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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热烈地盼望再有几个长假，把我不能不落在纸上的东西写完。写完了，心里面就该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了吧。再见老相好也能心如古井水，没有一丝波澜。于是热烈地盼望着没有写作冲动的那一天，然后就号称自己尘务经心，天分有限，一个字也不写了，就像热烈地盼望着阳痿的到来。
野史说，江淹才尽后，过着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的幸福生活。我愿意相信。
2003。4。1
/* 44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后记（1）
《欢喜》代序：差一点成了忧伤的仲永
我写《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初衷是，在我完全忘记之前，记录我最初接触暴力和Se情时的感觉。但是，当我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写晚了。尽管我有小时候的八本日记，有二十三岁的时候写的一个两万字中篇小说，但是，我想那个姑娘的时候，心跳再也到不了每分钟一百二十次，手指再也不微微颤抖。王朔写《动物凶猛》的时候，也反复在
正文里怀疑并否定自己记忆和叙述的真实性，以致息淹雄心，把一个长篇的好素材弄成个中篇，硬生生结了尾巴。
我想到的补救办法是，全篇引入成年后回望少年时代的视角：书中的少年人偷窥当时周围的世界，写书的中年男子二十几年后偷窥书中的少年。姜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结尾用了一点点这样的处理：加长卡迪拉克转上建国门立交桥，长大了的混混们喝着人头马XO，看见儿时的傻子骑着棍子走过，傻子对他们的评价依旧：傻逼。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初稿完成，我换了工作，换了城市。原来在北京的房子大，四壁都是书架。香港的房子比我原来的厕所大点有限，睡了人就不能再放书。我把所有的书装了四十四个大纸箱，四吨多，堆到大哥家某间十几平方米的空房。
“地板禁得住吗？”我问。
“没问题。塌了也砸死楼下的。”我哥说。
我大哥赋闲在家，我说，别无聊，你每年打开一个书箱，全部读了。四十四箱书读完，你就成为了一个幸福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快要告别人世的人。
在书籍装箱的过程中，我找到自己一堆手稿，搞不清楚是过去的情书还是无病呻吟的文字，反正都没兴趣，飞快收拾起来，免得老婆看见生事儿。有过教训：我一个学计算机的朋友，被老婆发现他大学时代写给其他姑娘的情诗，勒令三天之内写出十首新情诗献给老婆，要比舒婷写得好，诗里还不能有“0”或“1”。
修改《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时候，我明白，这是我最后一个机会谈论这个主题，忽然想起那些手稿，想找出来看看有哪些素材可以废物利用。于是，2004年3月，在我满三十三周岁之前，我发现了一部我十七岁时候写的长篇小说：蓝黑钢笔水写满的三百二十七页浅绿色稿纸，封存在一个巨大的牛皮纸袋子里，竟然是个结构和故事极其完整的长篇小说，不可割断，不可截取，《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几乎一点也用不上。
奇怪的是，十六年之后，我对这本长篇小说的记忆几乎丧失，什么时候写的？为什么写？当时的情景如何？那个女主角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全部忘记了？我无法回答，甚至那些蓝黑钢笔水的字迹和我现在的字体都有了本质的差别，要不是小说结尾清晰写着1989年9月，要不是手稿沉甸甸攥在我手里，我不敢相信这个东西是我的。我心虚地举目四望，周围鬼影憧憧，我看见我的真魂从我的脚趾慢慢飘散，离开我的身体，门外一声猫叫。
我托人将手稿带给出版家熊灿，他说找人录入。他是个有明显窥阴癖倾向的人，在录入之前就偷偷看了手稿。打来电话：“你丫小的时候，写的小说很有意思。有种怪怪的味道，说不出来。”“我打算友情出让给我的小外甥王雨农，让他用这本书和他七岁的傲人年纪，灭了韩寒和郭敬明，灭了王蒙的《青春万岁》。”
“不好。浪费了。要你自己用。简直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的阴柔纯情版哦。”
“你觉得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还好？”
“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真实哦，简直就是活化石，恐龙蛋，有标本价值。你现在和王朔当年一样，记忆都有了变形。嘿，总之，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强。”
“你是说我这之后的十六年白活了，功夫白练了。日你全家。”
“你的孤本在我手上哦，语言要检点哦。毁了之后，没有任何人能再写出来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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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个有所有可能的地方，我的手稿少了一页，就找人剁掉你一个指头，少了十页，就剁掉十个指头，少了十一页，就剁掉你的小鸡鸡。”
