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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晚间我很少出门，也不准我的家人冒险外出。但有次我去调查一桩明显的意外——黑暗中忽然布满车头灯向上投射并爆发开来的线条；沉默被金属的呐喊和碎玻璃的尖叫刺穿。不过半条街之外，我那条街阴暗完美的正中央，一辆吉普车翻覆，流出机油和汽油的血液，极深的一摊，我看见里头有月亮。唯一的声音：炽热的管子和熄灭的引擎里热气的哔啵。吉普车好像触发地雷而翻覆的坦克。人行道遍布崩突裂痕，显示这辆车于此静止之前曾经数度翻腾滚跌。
驾驶座侧的门只能开一道缝，但已足够奇迹般地使开门灯发亮。亮起的车厢内，方向盘后面——仍然头下脚上，仍然活着——有个胖男人。他看来没受伤。他的头顶小心地靠在车顶上，现在那儿当然变成地板了，但这人似乎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环境的变化。他的表情主要是困惑不解，因为他头旁边有颗咖啡色的大保龄球，像另一颗头；事实上，他跟保龄球脸贴着脸，感觉可能蛮像贴着情人被砍下的脑袋。
“是你吗，罗杰？”这人问道。我不确定他是跟我、还是跟保龄球说话。
“不是罗杰。”我替我们两个回答。
“罗杰白痴大鸟蛋，”这人道，“我们的球换错了。”
我猜他说的是保龄球。
“这是罗杰的球，”他解释道，对贴在脸颊上的咖啡色大圆球示意，“我早该知道这不是我的球，因为它装不进我的袋子。我的球可以装进任何人的袋子，但罗杰的球真的很奇怪。我正试着把它塞进袋子，吉普车就从桥上翻下来了。”
虽然明知道整个这一带根本没有桥，我还是试着想象那一幕。但汽油溢出的咕噜声，活像啤酒通过口渴的人的喉咙，让我分心。
“你该到外面来。”我对头下脚上的保龄球员说。
“我要等罗杰，”他答道，“罗杰马上就到。”
果然没错，街上驶来另一辆吉普，好像它们是行军的队伍中被拆散的一对搭档。罗杰的吉普车行进中没开头灯，也没有及时停下；它钻进胖子的吉普车里，两车结合在一起，像串连好的车厢，纠缠不清地又向前冲了十码。
看来罗杰果然是个白痴，但我只问他一个现成的问题：“是你吗，罗杰？”
“是啊！”那人道，他还在震动的吉普车是黑色的，正在轧轧作响；挡风玻璃、头灯、散热器的碎片洒了一地，像喧嚣的花纸屑。
“除了罗杰还有谁！”胖子保龄球员呻吟道，仍然头下脚上——仍然活着——坐在他的车厢里。我看到他的鼻子流了点血，似乎是保龄球撞出来的。
“你白痴，罗杰！”他喊道，“你拿了我的球！”
“噢，那也有别人拿了我的球。”罗杰答道。
“我拿了你的球，你白痴。”胖子吼道。
“哼，这笔账可不能一笔勾销，”罗杰道，“你开了我的车。”罗杰在黑漆漆的车厢里点燃一根香烟。他似乎无意要爬出撞烂的车子。
“你该打开警告闪灯，”我建议他，“那个胖子应该爬出你的吉普车。到处是汽油，我认为你不该抽烟。”但罗杰继续抽他的烟，坐在第二辆吉普车洞窟般的沉默中不理会我，胖子再度大声喊——好像在做一场又从头开始的梦——“是你吗，罗杰？”
12海伦的决定（10）
我回到家去叫警察。若是白天，在我住的这一带，我绝不会容许这种罪行，但交换吉普车开去打保龄球的人，在郊区超速案例中相当罕见，而且我判断他们是合法地迷路了。
