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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自觉”的基础上，而是在一根无形的鞭子的威慑下，不自觉地但事实上又是被迫地从事道德实践。
而且，由于对天国的向往和对地狱的恐惧以及对上帝全智全能的信任，人们强迫性的道德实践主观上又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通过自身自觉的道德行为以求得灵魂的飞升和精神的净化。相对于俗世的道德自觉，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道德自觉，但却同样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其意义同样是由“小人”转为“大人”
，由“普通人”转为“圣人”。用基督教的话说，是由原罪之人转为上帝的选民，由世俗之城的人转为上帝之城的人。
基督教这种积极道德的“自觉”精神，集中反映在“原罪”说里面。上帝无限圆满，无可挑剔，人类的罪孽与现实生活的苦痛只能归因于人类自身。
原因在于，上帝创世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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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其他生物的只有符从他的意志的必然，唯独给了人类自由选择的能力。正因为有这种能力，人类才既有可能违背上帝的意志偷吃禁果，又有可能通过自己的道德实践，洗去原罪，重新回到上帝的身边。这一被逐到回归的过程，体现的是人的主体性和道德自觉，而非消极的宿命论。
因为脱离原罪，不仅仅在于上帝的垂恩，重要的是人类自身要趋善避恶，在道德实践中洗涤原罪。在这里，上帝的绝对必然性与人的自由意志达到了深层的统一。从创世到惩罚亚当和夏娃再到人类的拯救，这一过程完全由上帝控制着。人类对于这整个过程的必然性是无所作为的，他们所要做的，只是依靠信仰而从事道德实践，并沿着这一历史发展的轨道而前进。但是，人类在自己的生活中并非完全处于被动，而有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夏娃不听上帝的劝告，而听了蛇的唆使，说明他的意志是自由的和有主体选择性的。既然人类有自由意志，那么人类就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必须在自己的道德行为中提升自己。可以说，就道德的积极意义而言，基督教学说甚至比儒学还高出一筹。
（三）本世纪西方文化的自救自新除极个别人物以外，新儒家几乎都给传统儒学在当今乃至未来加了一层世界意义。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今日的西方文化已经走到尽头，既不可能给人类带来福祉，而且不能自救自新，唯有从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进口孔孟儒学，才有文化超拔的希望。钱穆认为，西方文化“已逐渐发展到顶点，并开始下降，走入歧途。于是，遂不复带给人类以幸福，而代之以灾祸，不复带给人类以光明，而代之以黑暗。这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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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告诉人类，这一段文化，已到了瓜熟蒂落功成身退的时代。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便已是这一段文化将次没落的信号了“。
①所以人类的希望之路只有到中国来寻找。唐君毅认为，美国忙于领导世界的事业，欧洲处于美苏的夹缝里，只是考虑经济势力增长一事，中国大陆“只想集中人民力量，以争世界霸权”
，两韩两越处在对峙之中，只有日本“仍是东方或世界中之一最幸运的国家”
，只有它才保存了传统的礼乐文化。但是，日本人的礼乐是从中国传过去的，礼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当今世界，只有中国的礼乐文化才是具有价值的，因为它所体现的是一种生命精神。物质文明再发达，礼乐及其所体现的生命精神仍然不可或缺。
对此，唐君毅的说法颇有新意：“人与人之日常的衣、食、住、行的生活，亦应该处处有艺术、文学、知识智慧、宗教道德行乎其中。此即是礼乐的文化生活。在礼乐的文化生活中，衣不只是御寒，食不只是充饥，住不只是为蔽风雨，行不只是要到一目的地。此中如专以食来说，则不应当碗碟皆充满食物，应使人于碗碟之空虚处，见得一片生命的灵气流行，亦能兼欣赏碗碟之形相之美。人到厕所，亦不只是大便，而亦可欣赏厕所中芬香的瓶花。”
②
即是说，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保存了中国文化礼乐精神的日本人最会生活，洽会日常生活与文化生活于一体，其他
①《历史与文化论丛》，第２３页。
②《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册，第２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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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包括礼乐文化的发源地中国，都没有这种美妙的生活态度和生活实践。
唐君毅的上述文字发表于１９７１年，实在不应该作出这样的结论。当今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最缺乏人文精神的，恐怕就正是日本人。如今的日本人，完全沦为经济的受动物，其人生是地道的机械化人生，生活最为疲惫。
一心想的是如何发财，如何出人头地，如何强化自己的竞争意识和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那种诗情画意般的生活，早就不是他们所享有的了。他们上厕所，很难说能够很好地欣赏瓶花；他们吃饭，更难说能够欣赏碗碟的生命灵气和形相之美。
前不久，日本某大学一位研究建筑学的教授来舍下小叙，我同他谈中国建筑，从北京故宫、苏州园林说到山寨人家、小桥流水，说儒道两家的艺术人生观在建筑中的体现，他似乎并不大感兴趣，更无法体验到其中的美蕴，倒是对舍下门窗和墙壁的尺寸比例感兴趣，用凳子搭成梯子，上上下下，忙个不停，量这量那，还详细地记在随身所带的小本子上。很显然，这位日本教授的生活很难说像唐君毅所称的“文化生活”
，而是纯粹的职业化生活和纯粹的物质生活，人文意识是相当淡薄的。这样的生活态度与生活实践，怎么可能在吃饭的时候有闲情雅致去欣赏碗碟的生命灵气和形相之美呢？
