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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哪儿学会洗衣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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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出来的。我们不走运。我进了一个最可怕的惩罚劳改营。活着出来的人很少。从我们到的那天起就开始受罪。我们一群人被从火车里带出来。一片茫茫雪原。远处有树林。看押的人把来福枪口对着我们，还有狼狗。这时，先前的犯人也赶到这里来了。让我们在雪地里排成多角形，脸朝外，免得互相看见。命令我们跪下。我们怕被枪决，不敢向四外看。然后便开始了侮辱性的点名，点名的时间拖得长极了。所有的人都一直跪着。后来让大家站起来，有的分别被带走了，可是对我们宣布：”这里就是你们的劳改营。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天空下的雪地，雪地当中插着一个柱子，柱子上写着’古拉格92月H9零‘，此外什么都没有。“
“我们那时要好～些。我们走运。我第二次进去是头一次牵连的。此外，我判的罪不同，条件也就不同。我出来后像头一次一样，再度恢复名誉，又准许我上大学讲台。动员我参军的时候结了我个少校军衔，真正的少校，不是准备戴罪立功的惩罚营的劳改犯，像你似的。”
“是啊。一根写着‘古拉格92月H9零’的柱子，此外什么都没有。刚到的时候在严冬里空手撅树干搭草棚。没什么，信不信由你，我们给自己盖了牢房，圈上栅栏，修了单身禁闭室和降望塔，都是我们自己干的。我们伐树，拉木材。八个人拉一辆雪橇，雪陷到胸口。一直不知道爆发了战争。对我们隐瞒着。突然来了通知。惩罚营的人以志愿兵的身份上前线。万一几次战役没被打死，就恢复你的自由。以后便是一次次进攻，剪几千米的电网，埋地雷，发射迫击炮，一连几个月在隆隆的炮火声下。在这些连里称我们为敢死队。全都死光了。我怎么活下来了？我究竟怎么活下来了？可是，你想不到吧，这个流血的地狱同集中营相比还是一种幸福，这并非因为条件恶劣，而是因为别的原因。”
“是啊，伙计，你可真吃了不少苦啊。”
“那儿别说洗衣服了，什么都能学会。”
“真不可思议。不仅同你的苦役生活相比，就同过去的三十年代的生活相比，同监狱以外的生活相比，同我在大学执教，有书读有钱花，所过的宽裕舒适的生活相比，战争仍然是一场冲洗污垢的暴风雨，一股新鲜的空气，一阵解脱的轻风。
“我想，集体化是一个错误，一种不成功的措施，可又不能承认错误。为了掩饰失败，就得采用一切恐吓手段让人们失去思考和议论的能力，强迫他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极力证明与事实相反的东西。由此而产生叶若夫的前所未闻的残忍，由此而公布并不打算实行的宪法，进行违背选举原则的选举。
“但是当战争爆发后，它的现实的恐怖、现实的危险和现实死亡的威胁同不人道的谎言统治相比，给人们带来了轻松，因为它们限制了僵化语言的魔力。
“不仅是处于你那种苦役犯地位的人，而是所有的人，不论在后方还是在前线，都更自由地、舒畅地松了口气，满怀激｜情和真正的幸福感投入严酷的、殊死的、得救的洪炉。
“战争——是十几年革命锁链中特殊的一个环节。作为直接变革本质的原因不再起作用了。间接的结果，成果的成果，后果的后果开始显露出来。来自灾难的力量，性格的锻炼，不再有的娇惯，英雄主义，干一番巨大的、殊死的、前所未有的事业的准备。这是神话般的、令人震惊的品质，它们构成一代人的道德色彩。
“这些观察使我充满幸福的感觉，尽管赫里斯京娜受折磨而死，尽管我多次负伤，尽管我们受到巨大损失，尽管经历了这场代价昂贵的流血战争。自我牺牲的光芒帮我忍受赫里斯京娜死亡的重负，这种光芒照亮她的死亡，也照亮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你这可怜的家伙忍受无穷尽的折磨的时候，我获得了自由。奥尔列佐娃这时考入了历史系。她的研究兴趣的范围使她成为我的门下。我很早以前，第一次从集中营里放出来后，便注意到这个出色的姑娘了，不过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呢。那时尤里还活着，你记得吗，我跟你们讲过她。现在呢，她竟成了我的学生。
“那时，学生教训教师刚刚成为一种时髦风气。奥尔列佐娃狂热地卷入这种风气中。她为什么疯狂地申斥我，只有上帝一个人知道。她的攻击如此固执，如此气势汹汹，又如此不公正，以致系里的其他同学纷纷起来替我打抱不平。奥尔列佐娃是个了不起的幽默家。她在墙报上写文章，用假名代替我的真名把我嘲笑了个够，而且谁都知道她指的就是我。突然，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明白这种根深蒂固的敌意原来是年轻姑娘爱情的伪装形式，一种牢固的、埋藏在心里的、产生多年的爱情。我一直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她。
“一九四一年，战争爆发的前夕以及刚刚宣战之后，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夏天。几个青年人，男女大学生们，她也在其中，住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区，我们的部队也驻扎在那里。我们产生了友谊。我们的友谊是在他们的军训环境中、民兵分队的组建过程中、赫里斯京娜受跳伞训练的期间，以及击退初次对莫斯科进行夜袭的德国飞机的时候发展起来的。我已经对你说过，我们就在那时订了婚，但很快就由于我们部队的调动而分手了。我再没见过她。