“哈啰，警局吗？”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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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学会对警察可以预期什么、不可以预期什么。我知道他们不怎么赞同老百姓代为逮捕违法者；而每次我报案说有人驾车超速，结果都令人失望。警察似乎对细微末节不感兴趣。我听说他们对于逮捕某些人还是有兴趣的，但我相信他们对超速者基本上持同情的态度；而且老百姓替他们执行逮捕工作，他们一点也不领情。
我报告了保龄球员车祸的地点，警察照例问报案者的名字。我告诉他们：“罗杰。”
这我知道——以我对警察的认识——会很有趣。警察对于骚扰报案的人，总比骚扰真正犯罪的人还有兴致。果不其然，他们抵达之后，就盯上罗杰。我看见他们在街灯下争论，但我只听得见他们谈话的一部分。
“他就是罗杰，”胖子不断嘟哝，“从头到脚都是罗杰。”
“我可不是那个打电话给你们的混蛋罗杰。”罗杰对警察说。
“没错，”胖子宣称，“这个罗杰打死他都不会打电话给警察。”
过了一阵子，他们开始朝我们黑暗的小区大呼小叫，叫另一个罗杰出来。一个警察喊道：“这儿有叫罗杰的人吗？”
“罗杰！”胖子尖叫道，但我和我邻居黑漆漆的房子都保持沉默。我知道，天亮的时候，他们都会离开，只留下油迹和碎玻璃。
我松了一口气——而且，汽车被毁总让我开心——守望到天将破晓，连接在一起的笨重吉普车终于被拆开、拖走。它们像两头筋疲力尽的犀牛，在郊区交媾被逮个正着。罗杰和胖子站在那儿争辩，还甩着保龄球，直到街灯都熄灭；然后就像接到讯号一般，他们握握手，朝不同方向走去——徒步，好像他们知道路似的。
警察早晨来调查，仍然很在意另一个罗杰的所在。但他们从我这儿问不出什么——就像我每次通报有人超速，也总是让他们一问三不知。“好吧，下次再有这种事，”他们对我说，“一定要通知我们。”
很幸运地，我很少需要警察；我对第一次触法的人就能有效遏止。我只有一次第二度拦住同一个超速者的记录——而他也只犯了两次。那是个傲慢的年轻人，开鲜红的货卡。车厢上漆着艳黄的字体，是水电行的广告，包办一切水电工程：
欧·费克多水电工程公司
对超速的累犯，我的态度直截了当。
“我要打电话给警察，”我对那年轻人说，“我还要打电话给你老板费克多先生；我上次就该打电话给他的。”
“我是我自己的老板，”年轻人道，“公司是我开的。滚你的吧！”
我才知道面前的就是费克多本人——一个矮小但很成功的小伙子，对一般人心目中的权威嗤之以鼻。
“这一带有很多小孩，”我道，“其中两个是我的。”
“好啦，你已经说过了。”水电工道；他发动引擎好像在清喉咙。他的表情有点狰狞，好像有几缕荫毛长在他年轻的下巴上。我把手放在门上——一手扣着门把，一手压着摇下来的玻璃。
“拜托不要在这一带开快车。”我说。
“好，我会尽量。”费克多道。本来我想就这样算了，但那水电工点了根烟，对我微笑。我仿佛在他那张可恶的脸上看到全世界最大的轻蔑。
“要是再被我逮到你这样开车，”我说，“我就把通乐塞进你屁股里去。”
我们瞪着对方，费克多和我，然后他猛踩油门、快打排档；我被迫赶快跳到路旁。我看见水沟里有辆运土车，小孩玩具；前轮不见了。我一把抓起它，追着费克多的车就跑。五条街以后，我追得够近，便把运土车扔过去，砸到水电工的车厢；它发出很大的声音，但没造成什么损害就弹掉了。尽管如此，费克多砰地刹了车，车后货厢里总有五根长管子翻了出来，还有一个金属抽屉弹开，吐出一根螺丝起子和几捆粗铁丝。水电工跳出车厢，砰地关上车门；他手里拿着一支十字扳手。看得出他对红卡车的凹痕很在意。我捞起一根掉落的水管，它长约五英尺。我起手便用它敲碎了卡车的左尾灯。有好一段时间了，五这个数字一直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比方说，我的胸围以英寸计（吸气后）：五十五。
