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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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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但是,他毕竟又是个思想深刻的人,四十年的经历早向他心中注入了一种深广的忧郁,迫使他养成一种沉静的态度,不喜欢欢呼雀跃,也不主张赤膊上阵,不轻信,更不狂热,选一处有利的屏障,伏在壕堑中静静地观察,这正是他到北京以后逐渐确定下来的人生态度,也是真正符合他的深层心境的人生态度。因此,一旦他有意要振作斗志,焕发精神,以一种青年人的姿态置身社会,他的言行就常常会逾出“常态”,显出一种特别的情味。比方说,他从来就是个实在的人,说话都是有一句说一句,可在砖塔胡同的家里与姑娘们笑谈的时候,他却屡次提到自己床铺下面藏着一柄短刀,又详述自己在东京如何与“绿林好汉”们'指光复会中人'交往,言语之间,时时露出一丝夸耀的意味。再比如,到二十年代中期,他对青年学生已经不抱什么期望,所以“女师大风潮”闹了半年多,他一直取旁观态度。可是,一旦与许广平们熟识,他的态度就明显改变,代她们拟呈文,赵草宣言,还一个一个去联络教员签名,组织校务维持会,里外奔走,口诛笔伐,终至被章士钊视作眼中钉,我不禁想,倘若他并不认识许广平她们,他的态度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吗?即便出于义愤,站出来声援学生,也不过是像联署那份宣言的马幼渔们一样,说几句公道活了事吧。同样,他向来就不大赞成学生请愿,不但对“五四”运动作过那样冷淡的评价,就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上午,他还硬把许广平留在家里,不让她去执政府门前请愿:“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东西等着要抄呢!”13可是,当“三.一八”惨案的消息传来,死难者中间又有他熟稔的女师大学生刘和珍,他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他接二连三地写文章斥骂当局,口气激烈得近于切齿,我难免又要想,倘若他不是对刘和珍们怀有亲近的感情,他的反应会不会有所不同?身为这些年轻姑娘的亲近的师长,对她们的惨遭屠戮却全无救助之力,望着许广平们的悲愤的眼光,他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猜想,大概正是这样的一种心情,才使他下笔的态度格外激烈,诅咒的口气也格外决绝吧。推而广之,他在二十年代中期的公开的文章中,依旧勉力唱一些其实心里并不相信的希望之歌;在明明已经深觉沮丧的情形下,依旧戴着面具,表现出充满热情的斗士的姿态,所有这些“心口不一”的行为背后,是否都有那爱情的压力在起作用呢?

不用说,他到广州与许广平会合以后,这压力就更大了。有活力的人不应该老是神情阴郁,于是他勉力说一些鼓舞人的话,有一次甚至断言:“中国经历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朵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14有活力的人不但应该对将来抱有信心,更应该投入实际的革命,许广平就正是这样做的,她自己是国民党左派,对“国民革命”满怀热情。于是鲁迅藏起他先前那个彻底的怀疑意识,也来热烈地赞扬北伐,赞扬革命。尤其是对青年人发表演讲,他更是慷慨激昂。他称赞广州是“革命策源地”,而现在已是“革命的后方”;他向中山大学的学生呼吁,要他们用“革命的精神”,“弥漫”自己的生活“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他更说自己“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16在一次演讲会上,他甚至提高了嗓门,大声号召说:“广东实在太平静了,我们应该找刺激去!不要以为目的已达,任务已完,像民元革命成功时说的,可以过着很舒服的日子!17读着他这些激进的言辞,我仿佛能想象到当时的情景:一个黑瘦矮小,年近半百的人,迎着台下年轻听众们的热切的目光。用绍兴腔提高了嗓门大声呼喊——为了焕发青春的气息,他的确是尽了全力了。这也自然,身边有许广平,四周又是初到广州时的青年人的热烈的欢迎,任何人处在这样的境遇里,恐怕都不免要兴奋得像一个十六八岁的小伙子吧。

鲁迅毕竟不是十六八岁的小伙子了。一九二七年旧历初三,他和许广平等人漫步越秀山,当踏上一个小土堆时,也许是想表现一下自己的身手还健,他执意要从那土堆上跳下来。他是跳下来了,但却碰伤了脚,半天的游兴,就此打断。这脚伤还迟迟不肯痊愈,半个月后他去香港作演讲,还是一拐一拐的,走得很费力。不知为什么,每当读到他在广州的那些激昂的言辞,我就总要想起这件事,它似乎是一个象征,既表现了他的心情的活泼,更表现了他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四十五岁才尝到爱情,已经太晚了,他无法像十六八岁的小伙子那样忘情地拥抱它。在整个二十年代中期和晚期,他常常都情不自禁地要用恶意去揣测世事,要他单单在争取个人幸福的事情上卸下心理戒备的盾牌,他实际上也做不到。因此,即使他决意和许广平同居了,即便他努力显示一种勇敢的姿态,他内心还是相当紧张。