让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讨论西方文化能否自救自新的问题。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从１９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西方文化是否真的走到了尽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即像新儒家所说的那样，那么它就没有自救自新的可能。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它就可以凭着自己的文化更新走出文化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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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困局。
诚然，１９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文化的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困局，经济危机，信仰饥荒，两次世界大战更是把西方人推到了苦难的深渊。但是，就近百年的世界历史看，这些现象不过是西方文化在前进的路途上所遭遇的挫折，而不能看作末日的征兆。
第一，一种文化自它产生之日起，就不可能一帆风顺，无灾无难。尤其在初生的时候，因为无前例可循，且幼稚而不老成，免不了出现“偏差”。而且，有些“偏差”只是人们印象中的偏差，说不定正是为它的未来发展所需要的，或者说是它的历史行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资本主义作为近代世界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肩负着领导世界精神的使命，不可免地要以血与火的面貌载入文明史。
因为作为一种文化性格，它是批判的，反传统的，对形形色色的前资本主义文化都必须给予摧毁性的打击。它顺应的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重视的是将整个人类都纳入它的文化体系之内，而不顾各前资本主义民族的情绪如何，亦不顾其生产方式给多少人造成赤贫和灾难，因为它的大目标是将人类摆脱贫穷和灾难，也就无需斤斤于眼下的手段如何残暴，如何不合传统道德规范。为达到目的，它疯狂地对外扩张，无所顾忌地剥削工人，亦无所顾忌地崇拜科学理性。也就是说，他给人类带来的暂时灾难，正是为人类开辟康庄大道所必要的暂时代价。如果没有这样的代价，它的这种新型的文化形态就不可能发展，也不可能给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东西。相应的，人们对其认识与评价，也应该直面它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生命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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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仅仅看其一时的表面现象，不能以它的一时受挫就断言它的生命终结。一个老人跌一跤，或许再也爬不起来，而刚刚学步的小孩跌一跤，则不能作如是观。
第二，１９世纪后期以来的西方文化界，各种新的文化思潮涌动起来。这一现象，既可看作文化危机，又可看作西方人一次全面的文化反省。在此之前，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和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统治着思想界。这两种哲学体系，既庞大又封闭，将西方人的理性崇拜与科学崇拜推到思想的顶端，从而窒息了人的感性生命。由叔本华开其端绪的各种新思潮，从大体上而言，几乎都是对这两种哲学的反叛。这些新思潮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反理性主义走到非理性主义，从反科学主义走到人本主义。同时又须看到，此种走极端的做法，在当时又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对任何一种深厚的传统，如果不采取一种走极端的反传统的方式，就不足以构成反叛力量，亦不足以构成否定性的打击。
认识到这一点，于我们理解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至为重要。
亦是说，１９世纪以来的文化危机，只是西方人在自己的文化道路上自我地调整方位，在反传统的旗帜下否定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让被传统所窒息的感性生命解放出来。这样一种文化反省运动，本是西方文化发展途中应有的一站，应有的转折，而不应该看作其文化的末日景象。
第三，大量的事实表明，本世纪的西方文化并非越来越糟，而是越来越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此种迹象越来越明显。
在政治上，民主制度渐趋完善，民主生活渐趋正常。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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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不少的政治理论家对现行的民主政治提出过这多那多的批评，人民大众也有不尽满意之处，但相对于上一个世纪，西方的民主政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正朝着更为健全更为正常的方向发展，以至于现在有的西方人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西方民主的世纪”。
在经济上，西方世界很快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难中复兴过来，并在很短的时间里进入“黄金时代”。这期间，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凯恩斯看到，资本主义经济以往的弊端，一为工人失业，二为生产过剩。为补救这一弊端，凯恩斯提倡政府对消费与投资的直接干预。这一理论被广泛应用于西方各国的经济实践，明显的收效是：战后二十年里，没有发生过比较深刻的经济危机；在美国，还出现了经济的长期高涨时期。虽然七十年代以后，凯恩斯的理论已显得过时，新的经济问题又不时地冒出来，但西方人并非悲观，又在不歇地探求新路。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美国近二十年来的发展模式，即“民主的自由企业”。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将政治领域的民主原则与民主精神应用于经济领域，为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开辟一片光明的前景。正如美国学者哈拉尔所言：“如今一场复兴运动正在开始，因为美国人正在逐渐意识到，获得真正的经济力量的最佳途径是把我们的理想付诸实践。民主的合法性正在与企业的生产力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