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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早年的故事都是母亲自己告诉我的，包括“我家兄弟好，乖女善又水”。我自己的记忆里没有监狱，也没有热症，因为当时我远未长到可以留下记忆的时候。
我为什么会出生在监狱？母亲当时为什么被关在女监？都是因为“那个死鬼”，也就是母亲嘴里的父亲。这些事说来话长，得从母亲的老家，漳州城大舅那边说起。
其实我们并没有大舅，我们的母亲并不是大舅的亲妹妹。我们与大舅间的瓜葛，起源于当年的一场水灾。漳州城地处平原，九龙江西溪北溪两大支流分别从两个方向流过，汇合于城外三十里地的江东一带。九龙江让漳州成为鱼米之乡，也酝酿了当年的一次次水患。晚清年间一个初秋，一场大台风袭击漳州，几日大雨造成江水暴涨，九龙江堤防崩溃，全城大水。洪水退后满街泥泞，遍地灾民乞讨求生，全城一片惨状。
有一天黄昏，我大舅家门外来了两个女乞丐，一老一小祖孙俩，老婆子嘴里已经不剩几颗牙，小姑娘只有两三岁。老婆子打大舅的家门，说祖孙俩已经饿了三天，恳求东家给两块地瓜。当年大舅的祖父母也就是我们的阿祖都还健在，大舅的父母年纪还轻，家有大片田园，在城里开有商铺，是那条街上有数的殷实人家。大舅的祖母平日里吃斋念佛，为人慈善。有灾民上门，听说是祖孙俩乞讨，老祖母觉得可怜，让佣人从饭缸里装两碗稀饭相送，吩咐夹几块咸菜，让人家可以下饭。一会儿工夫乞丐把饭吃完，两个大碗舔得干干净净，一粒饭渣不剩，整整齐齐叠放在门外石条上。老乞丐消失不见了，剩下小乞丐坐在门外放声大哭。
小乞丐被自己的亲人遗弃，其中应当有很多不得已。大灾之后，遍地流民，生活无着，乞讨不易，孩子养不活，与其饿死街头，不如找个好人家作归宿。这种时候谁愿意收养小乞丐？穷人家糊口艰难，多一个人多一张嘴，不会想要收养，富贵人家养得起孩子，却不一定喜欢小乞丐，否则早就世界大同了。无奈之下，老乞丐只有这种办法，看准一户合适人家，把孩子遗弃给他们，也许就给孩子谋了一条生路。如果大舅的老祖母不动可怜之心，不管乞丐讨要，或者随便给点剩菜剩饭打发，估计不一定会让人家赖来一个女童。恰是老祖母的善心让老乞丐感知，认定这家人心眼好，远胜他人，于是抓住机会，强行托付。
老祖母听说小乞丐被丢在自家门外，让佣人把孩子领来看看。小乞丐在老祖母面前抽抽啼啼，话都说不囫囵，老祖母叹口气说：“不是过不去，不会丢骨肉。”
她觉得小乞丐长得还精神，决定留下来，小乞丐因此成了大舅家的童养媳。这个小乞丐出身的童养媳就是我们的母亲，她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她后来姓周，那是跟大舅一家的姓，她的名字菊花是老祖母取的。我母亲从无名小乞丐变成周菊花时，我大舅才三岁，懵懵懂懂间，母亲成了他的小媳妇。
当年闽南城乡人家多有童养媳，有男孩的人家，早早抱养一个小女孩进家门，给小男孩做伴，听小男孩使唤，让两个人一起长大。到了合适时候，如果长辈中意，小两口还凑合，让他们圆房，这就成了夫妻，免去了媒聘娶嫁许多烦琐。童养媳到这个时候才算熬出名分，在此之前，她在家里的地位比仆人好不到哪里去。闽南有一句俗话，叫“剩饭不吃童养媳的”，那意思是说，童养媳在家里是吃剩饭的，你不想吃，留下来了，最后还得你去吃。说的不只是吃饭，还有干活，家里无数的事情该童养媳做，不做不行，哪怕留着，最终你还得乖乖去做。
