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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含情而得生，契理乃得存，生存原为人类根本权利，
①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第３０页，成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②方东美：《生生之德》，第３４页，黎明文化事业公司１９８５年版。
③方东美：《哲学三慧》，第２页，三民书局１９８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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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３７２
故哲学之在宇内，势用可以周遍圆满，……人之能有知，知审乎情，合乎理，谓之智。智者所缘之谓境，境具相状，相状如实所见，是谓智符。人生而有欲，欲称乎情切乎理，谓之慧。慧之所系之谓界。界阗精蕴，精蕴如心所了，是为慧业。“
①
也就是说，“情”与“理”的结合，乃人生智慧的源泉，共同创造出人类的文化价值。在这里，“情”与“理”又并非相隔相碍，而是乳融为一的，一并构成生命的精蕴，即“生生之德”。而且，方东美并非将这生命精神看作人类所独具，而是给予宇宙论的理解，将其看作宇宙万象万化的内在力量。
所以他又将其称为“普遍生命”
，认为“一切现象里面都藏有生命”
，因为“宇宙不仅仅是机械的物质场所，而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他强调：大千世界，宇宙万象，“生命大化流行，自然与人，万物一切，为一大生广生之创造力所弥漫贯注，赋予生命，而一以贯之”。
②
方东美认为，对生命精蕴的理解，中国人最有智慧。希腊人智照实境，慧孚名理，其精神固然优美卓越，但无形中“隐伏着一种颓废的弱点”。
近世欧洲人尚权崇能，薰生业力，但因心弦脆弱，自陷心迷，难契宇宙真情实理。只有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知生化之无已，体道相而不渝，统元德而一贯，兼爱利而同情，生广大而悉备，道玄妙而周行，元旁通而贞一，爱和顺而神明。其理体湛然合天地之心，秩然配天地之
①方东美：《哲学三慧》，第２页，三民书局１９８７年版。
②《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第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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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故慧成如实。其智相辟宏天下之博，翕含天下之约“。
①
中国此种大智大慧大觉大悟的生命情神本体论，方东美称之为“超形而上学”。他说：“我以‘超形而上学’一辞，来形容典型的中国本体论，其立论特色有二：一方面深植根基于现实界，另一方面又腾冲超拔，趋于崇高理想的胜境而点化现实。它摈弃了单纯的二分法，更否认‘二元论’为真理。从此派形上学的眼光看来，宇宙与生活于其间之个人，雍容洽化，可视为一大完整立体式之统一结构，其中以种种互相密切关联之基本事素为基础，再据以缔造种种复杂缤纷之上层结构，由卑至高，直到盖顶石之落定为止。据一切现实经验界之事实为起点，吾人得以拾级而攀，层层上跻，昂首云天，向往无上理境之极诣。同时，再据观照所得的理趣，踞高临下，‘提其神于太虚而俯之’，使吾人遂得凭藉逐渐清晰化之理念，以阐释宇宙存在之神奇奥妙，与人类生活之伟大成就，而曲尽其妙。”
②
方东美又将中国这种生命精神本体论，名之为“机体主义”。这是一种生命观念，也是一种思想模式：体用一如，变常不二，即现象即本体，即刹那即永恒。在此种思想模式下，一切事象事理均交融互摄，旁通统贯。对于此种机体主义的思想模式，方东美又将其概括为“消极”与“积极”两大特色。就消极方面言，（１）它否认可将物我对待，视为绝对孤立系统；（２）否认可将宇宙万象万化转为意蕴贫乏的机械系
①《哲学三慧》，第１８页。
②方东美：《生生之德》，第２８３—２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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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３）否认可将变动不居的宇宙万物锁在一套封闭系统之中。就积极方面言，它统摄万有，包举万象，而一以贯之。
当其观照万物时，无不以一种丰富性和充实性的眼光来看待，而不落于抽象与空疏。
方东美此处所指的“消极”
，并非我们寻常所用的“消极”二字的含义。在他这里，机体主义的“消极”与“积极”并非矛盾，也不是说它的“消极”有什么缺陷。相反，他认为，中国先哲的生命精神本体论其价值就在这“消极”二字上，即避免了西方传统中的文化弊病。
（三）
“高度心理学”
与上述两方面相联系的，是方东美的“高度心理学”的文化主张。
他认为，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以来，整个人类文化陷入了难以救拔的困境，其原因就在于西方人所植下的祸根。他借用弗洛伊德的说法，称１７世纪以来人类遭受了“三大打击”
，即天文学的打击，生物学的打击，心理学的打击。而这三大打击都是西方人送给世界人民的“厚礼”。具体说即是：从天文学上说，在哥白尼以前，人们视地球为宇宙中心，人又是地球上万物的主宰，所以人是宇宙的中心。但到了１７世纪，天文学家发现地球只是环绕太阳的一个渺小卫星，而太阳系在整个天文系统里，更不过是个微尘，是以人在广大的宇宙中，连个灰尘的地位都谈不上。
“因此自哥白尼以后，无人敢说人类是宇宙的中心，亦即人不但不伟大，反而是很渺小的。”