“当战局开始好转，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开始投降，我受过两次伤并两次住院治疗之后，把我从高射炮部队调到司令部的第七处，那里需要懂外语的人，在我仿佛大海捞针似的找到你之后，就坚持把你也调到这里来。
“洗衣员塔尼姐非常了解奥尔列佐娃。她们是在前线认识的，成了好朋友。她讲了很多赫里斯京娜的事。塔尼娜一笑满脸开花，笑法跟尤里一样，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高颧骨和翘鼻子不那么明显的时候，脸就变得非常迷人和可爱了。这是那种同一类型的人，这种人我们这儿非常多。”
“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也许吧。我没留意。”
“塔尼娜·别佐切列多娃这绰号多粗野，多不像话。不管怎么说，这也不是她的姓，而是胡编出来糟蹋她的。你说是木是？”
“她不是解释过嘛。她是个无人照管的流浪儿，不知父母是谁。在俄国内地，语言粗俗生动，可能管她叫无父儿。她住的那条街上的人不懂得这个外号的意思，叫着叫着就叫成她现在的牲了，这么叫同他们方言的发音接近。”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在切尔尼小镇夜间谈话后木久，便来到夷为平地的卡恰列沃。在这里，两个朋友正赶上追赶主力部队的后勤部队。
秋天，炎热晴朗的天气已经持续半个多月了。奥廖尔和布良斯克之间的伏林什内的肥沃黑土地带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泛着咖啡色。
把城市切成两半的街道同公路汇合在～起。街道一侧的房屋被地雷炸成一片瓦砾，把果园里的树木烧焦、炸成碎片、连根拔起。街道的另一侧也是一片荒凉，不过受炸药的破坏较轻，那是因为先前房子盖得也不多，没有什么可毁坏的。
先前房子盖得多的那边，无家可归的居民还在冒烟的灰烬中翻腾、挖掘，把从离火堆较远的地方搜寻到的东西放在一个地方。另一些人忙着盖土房，把地上的草皮切成一块块的，用它们去盖屋顶。
街道房子盖得少的那一侧搭起一排白帐篷，挤满第二梯队的卡车和马拉的带篷大车、脱离营部的野战医院以及迷失道路、互相寻找的各种军需后勤部门。这里还有从补充连队来的男孩子，戴着灰船形帽，背着打成卷的大衣。他们非常瘦弱，面无血色，拉痢疾拉得虚弱不堪。他们解手，放下行囊休息，吃点东西，以便继续向西前进。
一半变为灰烬的城市仍在燃烧，远处迟缓引爆的地雷仍在不断爆炸。在园子里挖掘的人不时停下手里的活儿，伸直身子，靠在铁锨把上休息一下，把头转向爆炸的地方。
从垃圾里冒出的烟，灰色的、黑色的、红砖色的和火红色的，升上天空，先像立柱或喷泉，后在空中懒洋洋地扩散开，最后又像羽毛似的散落到地面上。挖东西的人继续干起活来。
在荒地的这一边，有一块四边围着树丛的林间空地，被参天古树的浓荫覆盖着。古树和灌木丛把这片空地同周围的世界隔开，仿佛把它变成一个单独的带篷的院子，阴凉而昏暗。
洗衣员塔尼妞同两三个要求同她一起搭车的同连队的伙伴，还有戈尔东和杜多罗夫，从早上就在这块林间空地上等候派来接塔尼娘的汽车。团部委托她顺便把一批东西带走。东西装在几个箱子里，箱子装得鼓鼓地放在地上。塔尼娜寸步不离地守着箱子。其余的人也站在箱子旁边，唯恐失去上车的机会。
他们已经等了五个多小时。等车的人无事可干。他们听着这个见过世面的姑娘没完没了的话。她正在给他们讲日瓦戈将军接见她的经过。
“怎么不记得，就跟昨天发生的事一样。他们带我见将军本人，见日瓦戈少将。他路过这里，了解赫里斯京娜的情况，寻找见过她的见证人。他们把我推荐给他，说我是她的好朋友。将军下令召见我。于是他们就把我带去了。他一点都不可怕。跟大家一样。黑头发，眼睛有点斜。我知道的都说了。他听完了说谢谢。他问我是哪里人。我当然支支吾吾。有什么可夸口的？一个流浪儿。你们都知道。感化院，四处流浪。可他让我别难为情，讲下去。起先我只说了～点，他直点头。我胆子大起来，越说越多。我确实有很多事可讲。你们听了准不相信，以为是我瞎编的。我想他也一样。可我讲完后他站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说：”你讲的可真不寻常，现在我没空，我还要找你，你放心，我还会召见你。我简直没想到会听说这些事。我一定会照顾你。还有些细节需要核实。说不定我还认你作侄女呢。我送你上学念书，你想上哪个学校就上哪个学校。真的，我说的是真话。‘多会逗笑啊。“
这时，一辆高帮的空大车赶进空地。这是波兰和俄国西部运干草的那种大车。两匹驾辕的马由一名运输队的士兵驾驭着，这种人过去被称作马车夫。他赶进空地后便勒住马，从驭手台上跳下来，开始卸马。除了塔尼姬和几名士兵外，其他的人把马车围住，求他别卸马，把他们拉到指定的地方去，当然付给他钱。土兵拒绝了，因为他无权私自使用马和马车，他得执行任务。他把卸下的马牵走了，以后再没露面。坐在地上的人都站起来，爬上他留在空地上的空马车。大车的出现和大家同马车夫的交涉打断了塔尼娜的话，现在大家又让她继续讲下去。
“你对将军讲的，”戈尔东请求道，“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遍？”
“怎么不能呢？”
她给他们讲了自己可怕的一生。
“我真有不少可讲的。我好像并不是普通人家出身。是谁告诉我的还是我自己记在心里的，就说不清了。我只听说我妈妈，拉伊莎·科马罗娃，是躲藏在白色蒙古的一位俄国部长科马罗夫同志的妻子。我猜这位科马罗夫不是我生父。好啦，我是个没念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