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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和平解决的要求都给我们拒绝。说我们以为经过日本和阎长官经营十余年的要塞工事是攻不破的，以为一百多个坚固的据点、两千多钢骨水泥碉堡、七百余门大炮，利守不利攻的地形，十九个步兵师的兵力，日本人的技术，美国人的援助，会支持到底，说我们把太原捧到三十三天，说太原是’反共模范堡垒‘，要一切反共之人向它学学，但他们只用了四天功夫，这个堡垒便……”蒋介石凄然道：“所以我痛惜太原之失。太原之失，敌人说拔掉了我们在华北仅有的一个最大据点，太原是中国有数的军事要塞区，太原之战是典型的阵地战，但他们竟拿小小代价，迅速全歼我太原兵力。”蒋介石颓然坐下：“我没有抱怨阎长官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太原之失对我们今天的上海保卫战有何教益，各位可以发表高见。”
谁也没有吭声。蒋介石心里好恼火：你们只带耳朵来啦？他阴沉着脸，瞟了一眼国防部长徐永昌和国防部作战厅长蔡文治。
作战厅长硬着头皮起立道：“关于太原之战的教训，我想，可以引用今天——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共军太原前线司令部发言人的评论。评论的第一点是，他们根据朱毛的军事思想，确定了太原攻坚战的指导思想：分割包围外围之敌，进行连续的、不断的进攻，争取歼灭敌人之全部或大部，占领攻城之有利阵地，然后一举进攻。该发言人称，他们的各个兵团对这一任务完成得很好，许多部队不顾伤亡和减员，不顾我之猛烈的火力网，从我们的碉堡群里穿过，大胆地插入我们的防线，一举歼灭了我们十二个整师，并以连续作战的精神，使我守军毫无喘息的余地，迫使我们的防线在十小时内全面崩溃……”
参加会议的人面面相觑，瞪眼吐舌道：“好厉害！”
“第二点，该发言人宣称，他们有后方广大地区人民的直接支援。从去年十月围困太原开始到解放太原为止，支援参战民工达一千万人以上，运送之弹药及作战器材，达六千多万斤，粮食燃料四万万斤以上。在这期间，他们还克服了房屋、道路、用水等困难，开辟和修补了六百多里公路，构筑了数万孔窑洞，渡过了严冬，完成了半年围困的任务……”
“第三，该发言人还说，华北三大兵团，西北野战军和晋中军区都队密切配合，并肩作战，充分地体现了兄弟般的团结互助，是这次太原攻坚战的重要特色。”
与会人只有摇头叹气的份儿。
“评论的最后一点，”蔡文治道：“说我们从士兵到军官都不愿打仗……说我们整师整团的放下武器，发言人说这是广大士兵对阎……阎长官四十年统治的……仇恨。还说，太原攻坚战的胜利，大大丰富了他们攻坚作战的经验……”
汤恩伯气呼呼地站起来打断了蔡文治的发言道，“身为作战厅长，不考虑上海保卫战，却宣扬共匪的作战观点，实在太不成话……”
“……”蔡文治干瞪着眼说不出话来。他心里明白，汤恩伯对他上次会上放的一炮还没有忘记。
蒋介石已经听说上次会上汤蔡之争。他不愿汤蔡当着他的面再争吵起来，便岔开话题道：
“上海保卫战能不能象守太原那样守半年？”
“报告领袖！”陈大庆道：“我不敢说上海比太原城还牢固，但无论如何，有领袖在上海亲自督阵，象太原那样，守个半年是没有问题的。”
“有一件事我要报告，”汤恩伯起立发言道：“刚才我从前线下来，我们士兵的士气还不错，嗯，还不错。关于戡乱，我们真是没有面孔来见领袖……目前，从京沪线南下的共军已接近昆山，离上海不过百多里，但他们并没有直接插向上海，而是把主力转向西南，吃掉我们的几个军。他们的一支部队已迫近杭州，最近的离杭州只有二十几华里，但他们也不急于进城，却向沪杭线和浙赣线两线推进，东北向嘉兴、松江，西南向淳安、金华，显然，共匪的企图是围歼我苏、浙、皖的主力部队，从而孤立我上海防区……”
