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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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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三十,便蓄起长须,感叹自己到了人生的“秋天”,鲁迅比他年长十多岁,身体又明显在走下坡路,自然更难免有某种衰老的自觉。他写过一篇极力振作的散文《希望》,却在其中一再咏叹自己的“迟暮”,你当能想象,他这自觉有多么固执。面对那些不但生理上远比他年轻,而且观念也远比他激进的年轻人,他会不会产生某种自惭的感觉呢?

他似乎应该不会。到二十年代,他已经不再相信直线进化的观念,对一些满脸激烈的青年人,也愈来愈感到不满;年龄的长幼,更和头脑的新旧无关,他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但是,他恰恰又有一块心病,就是那回国以后不断滋长的自我不满,在十四年代中期,这不满几乎发展到了顶点,使他无法再像“五四”的时候那样,骄傲地宣称自己“血液究竟干净”了。因此,再面对那些比自己晚出,似乎更“新”的人事时,他的心理就相当矛盾。一方面,他能够看透其中有一些的分量,是比自己轻得多;另一方面,他又不自觉地感到自卑心理,大大强化了他那衰老的自觉,将他一步步推进“夹在蹭”的苦恼。他原以为自己必定是属于未来,现在却发现并非如此,自已很可能也不符合未来的标准,要遭受它的拒绝:你想想,这会对他造成多大的打击!在所有引他入虚无感的心理路标当中,自我怀疑的这一支显然是最醒目了。

以鲁迅当时的情形,要拔掉这一去路标,唯一的方法就是修订原先的自我设计,从那“精神界的斗士”的标准上降下来,另划一道更为切实的基准线。事实上,还在那自我不满开始冒头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作这样的修订了。一九一九年他表示,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9将自己描述成一个站在黑暗和光明的交界线上的牺牲者,比起十年前的慷慨自负,是更符合实际了。不单在这个时候,就是整个一生,他其实不都是一个牺牲者,一个深刻的悲剧人物吗?但是,他为什么会成为牺牲者呢?是自己愿意还是只能如此?不把这一点想明白,这个新的自我设计还是说不圆。于是到二十年代中期,鲁迅明确提出了一个“中间物”的观念。他感慨中国的改革还将继续很多代,说:“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10一年以后,他又用哲学式的语言归纳道:“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推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予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他更由此引出关键性的推论:“当开手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11他这是找对了路径,人的一切自解之道,精髓就在于寻找必然性。就是再不情愿的事情,只要你能够向自己证明,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你也就会低头去做。鲁迅提出“中间物”的观念,用意正是在论证一种充当牺牲的必然性,既然万事万物,都不过是尽着一份“中间物”的大责,那我现在夹在黑暗和光明之间,甚至有一半还罩在阴影当中,也就无需苦恼,也无可惭愧了。你看,一旦论证出充当牺牲的必然性,先前的自我不满不就可以化解了吗?难怪从二十年代中叶开始,鲁迅对自己有了一连串新的说法。他说自己是从旧营垒中杀出来的叛逆,12又说自己甘愿当一块踏脚石,13后来更将自己比喻成一个抽了鸦片而劝人戒除的醒悟者,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14这些说法部各有所指,实际的意思也不尽相同,但是,它们都凸现了同一特点,那就是鲁迅开始愿意从“中间物”的立场来理解自己,你甚至不访将它们都看成是他那个“不三不四的作者”的注解。他将自己从先驱者的位置挪到旧营垒和新世界之间,当然是后退了一大段,但恰恰是这个后退,使他在心理上重新站稳了脚。

鲁迅竭力修订的第三个认识,就是对知识分子和文学家的看法。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士为万民之首”,还是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都把握笔的人看成社会的栋梁,民众的导师。“五四”一代人深受这些观念的熏陶,自然将自己看得很高。他们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发动新文化运动,潜意识里正是以救世者自居。鲁迅也是如此,他在东京的时候那样自信,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他对自己打算扮演的角色——知识分子和文学家一抱有极大的崇敬,他相信思想和文学的力量,相信用笔可以撼动社会一但是,到二十年代中期,现实生活的接连不断的教训,已经将他逼到了这个信仰的反面,在一封通信中,他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15从当时的报刊上,他多少了解一些俄国的状况,知道不少曾经热烈赞颂草命的作家,包括叶赛宁那样卓越的诗人,都相继自杀了。16一旦他把这两方面的情况联系起来,一种更为阴郁的揣测就油然而生:莫非们营垒里要压迫知识分子和文学家,新世界也同样容不下他们?莫非他们真就像自己描绘的那个影子一样,无论黑暗和光明那一边扩展,都注定了只能沉没?他在这个时候的几乎全部的痛苦,都被这个问号勾起来了。