我母亲周菊花担任童养媳期间，情况比其它人家的童养媳要好，因为老祖母对她不错，她的小丈夫也就是我大舅对她也好。大舅人比较木讷，从小老实，不像其它人家的小丈夫会欺负童养媳，把小媳妇当牛马使唤。但是无论如何母亲毕竟只是童养媳，在家里地位很低，大舅的母亲也就是母亲的婆婆性情不好，对母亲比较苛刻，小时候母亲没做好家务，或者与大舅争吵，阿婆会拿细竹条教训她，打得她两个手掌肿得像馒头一般。后来母亲每提起阿婆，还会情不自禁生气。
“特别会骂人，活人会给她詈死。”母亲总说阿婆。
其实母亲跟阿婆有得一比，母亲一样能骂会詈，不把活人詈死，也把人家骂得心惊肉跳，恨不得立时逃之夭夭，不知道这是出自阿婆真传，还是潜移默化。
母亲在周家长到十六岁，阿婆准备让小两口圆房，结为夫妻，却不料家道突变。那段时间天下大乱，革命党在武昌起义，清朝政府被推翻，民国取而代之。其后风潮不断，政局多变，闽南一带沸沸扬扬，兵匪四起，各路豪杰轮番登台。大舅一家人自祖辈以来务农经商，未曾参与政治，与革命这种大事沾不上边，却在兵荒马乱时节遭逢大灾：大舅的父亲被土匪绑票，土匪派出巨额黑单，让家人拿钱换命。家人卖了大片良田，凑齐款项从土匪手里把人赎回，好好的大洋出去，换了个废人回来——大舅的父亲在土匪窝饱受惊吓，中了风，成了瘫子，让人用担架抬回家，话都不能说了。大舅的祖父已经过世，老祖母健在，看到儿子废了，伤心不已，转眼病倒，不多久也过世了。而后大舅的叔叔“吃阿片”欠下巨债，被逼迫自杀。家里出了这些坏事，母亲和大舅的婚事被耽搁下来，这一搁就没有了。
母亲十八岁那年，父亲钱以未住进了周家。
父亲与母亲娘家以往没有瓜葛。大舅家道中落，入不敷出，不得已划几间祖宅招租，收点租金补贴家用。大舅家宅处于城乡接合部，比较不为人注意，适合一些特殊身份住客，例如父亲这样的人。住进大舅家那年，父亲二十二岁，由一个曾经在大舅家租住过的客人介绍过来，那个人是台湾人，因生意上的事情与大舅相识。当年漳州一带有许多台湾客，祖籍多在闽南，在台湾出生长大，或因做买卖谋生需要，或为占领台湾的日本当局所不容，离台到了大陆。漳州的语言风俗与台湾完全一样，加上历史悠久的人脉亲缘，成为台湾客渡海寄居的一个主要地点。
父亲上门时身穿一件制服，头戴一顶帽子，手里提着只木箱，模样像个学生。他确实是个学生，一个月前还就读于一所医科学院，此刻流亡闽南。父亲流亡的原因在于反日，或称涉嫌颠覆罪。父亲生于台湾新竹，其家族不算当地望族，却也是小康人家，家中出了个大学生，让家人脸上有光，哪里想到他一进大学就卷入青年学生的反日活动，事情败露，缀学出逃。为什么丢下锦绣前途不要，走上这条艰险之路？原因很简单：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日本占领军进入台湾，以暴力强行统治，激起民众反抗。父亲有两个伯伯参与武装反日，被日军枪杀，留下家仇。进大学后，年轻人凑在一起，风华正茂，一腔热血，不平则鸣，大家敢想敢为，在一起谋划成立组织，唤起民众反抗，全然不顾日本统治者在一旁虎视眈眈。
母亲并不知道父亲的流亡背景，来龙去脉。母亲是周家的童养媳，从小在家里，像丫鬟、佣人一样洗衣做饭，服侍老小，没读过一天书，是个文盲，却因此对读书人心存敬畏。母亲生性倔强，会使脾气，虽然还未圆房，却敢吆喝大舅。大舅人老实，让她三分。母亲对租住在家里的外人也会使脾气，看不惯什么都直言不讳，唯独对“台湾仔”例外，从来和风细雨，如沐春风，因为人家是学生仔，读书人，不是粗汉。