蒋介石点头道：“你说得很对！他们的企图就是先搁下上海，集中主力围歼我苏、浙、皖主力部队，然后再回过头来，吃掉上海守军。这一着娘希匹好厉害啊！”
汤恩伯一头大汗道：“事到如今，我们不狠也不行了，不如把郊外部队集中城区，让共匪投鼠忌器，打上海总不能把全上海的房子都打光，全上海的百姓都杀光吧？太原困了半年，上海起码要在半年以上。只要我们坚持半年以上，第三次世界大战便会替我们解围，上海保卫战比太原战役的结局一定会好得多！”
正是：想的比做的容易，说的比唱的好听。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卅七回 劝驾促驾 李宗仁飞穗“主政” 进路退路 蒋介石幕后指挥
话分两头。话说李宗仁飞返桂林以后，李任仁、黄朴心及广西的社会名流几十人劝他和中共妥协，补签“国内和平协定”，使两南地区避免战祸。无奈李宗仁旧的传统观念太深。他认为，西方人在处于绝境时，会顺应环境而罢兵投降，中国的传统现念，则不允许贪生怕死或临阵脱逃，而主张不成功便成仁，宁可当“断头将军”也不当“投降将军”。尽管李任仁、黄朴心等人的意见，忠耿可亲、理由充分，但他还是犹豫不决，心里矛盾万分。正在这时候，白崇禧接到了蒋经国的密报以后，和桂系将领夏威、李品仙等人赶回桂林，声色俱厉地痛斥了李任仁、黄朴心等人的“局部和平”论调，白崇禧、黄旭初还撤掉了黄朴心的广西省教育厅厅长职务。于是，李宗仁的天平也倒在“主战派”一边。广西的局部和平计划于是告吹。
但李宗仁的“反蒋”活动并未停止，他对美国还有幻想。他想通过除司徒外的另一条途径，来试探美国军事援华的可能性。他的亲信邱昌渭几经活动和美驻广州公使路易士·克拉克搭上了线，经过几次密谈，克拉克表示：美国战后的外交政策，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在远东是援助蒋介石。前者十分成功，后者彻底失败了。美国对蒋介石已失去了信心。关于军事援华，事实上已不可能。除非李代总统能挽回颓势或者蒋介石不再干预政治。而在目前情势下，要蒋不干顶政治也毫无可能。李汉魂、程思远的积极活动也没有明显的结果。李汉魂、程思远向李宗仁汇报道：薛伯陵（薛岳）和蒋矛盾很深，他反对蒋介石复出，但他和陈辞修的关系极好，受陈辞修的影响很深；余握奇（余汉谋）也有反蒋倾向，但他为人持重，要他公开竖起反蒋旗帜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张向华（张发奎）反蒋坚决，但独木不成林，他手里的力量有限……于是，李宗仁想团结一伙广东军人来对抗蒋介石的计划也就成了泡影。
对于李宗仁的种种活动，蒋介石很得牙根发痒，恨不得一口把他给活吞了。但是，由于蒋介石在江南地区的惨败，客观上显出了桂系部队的比重，在华中地区也主要依靠这些桂系部队在支撑局面，如果在这个时候，桂系部队在背后插上一刀，那他蒋介石还受得了？他咬了咬牙，把满肚子怨气往肚子见咽，装着笑脸去看李宗仁的冷面孔。一个又一个“特使”，从上海，从广州，从汉口，飞往桂林“促驾”。
