需要写软文。

张晓舟,作为一本时尚大刊的主笔,身边美女如云,可是从来没携女友出席过酒局。他的身边坐的都是那些张牙舞爪的吉他手、贝司手。某次去成都,朋友想帮他撮合一下,将他带到一个酒吧,晓舟一进去眼睛都花了:成都姑娘真漂亮啊。等到人家过来搭讪时,他却缩在角落里,装模作样地看书。

有人问我,中国为啥没有女乐评人。经三思得到答案:姑娘一爱音乐,就被乐手收编为女朋友兼企宣了。光为一个乐队唱赞歌,也就成不了乐评人。

现在,网上人人都可以发言,指点江山,乐评人这个物种也渐渐趋于没落和消亡。老的有个性的就剩下这么不多的几个,希望大家像爱护大熊猫一样爱护他们,组织也应该多关心他们的个人问题。他们是精彩的音乐解说者,其实他们自身的生活也需要解说。他们的生活和音乐一样复杂、奇特、多彩。

一个人过春节

一年到头每天要跟各种人打交道,到春节就想来点特殊的,一个人过。

处理完北京的工作,马上坐飞机进昆明,回到大理的苍山下。感觉春晚在后面追着,好在大理的房子里没有电视,没有多余的应酬。朋友送了一大块腊肉,这就是我唯一的年货。

除夕下午,独自在天台上晒太阳,在北京阳光成了一种奢侈品,而云南的阳光简直是通货膨胀。泡上茶,身上暖暖的,闻着邻居家的肉香,抚今追昔,又好像什么也没想。

去年春节,是在北京过的。跟一帮朋友去酒吧喝酒,以为会有什么艳遇呢,结果是大家坐在那儿看春晚。一帮无家可归的老外在耳旁聒噪,比春晚还热闹。坐到后半夜实在无聊,回家,结果找不到钥匙。蹲在沉重的防盗门外发愁,想着这是什么春节,难道要流浪街头吗?后来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经过盘问,验明正身,确定这个房子的主人是我,接下来就是叮叮咣咣地撬门,快凌晨了才进屋。这也就罢了,更郁闷的是,进去才发现,钥匙鬼使神差地在另一个口袋里,还花了好几百块的撬锁费。

所以这次在大理过年,下决心绝不出门。

除夕之夜,一锅白米饭,腊肉已经炖烂了,一瓶红酒,两瓶德国黑啤酒。有酒有肉,还有音乐。自己弹琴,唱给自己听。

风从苍山上刮下来,如海浪拍窗。酒意上涌,唱《乌兰巴托的夜》:“穿过旷野的风啊,你慢些走……”这是我自己的春晚。

发短信问朋友他那边的春晚演到哪儿了。说王菲已经上台了,好像有点跑调。紧接着,手机开始噼里啪啦地接收无数个祝福短信。其实我更喜欢有主语的、有趣的拜年话。可能现在人都朋友太多了,往往接到的短信都是群发的从网上下载的幸福的小段子。我想了一个好的,赶快卖弄地发给朋友:新年如醉如痴,旧梦不离不弃。

午夜到了,上天台,摇响屋檐下的三个大牛铃,叮叮咚咚地,感觉自己也放鞭炮了。

第二天酒醒,拉开窗帘,大理的太阳向我拜年。盛情难却呀,重新躺回床。龙年的第一天,像一张白纸。不想写什么废话,就享受了这种无事可做的、白痴一样的时光。

初一、初二、初三,一块腊肉堪堪吃完。这个年过得是又简单又安静。左手跟右手碰杯,把自己灌醉了好几回。

初五了,要破五。这天张佺——“野孩子”乐队的主唱,在大理的“九月”吧做专场,我是暖场嘉宾。一进古城,吓一跳,满街都是游客。演出是九点开始,第一个观众下午六点就到了。她解释说,要来先占个座位。我心里暗暗好笑,大过年的谁会来看演出啊。

结果出乎意料,人是越来越多。我被迫让出好位置,坐在吧台旁。过一会儿吧台旁也坐不到了,把我安排到门后的角落里。耳闻卖票的人解释:“里面只有小板凳可以坐了。”过一会儿,小板凳也没有了,只能站着了。再过一会儿,站也站不下,差一点要卖挂票了。

