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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于是，联络官之间的谈判又继续进行下去。
实际上，级别较低的这一级人员在谈判中似乎要现实得多。显然，共产党的校级军官们
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处处都为了“记录在案”而发言，也没有必要为了本国新闻部门的需要
而在发言中恣意辱骂对方。因此，他们这一级的会谈总是更为实际、更为现实一些。可惜，
这种作风一点也没有传到上面。
共产党谈判代表们的个性、特点立即就引起了我方代表的极大兴趣，我方代表在此之前
大都从未与共产党领导人面对面地打过交道。共产党代表突出的一点是几乎毫无幽默感。他
们的脸上不露一丝笑容，只是当他们在争论中占了便宜时有时才会发出几声轻蔑的冷笑。很
明显，没有哪个共产党谈判代表敢于放声大笑。即使有一次一位美国军官坐的椅子被压垮
了，人摔倒在地板上，这些共产党的代表们也末敢大声笑出来。这就是说，在共产党的领导
人之中，尤其在北朝鲜人之中，没有欢声笑语。他们显然决心要比克里姆林宫的共产党更加
共产党化。但是，中国的联络官柴上校却常常难以抑制自己的笑声。当美国军官突然一屁股
坐空时，他倒是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表现得最有自制力的人无疑是北朝鲜的李相朝将军，他
那铁石般的相貌使我方下级军官看得入神。一天，几只苍蝇落到了李的脸上，其中有一只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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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他的眉间，尔后继续顺着鼻梁往下爬。
可是，李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他的眼睛和嘴巴仍然毫无反应。“他到底想显示什么
呀？”我们的军官相互问道。李也许象与我们的祖辈打过仗的印第安人一样，是想向白种人
显示他的铁石心肠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不过，现今这个时代的西方人已经变得非常
老练，再也不会为之所动了。
十月十日，敌人终于对我恢复谈判的提议作出了响应。其时，我们在全线所有战略地区
取得了夺占和扼守全部高地的胜利。我相信，我们的胜利促使敌人认识到，他们一时无法将
我们推回原地，最好还是准备坐下来解决问题。可是，敌人在谈判桌上却一如既往，还是那
样地毫不让步，他们显然指望通过谈判得到在战场上未能得到的东西。
谈判几乎刚一恢复就被联合国军飞机对扳门店的一次空袭破坏了。这一次不是编造的空
袭，而确实是一次误炸事件。为此，我们承担了责任并表示了歉意。然而，这事件还是使谈
判中断了两周之久，从而进一步增添了我们的困难。我们谋求的协定是个相当简单的协定：
停火；粗略地沿当前战线建立一条横跨整个朝鲜半岛的缓冲地带；签署一项协议，规定各方
只能停留在缓冲地带已方一侧，并且不得进入距对方海岸三英里以内的地区；停止向朝鲜境
内调入军队与军用物资，不得增加现有部队数量；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负责监督停火，该委
员会不一定非要归联合国领导。
可是，赤色代表对和解或谈判不感兴趣。他们是想在宣传上捞到好处。而我们也许并未
估计到，那些在我们看来明显是捏造的、欺骗性的东西，在亚洲人眼里却可能完全成为另一
回事情。我认为：赤色分子还相信，通过使我们失去耐心，通过煽动，尤其是在战俘中进行
煽动，他们可以为谈判桌上的宣传提供炮弹，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他们的目的。
如前所述，早在谈判之初，我就提醒过在耐性上已经受到过严峻考验的海军上将乔伊，
赤色分子把使用客气礼貌的语言看作是让步的表现，看作是对其恐吓手法屈服的表现。我要
求乔伊在与赤色分子打交道时也要象他们一样采取强硬的措辞。从那以后，他在谈判桌上压
倒了说话态度强硬的共产党人，并且未让对方抓住一点可供宣传的把柄。
谈判之初，如同当时人们可能预料到的那样，令人棘手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来划分停火
线。共产党代表坚持以三八线为界，而我们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则坚持停火线更应符合当前
的实际军事控制线。我们准备放弃临津江以北、礼成江以西地区。该地区无法防守，位于三
八线以南。但是在其他地区，我们希望基本上就按照目前战线的位置建立缓冲区。如果把我
们的部队撤至三八线，并且沿着这条根本无法防守的线来部署兵力，那将无异于投降。看
来，唯有根据当前的战线划分停火线才比较现实。我们还认为，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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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只有在实现停火和撤军的情况下才可予以放弃。
当谈判还在没完没了地拖延时，赤色军队采取了一些行动，企图把我们推向三八线，从
而使他们提出的停火线较实际军事控制线稍微接近一些。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防御
体系已经十分坚固，敌人已无法突破。后来，在谈判双方仍在举行会晤期间虽发生过几次这
场战争中极其惨酷的战斗，但我在东京任职的最后这段时间，战线位置并未发生重大改变。
当然，当时仍然有人强烈要求我们再次向鸭绿江挺进，将侵略者全部从朝鲜赶出去，不
