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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德森望着汪娜，说：”这也是我的想法。我随时准备牺牲自己。‘
“我真为汪娜担心。我从没见她如此疲惫，我猜你会形容为‘完全崩溃’。她干得太多，吃得太少，几乎没有睡过觉。她的声音不时发出撕裂的哑声。我看见她放在桌上的手指颤抖着。她闭上眼睛，浑身不停地轻轻颤动着。我以为她就要晕过去了。然而她睁开眼睛又开始说起来。她的声音里充满哀伤，说：”你刚才说到《吉姆老爷》，这本书我也刚好看过。我认为你的比喻很好，可你好像忘了这故事的结尾。你忘了在结尾处，书中的主人公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他用死弥补了一切。他的苦难，他的死。我们波兰人是否也应该为此付出代价呢？如果我们的斗争也不能拯救你们吗？无论这能否拯救你们，我们也应该感到满足了，因为我们做过了——通过我们的受苦受难，甚至通过我们的牺牲。‘
“过了一会儿，汪娜说：”我并不想伤害你，费尔德森。坦白地说，你是个勇敢的人，今晚你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儿。我知道你们所遭受的苦难，去年夏天我就知道了。那时我看见了从特里布林卡偷偷弄出来的一批照片。我第一个看见它们。和别人一样，一开始我也不相信。但后来我相信那都是真的。你的经历充满恐怖。每次我走近犹太区，脑海里总浮现出一群困在桶里即将死去的无助的老鼠。我们比你们犹太人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活动空间，更多的逃离危险的机会，可我们仍处于围困之中。我们不是桶里的老鼠，是着火的大楼里的老鼠。我们可以逃离火海，逃到阴凉的角落，逃到地下室去，那里很安全。可是真正能逃离那栋房子的却微乎其微。每天我们有很多人被活活烧死，但房子很大，仍有很多人可以找到安全的地方。大火不能把我们一下子全部吞噬掉，然后某一天（也许会有的），大火终将熄灭。如果真是这样，有很多人会幸存下来。但桶里的老鼠却几乎没有存活下来的可能性。‘汪娜深深地吸了口气，直盯着费尔德森：“我要问你，费尔德森，你能指望大楼里被吓坏了的老鼠给桶里的老鼠多少关心呢，而且如果他们从来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话？’
“费尔德森只是看着汪娜，眼睛一眨不眨地看了她好几分钟，什么也没说。
“这时汪娜看了看表。‘四分钟之后我们就会听到一声口哨，那时你们俩就下楼去，那包东西已在那儿等你们了。’说完这些，她又接着说：”三天前，我在犹太区和你的一个同胞协商过，我想我不必提他的名字。我只想告诉你，他是强烈反对你们的另一派别的头目。我想他是个诗人或小说家。我很喜欢他。但他说了一句令我无法忍受的话。他说，犹太人是‘我们宝贵的苦难遗产’。
“这时，费尔德森插了进来，几句话把我们都说笑了，连汪娜也露出了笑容。他说：”那只能是鲁万塔尔，莫伊斯·鲁万塔尔。这个花哨而伤感的艺术家。‘
“这时汪娜说：”我无法接受这种观点。苦难怎能是宝贵的呢？在这场战争中，每个人都饱经苦难——犹太人，波兰人，吉普赛人，俄国人，捷克人，南斯拉夫人，还有所有别的民族。每个人都是牺牲品，犹太人是牺牲品中的牺牲品。这才是主要的区别。但所有的苦难都不是宝贵的，人们全都死得一钱不值。在你走之前，我想给你看一些照片。我与鲁万塔尔谈话时，一直把它们装在我的口袋中。我本想给他看看的，但出于某种原因，我没这样做。我现在给你看看。‘
“正在这时灯熄了，灯泡闪个不停。我心里一阵害怕。有时候这只是因为电力不足，此外便是德国人的伏击行动。他们总是先切断大楼的电源，然后在探照灯下抓人。我们全都一动不动。壁炉处发出一些光亮。汪娜确信是停电之后，找出一只蜡烛点上。我仍在发抖，害怕。汪娜往桌上滴上几滴蜡油，放好蜡烛，把几张照片扔在桌上，说：”看看这个。‘
“我们都朝前伸过头去。开始我没看出是什么，只觉得是一堆棍子，一大堆小树枝般的棍子，然后我看清了。真令人难以置信！那是棚车里的死孩子，几十个，也许上百个，全都僵硬地乱七八糟地堆在那儿，一看便知是冻死的。别的照片也一样。
“‘这些都不是犹太儿童。’汪娜说，‘全是波兰儿童，全都未满十二岁。他们甚至不是大火围困中的大楼里的老鼠。这些照片是家乡军战士从停在赞莫兹克与卢布林之间的棚车里拍下来的。这只是其中的一节车厢，有好几百个死孩子。还有好多这样的车厢，被推到旁边的铁轨上，里面的孩子不是冻死就是饿死，或饥寒交迫而死。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死的人成千上万。’