这就逼得他要重新思考知识分子和文学家的命运。一九二六年七月他说:“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17在写于同时的一篇译文的后记中,他又借评论俄国诗人勃洛克,说了同样的话。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确:革命是必然要给知识分子和文艺家造成痛苦的。一九二七年春天,他谈及北洋政府的恐怖统治,又重复他在北京说过的话,“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18这也是在强调必然性:文学本来就没有对抗专制的力量,它在黑暗中的命运,不过是被“杀”而已。显然,他还是用的老法子,要把那令人沮丧的现象,说成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在一九二七年春天,他并没有能形成一个对知识分子和文学的比较完整的新认识,这个问题大大,他一时也不可能想清楚。但是,就从他这种对痛苦的必然性的强调,我已经能够想象出,他将要形成的那个新认识,将会是怎样阴暗。

鲁迅在虚无感中沉溺得太深了,他竟不得不用这样极端的方法来振拔自己。将来,自己,知识分子,文学,他现在统统将它们捺入泥水,弄得它们一个个满身污垢,黯淡无光。天地本来便一片昏暗,社会本来便异常险恶,既然置身这样的天地和社会,受苦受难是在所不免--当看到他竟是用这样的方法来缓解沮丧和虚无感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他太了不起,也太可怜呢?”

注释

1鲁迅:《随感录·四十》,《热风》,二十九页。

2鲁迅:一九二四年九月上十四日致李秉中信,《鲁迅书信集(上)》,六十一页。

3鲁迅: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十一页。

4鲁迅:《题辞》,《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版,一百零七页。

5鲁迅:《“醉眼”中的朦胧》,《三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五十四页。

6同4

7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南腔北调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一百三十三页。8鲁迅:《影的告别》,《野草》,六页。

9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坟》,九十四页。

10鲁迅:《忽然想到·十》,《华盖集》,六十八页。

11鲁迅:《写在后面》,《坟》,二百十二页。

12同11。

13鲁迅:《集外集拾遗》,一百九十八页。

14鲁迅:一九三五年八月十十四日致萧军信,《鲁迅书信集(下)》,八百六十五页。

15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五十九页。

16叶赛宁并非自杀,但当时传到中国来的消息,都说他是自杀的,所以鲁迅也以为真是如此。

17鲁迅:《马上日记之二,七月七日》,《华盖集续编》,一百十九页。

18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而已集》,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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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魏连殳的雄辩


鲁迅不仅有一颗世俗的灵魂,更有一颗文学的灵魂,他不仅以理智紧张地思索人生,更常常抱一份艺术的情感去吟味人生。他这文学的灵魂又相当特别,他对一位日本朋友说:“我是散文式的人”,1这除了解释他不喜欢读诗,是不是也可以解释他不喜欢写诗呢?诗和散文的区别,绝不只是文字形式,它们其实代表着作家对于世俗生活的不同态度。诗的世界属于天国,它总要将世俗的气息排除干净。诗人也正如下凡的天使,他举着诗意和美的火把,照亮每个人心中与生俱来的灵气,他要将他们引入审美感悟的迷幻状态,使他们能在精神上超越自己猥琐的世俗存在。但鲁迅并非这样的诗人,即便对世俗生活整个绝望了,他也无意借文学来逃避世俗。当伏案疾书,全身心投入艺术创造的时候,他固然会常常忘记自己的现实境遇,但这“忘记”的结果,却是能够更专注地审视世俗,更深切地感受黑暗。一九一四年他与朋友闲谈,连声称赞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说:“我总想把绍兴社会黑暗的一角写出来,可惜不能像吴氏那样写五河县风俗一般的深刻。……不能写整的,我就捡一点来写。”2已经绅黑暗逼人了死角,还不思逃避,心心念念要将这黑暗刻划出来,倘是一个崇尚天国的诗人,一定会摇头叹气:这人实在不可救药。

但也正因为是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人,鲁迅的小说和散文,就像他的社会评论一样,也成为他世俗意识的一面镜子。创作毕竟是一种情感性的活动,无论他多么矜持,一旦写入了神,他的许多内心隐情都会不自觉地流入笔下,他的创作的这一面镜子,就常常比那些社会评论更为朋亮,他自己便对朋友说过,他的哲学都包括在《野草》当中。3不用说,在二十年代中期,他那急于挣脱虚无感的紧张的身影,也同样清晰地印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之中。我甚至觉得,比起那些观念上的自我修订,他这时期的文学创作,恐怕更是他驱逐内心“鬼气”的主要战场。那虚无感到底膨胀到了什么地步?他对它的厌恶又有多么强烈?这战斗艰苦到了什么程度?他最后能够战胜它吗?所有这些你迫切想知道的答案,都清楚地写在他的创作中。

你也许会不同意:驱逐虚无主义的“鬼气”,这是鲁迅内心极其隐秘的冲动,他写小说,却是为了启蒙的呐喊,他自己就明确说,是要借它来改良社会,4他恐怕不会愿意在小说中表现这种极其个人化的隐情吧?可我觉得,这是误解了他。文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从来就很清楚。他知道诗人的心灵应该博大,要“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5他也知道,一味“宣传爱国主义”,绝不能产生“伟大的诗人。”6倘说他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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