演出气氛非常好。观众很多都是从五湖四海奔向大理度假的文艺青年。三个小时的现场,静悄悄地专注地聆听。我们在舞台上,唱得也很陶醉。好的现场是对自己音乐的加持。如饮美酒,如对良人。

春节也不是只吃吃喝喝。虽然没有电视,却看了一场更跌宕起伏的连续剧,那就是韩寒大战方舟子。

先是麦田质疑韩寒作品有人代笔,紧接着道歉,方舟子等人又冲了上来,感觉就像是那种二战大片——《敦刻尔克大撤退》、《莫斯科保卫战》……方称自己挖了个大坑,支持韩寒的人都会被陷在里面。我趴在坑沿一看,下面有罗永浩、慕容雪村等好多认识的人。越看越心痒,结果自己一不小心也跳了下去。某日发微博如下:“这场混战,首先放下武器者有智慧,你死我活只是一厢情愿的虚幻。韩寒电话里声音很好听,用你文章,先电话感谢,杂志出来后,亲自写信致谢,这样有情商的做书人不多。他还爱听《不会说话的爱情》,我个人相信他的审美判断力和做人的基本礼节。”结果被转发了四百次。有一条回复很可爱,“爱听《不会说话的爱情》的孩子都是好孩子。”真希望明年春节,谁和谁再吵上一架,照这样下去,电视台就要倒闭了。

年过完了,一大堆平凡的日子拥挤在未来。抓紧订机票,北京像一个大磁石,你不喜欢,但总有一些不可抗拒的理由把你拉回去。国贸的地铁、三环的堵车,以及一个个人山人海的饭局,不怀好意地召唤你。

虽是末世之年,个人的生活还是要煞有介事地继续下去。小车不倒向前推,有个词叫“飞龙在天”,然而我们只是大地上,蝼蚁一样忙碌的龙的传人。

“龙年吉祥。”对自己说,也祝福全中国。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不是那谁谁,不然,我会大吼一声,报出他的名字,保准把厄运吓得一溜跟头地跑到别人那里去。

在铁西区小五路的某间平房里,我爸爸趴在炕头哭,我妈妈趴在炕梢哭。我爬到爸爸那儿,他说,去你妈妈那儿,我爬到妈妈那儿,她说,到你爸爸那儿去。这个场景定格在我人生的开始,大概那天医生确诊我患上了青光眼,有可能导致终生失明。后来,妈妈带我千山万水地治眼睛,爸爸在家里上班加班,维持生计。我们经常会在异乡的医院里,或者某乡村旅馆里,接到来自沈阳的爸爸的汇款,还有他搜罗来的宝贵的全国粮票。我药没少吃,路没少走,最后回到家,眼睛的视力终于还是彻底消失了。

记得爸爸第一次跟我郑重地谈话,仿佛是对着我的未来谈话:“儿子,爸爸妈妈尽力了,治病的钱摞起来比你还高。长大了,别怨父母。”我有点手足无措,想客气两句,又有点心酸。

我爸爸叫周丛吉,老家在辽宁营口大石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时,他跑到沈阳,当工人。他是个挺聪明、挺有情趣的人,或许晚生几十年,也能搞点艺术什么的。

他爱养花,我们家门前,巴掌大的地方,他伺候了好多花花草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电视机像个飞碟似的,降临在我们贫瘠的生活中。先是一家邻居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我们整个向阳大院的孩子们都炸了窝,每日流着口水,盯着人家的窗户。接着,排着队帮他家劈劈柴、打煤坯,就为了晚上能搬上小板凳去他家看《大西洋底来的人》或者《加里森敢死队》。这时我爸爸闪亮登场了。他骑上自行车,到沈阳的大西门电子零件市场买线路板、图纸,埋头钻研,终于有一天,“咣”的一声,我家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桌子上,那堆三极管、二极管,乱七八糟的线路,亮出了雪花飞舞的画面,穿西装的念新闻的主持人在雪花里扭来扭去,我们家有电视了,九寸的,是我爸爸装的,太骄傲了。

在工厂里,他也是把好手,车钳洗刨各种工种全能拿得起。后来,他被评定为八级工,大概相当于高级技术工人的职称了。可是,我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爸爸,以及工厂的噪声、冶炼厂的黑烟。那时,我开始读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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