那时候父亲靠台湾家人寄来的生活费维生，同时在小学校代课，报馆里编稿，赖以谋生。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父亲身边有一群朋友，都很年轻，知书识礼，来往频繁。父亲所租房间三天两头有访客，模样举止都有些相像，上门不是玩儿，不打牌不找事，只是长谈，从早晨谈到晚间，甚至竟夜不走，彻夜交谈。母亲在市井人家长大，过的是寻常日子，新来的年轻租客及其朋友的情形让她看来格外新鲜。
冬日里，闽南寒意袭人，太阳一出，大家挤在街巷边晒太阳取暖。有一天父亲穿了件大衣，搬张小桌和凳子，坐在大舅家后院，一边晒太阳，一边做他的事情。母亲忙完手头的活，也搬张椅子坐到院里晒太阳补衣服，两人不吭不声，各做各的，彼此连一句话都没有。补好衣服，母亲抬头看了一眼，发觉台湾仔抓着一把刀，眼睛不在刀上，直愣愣却在看着她。
母亲问：“钱少爷拿刀做什么？”
父亲说是刻刀，他在石头上刻字，做印章。
“刻字好玩吗？”
父亲在一张纸上写了“周菊花”三字给母亲看，母亲能认自己的名字，但是父亲写在纸上的三字她怎么也认不出。父亲让她反过来，从背面对着阳光看，她照着做了，这才发觉认得。父亲告诉她这些字是反着写的，反着刻章，印在纸上才是正的，这挺好玩，他学刻字却不是因为好玩，篆刻是中华国粹，他喜欢。日本人逼台湾人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不服，学篆刻也是反抗。
母亲眼尖，看到父亲身上大衣掉了一个扣子。
“钱少爷把大衣给我。”
父亲把大衣脱下来。原来不只是掉扣子，是没扣子了，他这件大衣有五个扣子，掉了两个，其中一个不见了，一个还连着根线，挂在扣眼上。
母亲说：“少爷这种扣子不好找。”
母亲跑到房间里找旧扣子。少爷的衣服是从台湾穿来的，扣子的模样跟漳州这边不大一样，母亲翻箱倒柜，拿着那件衣服比画，找了半天，没找到一样的。
“不如都换了吧。”她说。
“随便找一个缝上去就可以。”
母亲认为不行。钱少爷是读书人，出门一件衣服两种扣子，人家看了会笑话。
母亲把那件衣服的扣子全部换了，缝得特别结实。
“钱少爷不要客气，以后要做什么只管说。”母亲说。
台湾仔感慨：“我看你很不容易。”
钱少爷虽是外人，东家的事都看在眼里。母亲小小年纪，里里外外忙碌，管大的顾小的，做重的干苦的，比丫鬟、佣人还忙，却拿不到一分钱。吃的是粗粮，穿的是旧衣，只能当牛做马，不能读书识字，童养媳真不好做。
“这是命。”母亲说，“人都有命。”
少爷说人可以与命相搏。如果只能认命，他得乖乖待在台湾任日本人欺压。这种命不认也罢，自己的命自己做主。
那以后彼此熟悉，不时交谈。父亲告诉母亲清政府割台辱国，现在换了民国政府，军阀争权夺利，官僚贪污腐化，依然只会内欺百姓，不能外争国权。统治者害怕日本人，不顾台湾同胞疾苦，台湾流亡人员在大陆从事反日活动，官府极力压制，唯恐惹恼日本人，军阀官僚跟前清一样卖国。所以台湾那边日本殖民当局要推翻，这边卖国政府也该推翻，两件事其实是同一件，就是中国人的革命。革命成功之后，会有一个伟大中华、一个美好人间诞生于世。
母亲成了钱少爷的听众，台湾仔讲的那些事对她很陌生，许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