过，范弗里特不在此列。对当时军事上的实际情况有着清醒认识的人，没有谁会相信凭我们
手中的这点有限的兵力能够赢得什么全面胜利。后来接替我担任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的马
克·克拉克将军，在停战协定签字一年多之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从未得到
过足够的兵力；而敌人却拥有足够的兵力，不仅能阻止我们的进攻，而且能成功地实施小规
模出击，并保持由此所赢得的胜利。要彻底战胜敌人，就要有更多受过训练的作战师和能够
提供支援的海、空军力量，就要承受重大的伤亡，就要打破我们自己规定的不得进攻鸭绿江
以北敌人庇护所的禁令”。也许还可以这样说：一旦打破这道禁令，就会置日本于敌人攻击
的威胁之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立即使战争的规模明显扩大。没有哪个肩负重任的美
国领导人在当时能够使美国公众赞同这种做法。
我在远东司令部任职的最后一个时期，大部分时间所关心的主要是与共产党方面的谈
判。这些谈判单调乏味，罗嗦重复，气氛沉闷，令人生厌和恼火。所以，我很快便对早日结
束这场互相残杀的战争丧失了信心。设在汉山（临津江畔距板门店仅十四英里的一个小村庄）
郊外一个苹果园内的基地兵营改建成了一座永久性的设施。那里有一个—排球场，一个棒球
场，几个掷蹄铁游戏场，甚至还有一个飞靶射击常有一顶演电影的帐篷，一所社交惧乐部，
还有几所分别供士兵、初级军官和高级军官用膳的食堂。新添了一个直升机简易机场和一顶
供会议使用的帐篷。新闻记者安置在一列停在一英里之外铁路侧线上的“新闻列车”上。有
时，人们觉得，这些设施大概会长年累月地使用下去。
战俘骚乱（后来成为整个战争中除作战问题外最使人头痛的问题之一）与停战谈判有着紧
密的联系。这个问题有一度险些毁掉了整个谈判。现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是共产党蓄意
策划的一个长远阴谋的组成部分，旨在向亚洲人民表明美国是残暴的压迫者，而只有中国的
力量能与之抗衡。因为发生这些骚乱时正值我在东京的任职行将期满，所以，我深感需要尽
快解决这些问题，以免将问题全部推给我的继任者克拉克将军。但是，这些问题难以很快得
到解决。战俘骚乱事件既不是自发产生的，也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中国与北朝鲜的最高统
帅部制定的一项阴险毒辣的计划中可憎的组成部分。这项计划旨在利用战俘问题对我方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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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施加压力并达到重要的宣传目的。
第八章 最后几个月——战俘骚乱事件——克拉克接替我——停战协定签字
早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我在给麦克阿瑟将军的信中就曾谈及如何处置我们所收容的
战俘的问题。当时，我十分关心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所面临的，也是我本人所担忧的问题
是，在作战地区附近，大约有十四万战俘。我们不得不为他们的饮食、监守以及治疗等问题
操心。单是看守战俘营这项任务，就占用了我们相当一部分兵力（这些兵力我们几乎抽不出
来）。为了运送物品满足他们的吃、穿、住之需，我们还要动用大量在当时已经十分紧缺的
运输工具。如果我们被迫撤离朝鲜半岛，那么还要为转移这批人费神。如果在朝鲜坚持下
去，那么我们相当一部分后勤保障工作将不得不服务于他们的吃、穿、医疗，甚至用水之需。
在复信中，麦克阿瑟告诉我，他已经建议将战俘转移到美国本土。这些战俘不能送往日
本。这不仅因为他们在日本可能会激起日本国民的愤怒，而且因为把他们长期放在那里可能
会引起人们谴责日本好战成性。华盛顿并没有就转移战俘问题迅速作出决定，最后，打算将
战俘关押在朝鲜南部沿海较大岛屿上的集中营里。选择的第一个岛屿是济州岛。但是，该岛
居住着大约二十五万人。如果象原先计划的那样把战俘转移到这个岛上，那么，战俘以及南
朝鲜的各类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再加上担任集中营监管任务所必需的部队，总人数会比该
岛人口还多出一倍以上。
不消耗大量的时间和巨额经费，该岛根本无力支持这种突然流入的大批人员。因此，我
竭力反对向济州岛转移战俘。
后来，又决定将战俘运往巨济岛。这个岛比较小，位于釜山西南只有几英里的地方。选
择该岛也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根据巨济岛本身的情况，一个神志正常的人
大概不会选它作为建立营地的场所。岛上山石满布，几乎没有可供营建和分散设点的平地。
结果，巨济岛很快就塞满了人，这些人大大超出了大自然允许该岛所负担的数量。除不断增
加的成千上万名战俘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警卫和其他看守人员。集中营里战俘的数量要比
进行正常的监管所规定的数量多得多。由于这种情况，共产党人发现，他们能比较容易地实
行一些我们当时毫无察觉的计划。这些计划是：煽动群众性示威，组织骚乱、反抗和越狱，
以及控制、压服非共产党员战俘等等。我们能够抽调出来负责战俘营工作的人员不称职，没
有必要的警觉性，不能及时察觉这些阴谋活动，或者识别并孤立其中的核心人物。
在巨济岛建立了四块由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场地。每一场地又划分成八个临时集中营，
每个集中营计划收容六千名俘虏。但是，到一九五二年，战俘数量已经超出该岛所能容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