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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节：融入我的大学 文/吴福辉（2）
等到进了学校，对于北大在学问上的大气便更有了领悟了。我记得第一次与导师见面，王瑶先生指导订学习计划，便告诫要注意读原来的报刊杂志，一可了解作家作品出现的环境、气氛，二可了解原始初刊的版本情况（后来版本有的经过改动），进入作家当初写作的实地实境。要造成〃专业敏感〃。读书时要思路开阔，觉得脑子里有许多题目，觉得时间不够用，就有希望了。如果总是需别人出题目，那就糟了。这次谈话给我闻所未闻的印象。我们的学习主要是坐图书馆，至于听校内外的讲课、讲演倒还在其次。严家炎老师开出的书单，包括作品单行本、报刊、理论，足有几百部以上，洋洋大观。却并不硬性要求一本本读完。辅之于师生共同参加的〃专题讲座与讨论〃，倒是经常的。办法是一人准备，讲述，然后师生自由讨论，训练研究问题的方法。还要准备第一年结束时的学科考核，有笔试有口试，请外面专家给你作鉴定。这个比第三年的论文答辩还难。这些做法远不能概括全部，但回想起十多年后学术界逐渐流行起来的说法、做法，北大确乎是先行的。王瑶先生以严格著称，批评起学生来字字声声都砸在你心上，不留含糊。但私下里谈起感兴趣的话题，他会突然用浓重的山西口音丝丝地迸出连珠妙语，真比他的论文生动十倍。而且一句话没等你反应过来，他自己先笑起来。这笑还极富传染性。我还能记得先生的谈吐，比如谈专业的〃敏感性〃，说像打毛衣，不会织的着眼于好看不好看，会织的可就能看出上七针、下八针的织法来。谈到资料要积累，学术动态也要积累，打的比喻是好比后台不丰富（不妨杂乱点），前台演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还劝我们不要妄自菲薄，说做的学问虽然是历史，不要以为后人、局外人就无从研究。历史往往是没有参加过这段历史的人研究的。因为当事者的经验、感情都太丰富，弄不好反而糊涂，等等，等等。这个学校就是这样迅速地将你推向学术前沿，并从中提高你的求知信心。一个人，大学时期真正学得的知识是有限的，而学习的自信心却终身受用。听着先生的这些话，你身上的一股学术之气和做人之气就陡然升起来了。
什么是北大学风？我觉得系里的一大批老先生，我们的教师，他们的道德文章，就是具体的北大品格所在。不然，这个未名湖校园本来是燕京大学的所在地，凭什么会得沙滩红楼的人气、文气呢？1978年入校的我们有福了。虽然我们已经不能如四五十年代的学长一样，有幸聆听到那么多前辈的声音，但这批〃国宝〃一部分还健在，我们是最后一批听到他们教诲的学生了。我们进校时，沉钟社的剧作家、五四火烧赵家楼的先锋杨晦先生还是中文系主任，等毕业时系主任才是王瑶先生的同学季镇淮先生。毕业照相，还有杨晦、王力、朱德熙、周祖谟、林庚各位先生前来正襟危坐。吴组缃先生那天去社科院讲课，结果没有和我们留下合影，是学生的终生憾事。吴先生在系里声望高，他既是我们心仪的三十年代小说家，又是著名学者、研究《红楼梦》、《儒林外史》的专家。他也以严格闻名。系里流传他和王瑶先生讨论学位论文的字数，吴先生说只需写一万字，写多了谁看？他的名言之一是：说吴组缃是人，这没有新东西，虽然正确；说吴组缃是司机，可能是错的，但能引起讨论，最后才得出吴组缃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的结论。可叹我们许多论文都是先生批评的〃吴组缃是人〃模式的。我至今后悔，当年乐黛云先生加入辅导我们的教师队伍之后，她曾经问我们谁愿意研究吴先生小说。可我怕挨他，不敢报名。直到一次听他讲小说史，阶梯教室里满坑满谷，盛况空前，系里资深职员深恐校内学生抢不着座位，出来要求限制旁听，吴先生毫不客气地加以阻止道：〃在北大，从来没有拒绝旁听生的历史，我们今天也不能！这是北大的校风，北大的传统！〃我后来在散文《一株遒劲独立的老树》中回忆了当年的情景，说：我心里一热，顿时觉得吴先生的〃铁面〃在眼前融化了。以至这些年下来，先生讲的小说史课已经淡忘，惟独这几句话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越加鲜明。我自认是那天，才走入北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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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节：融入我的大学 文/吴福辉（3）