这紧张也井非无因。就在他到厦门不久,北京和上海的熟人间已经有一种传闻,说他和许广平同车离京,又从上海同船去厦门,“大有双宿双飞之态”。18他们还没有同居,议论就已经来了,真是同居了,那流言真不知要飞舞到怎样。事实上,一九二八年二月,他和许广平同居不到半年,就收到过这样一封信:“鲁迅先生:昨与××××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19写信人自称是崇拜鲁迅的青年,却如此看待他和许广平的爱情,这教他作何感想呢?社会上永远有好奇者,有好事者,有小人,有庸众,你就是再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只要你是名人,就总会有流言粘在背上,有恶意跟踪而来。干脆想通了这一点,不去管它,人反而能活得自在,鲁迅同辈的文人中,就颇有一些人是放浪洒脱,无所顾忌的。但是,鲁迅做不到这一点,愈是心中“鬼气”蒸腾,愈是把社会看得险恶,一点小小的流言,就愈会引发他广泛的联想;形形色色的遗老遗少的攻讦,报章杂志上的恶意或无聊的渲染,学界和文坛上的有权势者的封锁,最后是经济上的拈据和窘困:他已经无力摆脱那个涓生和子君式的悲剧的梦魇了。

正因为心头总是压着那个梦魇,鲁迅和许广平同居之后,依然左盼右顾,如履薄冰。他将许广平的卧室设在三楼,自己则住二楼,对外只说她给自己当助手,作校对,除了对极少数亲近朋友,一概不说实情。即便去杭州,实际上是度蜜月,他也要遮遮掩掩。动身之前。他先要杭州的朋友预订一间有三张床的房间;到了杭州,许钦文等人接他们到旅馆,住进那房伺后,正要离开,他却唤住了许钦文,眼睛盯着他,“严肃他说:‘钦文,你留在这里。以后白天有事,你尽管做去,晚上可一定要到这里来!’”他并且指定许钦文睡在中间那张床上,将自己和许广平隔开20——这是怎样奇怪的安排!一年半以前,他鼓励许广平到中山大学给他当助教,口气是何等坚决:“不必连助教都怕做,对语都避忌,倘如此,可真成了流言的囚人了。”21可你看他这住房的安排,不正是自己要作流言的囚人吗?越是知道他白天玩得那样快活,看到他晚上这样睡觉,我就越感到悲哀,除了喝醉酒,他大概一辈子都没有真正放松过吧,陪伴心爱的女人到西湖边上度蜜月,都会如此紧张,这是怎样可怜的心境,又是怎样可悲的性格?

这样的紧张一直持续了很久。从一开始,许广平就没有向亲属说过实情。直到一九二九年五月,她已经怀了五个月的身孕,她的姑母到上海,她才将实情告诉她,并请她转告家中的其他人。在鲁迅这一面,也是从这时候起,才陆续告诉远。方的朋友。但即使是通报,口气也往往含糊,譬如他给未名社的一位朋友写信,说那些流言如何气人,于是他索性“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在一所房子里——但自然也还有别的人。前年来沪,我也劝她同来了,现就住在上海。帮我做点校对之类的事……”22这哪里只是通报,中间夹着这么多解说,而且到了最后还是含混,并不把事情说清楚。也许他并非存心如此?那么,心里明明想告诉别人,写出来却这样吞吞吐吐,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许广平将实情告诉姑母后,对鲁迅说:“我的亲人方面,如由她说出,则省我一番布告手续,而说出后,我过数月之行动'指生产'可以不似惊弓之鸟,也是一法。”23什么叫“惊弓之鸟”?莫非在下意识里,他们自己也有点心虚?一个人受多了压抑,就会丧失从自己的角度看事情的能力,甚至连评价自己,也会不自觉地仿照周围人的思路。尤其当与社会习俗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是再明白自己应该理直气壮,心理上还是常常会承受不住,不知不觉就畏缩起来。鲁迅和许广平这“惊弓之乌”的紧张,是不是也正来源于这一点呢?当然,他们愿意将消息公诸亲友,总还是因为有了信心,你看鲁迅这时候写给许广平的信:“看现在的情形,我们的前途似乎毫无障碍,但即使有,我也决计要同小刺猬'对许广平的呢称'跨过它而前进的,绝不畏缩”,24就表露出终于松了一口气的轻松感。但是,要到同居一年半以后,才刚刚松这一口气,他们先前的屏息担心,未免也太过分了。

注释

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和许广平相爱而终于同居,在上海建立新的家庭,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举动。正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生命意志的执拗的力量,表现了背叛传统礼教的坚决的勇气,表现了一个现代人追求个人自由的个性风采。但是,也恰恰在这件事情上,他内心深处的软弱和自卑,他对传统道德的下意识的认同,他对社会和人性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都表现得格外触目。一个人一旦相信爱情,就不再是虚无主义者,鲁迅能够打开一个缺口,也就应该可以冲出“鬼气”的包围,如果这样来看,他和许广平的同居就正显示了他对自己命运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但是,他在冲出包围的途中,要经历那么多的犹豫和权衡,这会不会使他终于争取到手的幸福,不知不觉就变了味呢?男女爱情,这本是为人的一项基本乐趣,倘若你必须要耗费那么长的生命,经历那么深的痛苦,才能够获得它,你还能说它是一项乐趣吗?用太多痛苦换来的幸福,它本身已经不是幸福,它甚至会变成一笔三债,将承受者的脊梁压弯。因此,我一想起鲁迅硬拉许钦文同眠一室的情景,先前那因他们同居而产生的欣喜心情便迅即消散。鲁迅是获得了胜利,可恰恰是这个胜利,宣告了他将难得再有真正的胜利。

1鲁迅:一九一八年三月十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上)》,十六页。

2鲁迅: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七十八页;并《研究》,四十页。

3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八页。

4鲁迅:一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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