“没人说话，只有呼吸声。最后汪娜开口了，她的声音第一次哽咽起来，里面充满疲惫和悲伤。‘我们不知道这些孩子从哪儿来，姓甚名谁，但我想我们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从纳粹的利波斯波恩计划，也就是新生计划中落选的孩子。我们认为他们就是赞莫兹克地区的儿童。他们在成千上万的儿童中被选走，但后来被认为在种族上不适合，于是又落选，然后被处理，被送往马伊达内克或奥斯威辛去灭绝，但他们没有到达那儿。运送他们的火车在适当的时候开到了支线上——大多数车都这样，孩子们便饿死、冻死、闷死在车厢里。你们知道吗，仅赞莫兹克地区就有三万波兰儿童失踪。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死了。这也是集体屠杀，费尔德森。’她用手揉揉眼睛，接着说：”我本来还想把大人们的命运告诉你们，那些被屠杀在赞莫兹克的天真的男人和女人们。但我不能，我太累了。我突然觉得头晕。这些孩子的照片每次都令我无法忍受。‘
“汪娜轻轻摇晃了一下。我抓住她的胳膊，想让她坐下来，但她站在烛光中一直不停地说着。此时她的声音变得平淡单调，好像感情已荡然无存。‘纳粹最恨的是犹太人，费尔德森，所以你们注定要遭受最深重的苦难。但他们不会在犹太人身上结束他们的暴行。当他们消灭了犹太人之后，难道你认为他们会就此放下屠刀，停止杀戮，让世界和平共处？如果你有这样的幻想，那就低估了他们的罪恶。他们一旦消灭了你，就会接着来消灭我，尽管我也是半个德国人。我想他们不会轻易让我死的。然后他们就会来抓我这位漂亮的金发碧眼的朋友，对她犯下曾对你犯下的同样的罪行。同时，他们也不会放过她的孩子，他们的下场不会比你们看见的这些更好。’”
在华盛顿那间阴暗的房间里，苏菲和我在不知不觉互换了位置，但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现在我睡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而她站到我刚才观看火灾的窗户边凝望着远处。她沉默着，我看着她的侧影。她仍陷于深深的回忆之中。她望着闪着微微火光的天边，听着屋檐下鸽子的咕咕叫声，以及远处人们救火的隐约的喧嚣声。教堂的钟又敲响了：四点钟。
苏菲终于又开口说了起来：“到奥斯威辛的第二年，我以前告诉过你，纳粹抓住了汪娜，拷打她，折磨她，最后把她吊在架子上，让她慢慢干死。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常常想起她，但经常想到华沙的这个晚上。那天，费尔德森和他的同伴走后，她坐在桌旁，把脸埋在胳膊里，完全崩溃了。她哭了。我以前从未见过她哭。真怪。我想她一向认为哭泣是软弱的表现。记得我当时靠近她，抚着她的肩头看着她哭。她这么年轻，和我一样年轻，却这么勇敢。
“她是个同性恋，斯汀戈。不过现在也没什么关系了，就是那时也无所谓。但我想，在我将这么多的事告诉你之后，你也许想要知道。我们在一起睡过一两次——我可能也对你说过，但那不意味着什么。她对那事懂得很多，我……唔，我并没有回应她，所以她从不强迫我，也绝不生气什么的。我爱她，因为她比我坚强，比我勇敢。
“正如我所说的，她预告了自己的死亡，我的死亡，还有我孩子的死亡。她就这样趴在桌上睡着了。我不想惊动她。我仍想着她刚才所说的那些死去的孩子的事，还有那些照片——突然掉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惊恐之中。我曾多次有过这种类似死亡的感觉。我走进孩子们的房间，他们仍睡着。汪娜的话压得我完全崩溃了。我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我弄醒吉恩和伊娃，把他们抱在怀里。他们醒了，迷迷糊糊地咕哝着什么，那么可爱，那么可亲。本来他们俩很重，可现在都变得很轻。我想可能是我渴望把他们抱在怀里的缘故吧。我心中充满恐惧，汪娜关于未来的话令我绝望到了极点。我知道她的话是真的，我们无法对付那么强大的敌人。
“窗外又冷又黑，华沙没有一丝灯光，是一个无法形容的又冷又黑暗的城市，除了黑暗和冰冷的风外一无所有。我打开窗户让寒风吹进来。知道吗，我差点带着孩子们冲进黑夜之中。你不知道，在当时，我的这种渴望有多么强烈。后来，我多次咒骂自己为什么没有那样做。”
载着苏菲和她孩子，汪娜和那一群抵抗战士，以及在最近一次围捕中抓获的波兰人到奥斯威辛的列车车厢同往常不一样。它既不是棚车也不是用来装牲畜的货车——德国人常用这种车来做运输工具。这次却有些出人意外。虽然有些陈旧，却不无排场。过道上铺满地毯，有包厢，洗手间，每个窗户上都钉着一块菱形的金属牌，上面烙着波兰语、法语、俄语和德语的警示语：“请不要将身体伸出窗外。”通过它的设施——很破旧但仍很舒适的座位，华丽但已失去光泽的枝形吊灯，苏菲知道这节历史悠久的卧车曾是上层人士的头等专列。如果不是那些特别的不同之处的话，她觉得它就是她孩提时，载着她和她的全家去维也纳或柏林的那节卧车。
不同的是，所有的窗户全被封死了。她立即感受到不祥的预兆，几乎透不过气来。还有一点不同，就是本来只坐六至八人的包厢，此时塞进了十五六个人，还包括他们的行李包裹。灯光昏暗的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的，一半的人只能站着，相互抓着以防火车猛然加速时跌倒在别人身上。有一二个头脑灵敏的抵抗组织的头儿开始发出命令，让大家轮换着坐。这样就好多了；但如此多的身体挤在一起散发出的热量以及汗水的酸臭味却无法解决。但这不算糟，不过是不舒服罢了。吉恩和伊娃是这个包厢里仅有的孩子，他俩轮流坐在苏菲和别人的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