其他引领我们认识北大的老先生，还有如林庚。林先生讲课最有风采，观点深刻，吟诵动情，连板书的书法都堪称达到化境。林先生的住所就在我们29楼之北，每日去图书馆穿行燕南园，林宅是必经之地。有时我们路过，忽听得一声高亢、苍凉之音破窗而出，我们凝神伫立，不敢有任何侵扰，同学间互相递着眼色：这是先生在唱歌哩。非中文系而引人注目的老教授是朱光潜。朱先生天天在燕南园附近路上跑步。他人瘦且小，跑动时一条腿拖在后面，颇费力。这样一个跑步的老人我们早就见到，却不以为意，他太普通太朴素了。直到乐黛云先生指点我们，才知道就是《西方美学史》的作者、哲学系的朱先生。我还有更意想不到的遭遇。因校内淋浴太过拥挤，一个喷头下面恨不得有五六个头在等待，我有时就跑到海淀镇的澡堂去。这样，一次我就以最童贞的方式遇见了朱先生。先生其时已是耄耋之年，并没有家人陪同，他就这样毫无声息地来到公共浴池。他自然不认识我。我就这样无声息地享受着与先生共泡一池春水的幸福。后来我听说他的海外学生因朱先生八十高龄还挤公交车去参加政协会而愤愤不平。每次我都想，他们还没有见过先生在滑滑的浴池里是如何清洁自己的呢。抛开应不应该如此不论，我由此悟到金子是不必像玻璃那样发光的道理。我亲眼看到了越是大学者越是朴素无华的一道风景。
我的进入北大，纯是〃高攀〃。同学都具名校本科学历，两个北大，两个人大（有一个是北大新闻系进，人大新闻系出的），一个华东师大，只有我压根没有读过正规大学。那年中文系收了两个特殊生，古代文学有个工学院毕业的，现代文学就是我。年龄我又较长。宿舍202室四个人，两个1939年生属兔，两个1945 年生属鸡，大家自我解嘲说是〃鸡兔同笼〃。后来有人将这一届中文系的三十多名研究生按组归类，起了绰号，我入的组居然号称〃四大长者〃。导师叫别的学生（后加了个海外生）皆直呼其名，如赵园，如温儒敏，只有两人享受特别待遇叫老钱，叫老吴。我最初不适应北大，因为我的性格，因为我长年接受〃驯服工具〃的教育太深。第一次被导师安排写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论文，写出的东西王先生只给了一句话〃你就是把《小说月报》读得细了一点〃。我知道，自己对〃五四初期小说批评〃的思考太平庸了。同学们都来〃送温暖〃。正在作郁达夫研究的温儒敏便对我说，文学批评的题目很好啊，不要灰心继续做。所以后来我改做左翼和京派讽刺得了奖语，出第一本集子《戴着枷锁的笑》时还是把此篇收入做了个纪念。钱理群的研究精神成了我暗中努力的目标。他基本功扎实，思考成熟，鲁迅研究已经成书，但他不满意，好像要从头写过。他会利用时间，什么时候读什么书都有规律。午睡前、晚睡前我一歪头就见对床的他在浏览新买的杂志，读得飞快，一目十行的，过后发现他都读进去了。他不依仗才气，照样勤奋，比谁都用功。为了准备第一年学科的总结性考试，他和我们在宿舍里互相发问如做游戏，比方问《新潮》是哪年创刊的？《死水微澜》的男女主人公的名字是谁？等等。我的藏书在〃文革〃中大部分被焚毁了，现在一个月30元的生活费，要拿出十元买书已经十分吃紧。我是参照老钱的购书方案减去期刊影印本、外国文学作品，这样制定出来的。海淀书店来什么书了，走廊里有人一吼就赶快行动，常常弄到山穷水尽、捉襟见肘的地步，并引以为乐。赵园不受人家随意鼓动，她买书读书都有自己一套主意。起初我拼命补看现代作品的时候，她却安心地细细地重读鲁迅。她的才华是显然的，我向她偷学如何专注于感受作品，偷学她文字的灵动，最有心得。凌宇是湘西人，身上有可爱的少数民族血统。他雄强、执拗，正好可以补我不足。我们后来天天听他讲沈从文，他讲起沈从文来就没完没了。在诸同学中不算博闻却能强记，擅背诵诗文。我们这批人最早给《十月》写稿子，是他联系的。陈山当年是个孜孜研读诗歌的秀才，收集资料不遗余力，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去搞了电影史。总之，那时北大的物质生活是清苦的，但大家习以为常，不觉得，也没有功夫觉得。我渐渐沉浸在我的这些天才同学当中，吸取我的大学给我的营养。学习之外，直接的政治生活不多（虽然社会上正是翻天覆地的时代），与大学生贴得近的是选举区人民代表，竞选的学生打出〃出版言论〃或〃东方女性〃各种各样的纲领，着实热闹过一阵子。也下过一次乡去参加夏收，好像谢冕、费振刚、裘锡圭等老师都去了，他们有的当时还是讲师。我们没有多少娱乐活动，中文系的学生自然还去看电影，或者是自己拿个凳子看操场的露天电影，奢侈一点的就到海淀工人俱乐部，在那里观《小花》，正是刘晓庆、陈冲、李谷一当红之始。看女排比赛需早早把凳子放到全研究生楼唯一的小电视室里，让想看又不敢看的理科学生眼热。足球胜科威特，男排获亚洲赛区第一时，校园里都自发形成狂欢活动，席子、垫子、笤帚统拿来当火把点了。国家、民族的长期积弱，转化成激｜情爆发出来。我和我年长的同学混在年轻学生人流中间，也感到了一股类似〃五四〃的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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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节：融入我的大学 文/吴福辉（4）
王瑶先生的书斋妙语极多。某次，不知怎么谈起一个人与他母校的关联，他放下他那有名的烟斗从容道来：如果毕业的学生名气比学校大，学校就积累你的名气成为名校；反过来，学校的名气就输送给你了（大意）。我不知道先生是否有意鼓励我们做出大学问，也不知听众中其他同学作何感想。我当日就悟到：我将永远浸透在母校的光芒和温煦之中了。
写于2007年11月12日京城小石居
吴福辉，1939年生，浙江镇海人。1959年毕业于辽宁鞍山师范学校，1981年硕士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