从生理学上说，人们以前都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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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宇宙的最高精神，作为上帝的造物，人类感到很骄傲。再者从能力价值方面看，人更是万物的灵长。一切草木禽兽均是生长或爬行在地上，唯有人能够站立起他们的肢体，挺起他们的胸膛。但是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发表之后，人类发现自己的祖先原不过是猴子，不过是原生动物。
照此看来，人根本不是宇宙万物的灵长，只是禽兽中的一种。
“这么一来，高贵的人性岂不成了兽性”。
从心理学上说，过去人们从理性主义心理学的观点出发，觉得人类很了不得，不仅有丰富的情感，坚强的意志，还有伟大的思想。可是近代所谓的科学心理学或行为心理学不是把人看成具有统一的人格，而是把人的理性化为思想，把思想化为概念，然后才分析人的心理。
“这样一来，所谓人的心灵，不过是机械的复合体，它的构造单位即等于原子”。
对于上述这三种打击，方东美最重视的是心理学上的打击。他的“高度心理学”的提出，也就是如何在人类经过此种打击之后再给人类塑造一个健全的心灵。
他将科学心理学和行为心理学称为“平面心理学”
，认为此种心理学是将人类的心灵和知能才性视为“机械单位”
，放到解剖桌上加以分析，然后再将其综合补缀。经过这么一折腾，人类“把周遭看透了，心里一定不满意”
，于是便用一种看万花筒的心态来看世界。
在方东美看来，对于人类来说，“平面心理学”固然是个灾难，但相对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只能算是小灾小难。弗洛伊德把人从表面看到内心里去，即所谓的“深度心理学”
，才是人类的大灾大难。因为人类经此种心理学的分析，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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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存在的不是理性的意识，而是隐藏在心灵后面的潜意识、下意识、无意识。而下意识、无意识的本能，无非是些非理性的本能，尤其为性之本能。照这么说，人类只有在表面上能对于其知、情、意施以控制，而隐藏在心后面的情绪，尤其是性的本能，根本无法控制。这不只是打破了“理性支配人类行为”的一贯信念，也产生了“人不完全是他自己的主人”的观念。
“人类经他一分析变成了最不理性的野兽”。
方东美进而认为，几十年来世界上所出现的种种罪恶和怪现象，“三大打击”应负主要责任，尤其是弗洛伊德氏的“深度心理学”更是把人类推到苦难的深渊。他说：“照我们前面所说的，所谓近代人已受到了天文学宇宙论的打击，生物学的打击及近代深度心理学的打击，使我们觉得人不是伟大而是渺小，尤其是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分析之，人几乎是不存在了。人性被分化后，几乎都成了兽性，人不是高贵的人而是低能的人。在这情形下，人类各种怪模怪样都显现出来了。
在好的一方面，如Ｈｉｐｉｅｓ，只是个人的败坏，自甘堕落，还没有很大的危险。再进一步所谓裸体奔驰，也就是因为理性丧失了高贵性，只剩下兽性，他们想，人为什么要把兽性隐藏起来？因为在此时，人已不是宗教上高贵的人，而是如俄国一位哲学家（Ｂｅｒｄｙａｅｖ）所说的ｂｅａｓｔ－ｍａｎ，假使拿这ｂｅａｓｔ－ｍａｎ的资格到世界上去从事人的活动，当然千奇百怪的现象都会发生。“
①
基于对“平面心理学”和“深度心理学”缺陷的认识，方
①《方东美演讲集》，第２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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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美主张应该从“高度心理学”看人。因为只有从此种心理学出发来看人，人才可“变成博大之真人，而非假人”。
他认为，从“高度心理学”看人的人生观，在以往世界三大文化体系里，即希腊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里，都可找到它的源头活水。印度古代的《奥义书》就有一种理论，认为人是“大梵天”的化身，即所谓“大我与大梵合一”
，或“梵我合一”
，很相似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此种观念后来为大乘佛教所继承，从而阐发出一种“佛性”的人格。
“佛性”
所强调的是人的伟大与岸然，意旨在于肯定人的精神生命有无限完美的前途和可能。希腊文化亦复如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颇像中国古代的先哲，把整个宇宙分为两个境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然后又在两个境界里再细分，从而使整个宇宙形成一梯形结构：现象世界上面是数理世界，再上面是艺术的领域，道德的领域，一直到上面是精神的顶点。
希腊人在这一宇宙里面，自己觉得是一种精神，是一个灵魂。
“这样子把宇宙划分成许许多多的层次，然后一层层的向上迁升，一直达到宇宙里面精神价值绝对的真、绝对的美、绝对的善、尽善尽美的价值统一的世界。假使他精神不能够那样子向上而超升，不能够领略宇宙里面尽善尽美价值的合而为一，那么他虽身为希腊人，而做人的目的就还没有达到；所以从这一方面看起来，希腊人自命是一个灵魂，他的灵魂在生活的过程中是向上面的精神意义、向上面的精神价值做不断的追求，然后同那个价值理想合而为一，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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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希腊的高度文化“。
①
但是，在方东美的思想网结上，印度文化也好，希腊文化也好，总还是有缺陷的，远不如中国文化的圆满。在他看来，中国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