12海伦的决定（11）
“你的尾灯破了，”我指给水电工看，“你不该这样开车的。”
“我要报警，我要告你，你疯了，杂种！”费克多道。
“我是守望相助，”我道，“你超速，危害我孩子的生命。我们一起去报警。”我用水管顶卡车后方的牌照，把铁片像信纸一样拗成一半。
“你再碰我的车，”水电工道，“你就麻烦大了。”但水管在我手中轻巧得像羽毛球拍；我轻松地舞动它，又敲碎另一侧的车尾灯。
“你已经麻烦大了，”我向费克多指出，“你再来这一带开车，最好保持在一档，而且转弯要打灯。”但我（挥舞着水管）知道，他得先修理好方向灯。
就在这时，有位老太太走到屋外来观察这场混乱。她立刻认出我，我在她家的街角逮着过很多人。“啊，你真厉害。”她喊道。我对她微笑，她摇摇摆摆走过来，途中停步，眯眼看她修剪得颇为整齐的草坪，玩具运土车引起了她的注意。她以明显的厌恶拾起它，拿过来交给我。我把玩具和货车尾灯、方向灯的玻璃及塑料碎片，都放在货车上。这是个干净的小区；我最瞧不起乱丢垃圾。不像在大马路上锻炼的时候，放眼望去，都是垃圾。我把其他几根水管也都放回车上，又用我仍握在手中的长水管（像战士手中的标枪），推推掉在路旁的螺丝起子和铁丝。费克多把它们收齐放回抽屉。他修理水电的本事可能比开车高明，我想道；十字扳手在他手中显得十分趁手。
“你该不好意思。”老太太对费克多说。他瞪了她一眼。
“他是最坏的。”我告诉她。
“你看看，”老太太说。“你是个大男人，”她对水电工说，“应该知道分寸呀！”
费克多退入车厢，看来颇有先拿扳手砸我，然后跳上车，倒车碾过老太婆的意图。
“小心驾驶。”我对他说。等他安然上了车，我才把最后一根水管也放回货车上，然后搀着老妇人，沿人行道走回去。
货车带着橡胶的焦臭味和骨头脱臼的怪声驶离路旁，我从老太太脆弱的手肘骨上感觉她在发抖；她的恐惧传染给我，我这才想到，像这样激怒一个人，是多么危险的事。即使隔着五条街，我都还听得见他疯狂地横冲直撞，我为靠近马路边所有的猫、狗、儿童祈祷。我想道，现代生活比起过去，困难度至少增加了五倍。
我想我该停止扮演对抗超速驾驶的十字军。我太过分了，但他们也惹我生气——那么不小心，那种危险、不检点的生活方式，感觉上直接威胁到我自己的生活和我孩子的生命。我一直憎恨汽车，也讨厌愚蠢的驾驶员。看到有人拿别人的生命冒险，我就不由得怒从心起。让他们开快车——到沙漠里去！市郊住宅区不是户外打靶场！让他们跳飞机，只要他们高兴——但是到大海上去跳！不准靠近我孩子住的地方。
“没有你，这一带会变成什么样子喔！”老太太大声说。我记不得她的名字。没有我，这一带说不定还宁静点，我想。也许会死气沉沉，但保证比较宁静。“每个人都开车那么快，”老太太说，“幸好有你在，有时候我真担心他们会撞进我的客厅呢！”我的焦虑竟然跟八十岁的老人相同，真教我尴尬——我的恐惧更近似他们紧张、衰老的愁绪，而不是我前中年期同侪的正常焦虑。
我的人生多么单调！我边想边扶老太太走回她家门口，带她避开人行道上的裂缝。
然后水电工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