择了个吉日，我重新校对了一遍。我不相信熊灿的判断，我自己的判断是，优点和不足同样明显。小说语言清新，技巧圆熟，人物和故事完整，比我现在的东西更像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对少年的描写，细腻嚣张，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现在肯定写不出。但是，思想和情感时常幼稚可笑，如果拿出来，必然被满街的男女流氓所伤害。
我有过多次冲动，想动手修改这篇少年时的作品，按照现在的理解，掩饰不足，彰显优点。但是每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稍稍动手就觉得不对劲儿。思量再三，决定放弃修改，仿佛拿到一块商周古玉，再伤再残，也决不动碾玉砣子，防止不伦不类。等到我奠定了在街面上的混混地位或是四十多岁心脏病发作辞世，再拿出来，一定强过王小波的《绿毛水怪》和《黑铁时代》。随手给这个长篇起了个名字，叫做《欢喜》。也只有那个年代和年纪，有真正的欢喜。
最后，打电话给大哥，开箱翻书的时候一定留神，要是再发现整本的手稿一定要告诉我。没准在那四十四个大箱子里，还隐藏着我少年时代写成的另外三四个长篇小说。幸亏这些小说当时没有在街面上流行，否则作者现在就是另外一个忧伤的仲永。
/* 45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后记（2）
2004。5。1
/* 46 */换个裤头换个城市（1）
我原来以为，换个工作，换个城市，就像换个裤头那样简单。
当时一个人从北京去美国，四六不懂，也就是简单托运两个巨大的箱子，随身书包里几十张盗版光盘，贴肉钱包里几张薄薄的百元绿色美钞，我首都机场里抱了一下面目如春花身体如高粱饴的女友，向老妈老爸挥了一下手，在飞机上曲折婉约地睡了一觉儿，就到美帝国主义的地方了：多数人讲英文，花草整齐，地上没痰和烟头，咖啡和可乐都散发着资本主义
的味道。
所以想象从中国的北京转到中国的香港，我想应该像换个裤头那么简单：旧的褪下来，扔进洗衣机，新的从衣柜里拿出来，踹两下腿套上身体。
但是，离开北京就是第一桶麻烦。
虽然人实际上受雇于外企，但是名义和手续上我的单位是外企服务公司。外企辞职，签署各种保密协议和非竞争协议，交还机要文件、钥匙、秘书、门卡、公司信用卡、手机、电脑之后，还要去外企服务公司。在外企服务公司，我要结算我的各种福利保险，住房基金，具体金额的算法比对冲基金的高级操作还复杂，基本上它给我一个卡，给我多少我就拿多少，密码还不告诉你，还发给我一个存折，和这个卡不是一个银行的，这个卡和这个存折什么关系，一层楼的人也没能跟我说明白。还有，我的档案要存在北京市人才（公司？不知道），交几百块，别问为什么。我也可以存别处，但是别处没有在外企公司现场办公，至于别处是哪些去处，在什么地方，什么价钱，北京市人才派出的现场办公人员不知道。还有，我的户口要自己存街道，我的医疗卡和缴费纪录我要自己留着。
然后是处理身外之物。先是房子，房子先要租出去，靠着我的极简主义的装修风格，我租给了一个英国大使馆做文化艺术项目的半大老头。项目做四年，房子就租四年。那个装修是京城室内设计大师孔大的作品，孔大的特点是才气大，手巧，有急智，热爱妇女，人住澡堂，手机不在服务区。本来房子是北欧风格的，有个真正的壁炉，大理石的，什么“蓝钻”和“黑金沙”，壁炉前懒睡一条狗。后来孔大说，时间不够了，“改现代日式吧。日本其实最好地继承了汉唐风骨，而且日本人咸湿”。后来孔大说，时间不够了，“改极简主义吧，最省钱的就是最好的，少就是多，少就是好”。就像相声里说的，画个扇面，美女换成张飞，张飞变成大树，最后只能扇面涂黑写两个金字完事儿。后来，房子租给英国人之后，孔大说，“欧洲人，艺术眼光最好”。我要搬出去，光书就装了四十四箱。不可能搬到香港，香港一个岛的书都没这么多，这些书进了我香港的房子，我只有踮着脚尖坐在厕所里睡觉了。实在没人可欺负了，还有父母。书堆进老妈原来的卧室，箱子摞了三层。老妈在美国叫嚷，楼板要塌的。我说，我问过孔大，民用楼板设计强度是一平方米一百五十公斤，实际负载量可达三百公斤，我的书平均下来，也就是一平方米一百三十多公斤。老妈继续在美国叫嚷，楼板要塌的，楼下住着的老蔡是个好人。我说，您放心吧，我堆上书之后，还在楼板上跳了好些下，没塌，还到蔡伯伯家去了一次，相应天花板上也没看到裂缝。再从美国打电话来，是姐姐，说老妈做梦把书箱子从一个屋子挪一些到其他屋子，累惨了，心脏病犯了。除了房子，还有宽带网，我跟英国大使馆的半大老头说，还是留着吧，北京也没有《阁楼》卖，你老婆也不在，他说，是啊是啊。还有手机，申请了一个语音信箱，中英文各录一遍，大意说，我到南方去了，有话就撂下。反复听了好几遍录音，才勉强接受，电话里那个公鸭嗓的男声是我自己的。
然后是处理身外之羁绊。颐和园的西堤和故宫后屁股上的筒子河，我带不走，但是要使尽全身力气，恶狠狠地看一眼，闻一鼻子，能摸的地方慢慢摸两把：一棵是桑树，另一棵也是桑树。古玩城带不走，但是坏蛋仗义行侠的玉商小崔劝慰我，香港有个荷里活道，道上也有坏蛋玉商，如果我眼力比他们毒辣，这些坏蛋玉商偶尔也被迫仗义行侠，“还有，还有，记住，别买传世的，一定只要大开门的生坑货。”小崔说。酒肉朋友带不走，我在一周的时间里，每天赶三个局，基本都见过了，至少能抵三四个月，不去念想。康宁按摩院的独眼龙老白带不走，我连着做了三个钟，肉体开始恢复弹性变得如同高粱饴，“别急，我决定下月开始到旁边的朝阳中学学习游泳，听说从珠江口游水过香港并不遥远，听说香港最便宜的按摩一个钟也要一百三十八元港币。”独眼龙老白说。三联书店带不走，又买了十几本，行李装不下，继续堆到摞了三层的书箱上，反正楼板下的老蔡总是有危险，反正老妈认定楼板要塌，定了机票，说医生许可之后就飞回来，调整书箱，救老蔡。
然后还有到香港的第二桶麻烦：旅行手续，工作手续，房子，手机号码及通知所有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