先是白崇禧飞桂“促驾”。白崇禧劝李宗仁“一定要去广州主政”。李宗仁问：“去广州有何利弊？”白崇禧道：“同老蒋摊牌，本来就是我的一贯主张。现在政府迁到广州，如果德公长期留在桂林，则中央政府群龙无首，失去领导重心，显然影响至大。”言外之意，就是同蒋争权也要到广州去。这话可谓说得冠冕堂皇。其实，白崇禧去桂林“促驾”，真正的内幕只有他自己清楚。原来，蒋、李、白三角关系错综复杂。白在李蒋之间权衡利弊，时而靠李，时而近蒋。二三月间，白积极鼓动李向蒋“摊牌”，并通电促蒋下野。四月二十日以后，由于战局的急剧发展，白对李、蒋的态度也有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他仍然鼓动李宗仁和蒋“摊牌”，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蒋的亲信、华中“剿总”秘书长的关系，向蒋暗送秋波。蒋介石是个聪明人，一下子就领会了白崇禧传过来的信息，于是托人转告白：只要我们两人能再次携手合作，大局仍有可为。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密令上海市代市长陈良拨给白崇禧三万两黄金，作为华中部队的军费……象当年在交易所“抢帽子”一样，蒋看准了白的“行情”，下了大本。于是，蒋白之间一次心照不宣的买卖终于拍板成交。白崇禧便亲自出马来桂林“促驾”……这一切，李宗仁当然一无所知。直到他最后去世，都没有察觉白对他的“出卖”。
紧跟在白崇禧屁股后面的是阎锡山、居正、李文范三人的“劝驾”队伍。阎锡山、居正和李文范三人皆是党国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可以说都是民国的缔造者。李宗仁对这三人一向都很尊重。
“德邻兄，”阎锡山摆开了说服的架势道：“我们是专程来促驾的。德邻兄有所不知，自从南京失陷……”
阎锡山于民国元年就担任山西都督，经营山西将近四十年，是个名副其实的“山西土皇帝”，他一向专横跋扈、目空一切，就连蒋介石的话，他也只是“择其有用者”而“采纳之”，不过，最近的情况变了，太原陷落，他被逐出山西，成了光棍一条，说话也没有了资本，只好依附在蒋介石的左右。因为他资格老、反共坚决，对蒋“还有用”，蒋便叫他跑跑腿，给他壮壮门面。
“诸位的好意我心领了，”李宗仁叹口气道：“你们都知道，蒋先生处处跟我作对，我无法放手工作。”
“是啊，”居正深表同情地说：“蒋先生历来的作风，我们心里清楚……不过，德邻兄应以国事为重……”
“对于德公的难处我们肚里有数……”李文范也劝道，“不过，广州政府现在群龙无首……”
“是的，是的，”阎锡山说：“我们临来时，何院长再三致意，请德邻兄无论如何要以党国为重……”
“各位有所不知，”李宗仁叹道：“各位的意思我全清楚，不过，蒋先生在幕后掣肘，我实在无法领导，我只有急流勇退……”
“不，不，”阎锡山抢着说：“此次来桂林前，蒋先生再三向我们保证，五年之内决不干预政治，希望代总统大胆领导。”
“是的，是的，”居正、李文范同时补充道：“总裁说了，五年之内决不插手政治……”
李宗仁摇头苦笑：“各位都知道，蒋先生的话，一向是说了不算…数的。不瞒各位说，这类保证我听得多了。去年在竞选副总统时，他以再三保证，可是结果怎么样？”李越说越有气：“有时候他竟然把我当成乡下的阿木林！”
三位元老面面机觑；“不会吧！蒋先生脾气是有点犟……”
“各位的好意我心领了，实在是……”李宗仁苦笑叹气。
阎锡山、居正、李文范的“劝驾”队伍还未离开，广州的“劝驾”队伍再一次光临。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和海南岛军政长官陈济棠也来桂林“助战”，内容还是那一套：德邻兄要以大局为重，一国三公的局面无法维持，广州国民政府群龙无首的局面应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