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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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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是个牺牲者,因为牺牲本身有正面的意义,他这自辟就能有效果;现在他又对自己说,你必然是个受冷落者,碰钉子者,可无论受冷落也好,碰钉子也好,本身都是很可怜的事情,这就等于说,你必然是个可怜的人,这样的自辟怎么会有用呢?他是为了自我辟解才重新解释知识分子的命运,可到头来,这样的解释只会更加重他的沮丧和消沉。直到一九二九年春末,他在北京对大学生演讲,仍然从“打倒知识阶级”的话题开始,仍然反复讲“巨大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15就说明他还是陷入这些问题里,先前的答案都不管用。

像自己这样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在这残酷叵测的社会中究竟有什么用?他恐怕是再也不可能把这个深刻的惶惑逐出心底了。

整个的生存意义都成了疑问,剩下的就只有眼睛看得见。两手摸得着的物质生活了。一九二七年夏天,鲁迅对一位亲近的朋友说:“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此所谓‘人’者,生人不必说,即可疑之熟人,亦包括在内)。并且积下几个钱来”;又说他自己:“我已经近于‘刹那主义’,明天的事,今天就不想。”16从先秦时代起,中国士人便有“义”、“利”之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夫子这一句名言,成为几千年来自居君子之位的士人的立身信条。到了鲁迅那一代人,脑筋虽然开通得多,不会再那样轻贬实际的物质利益,但把精神追求放在物质利益之上,依然是普遍的处世原则。固此,倘若他们公开宣称妄“积下几个钱”,那总是因为对精神的价值发生了怀疑。连知识分子的价值都找不到了,那又何必太拘束,徒然苦了自己呢、于是鲁迅明明在四月份就辞去了中山大学的全部职务,人也已经搬出了大学,却依然收下学校当局送来的五月份的薪水,并且对朋友说:“中大送五月份的薪水来,其中自然含有一点意思。但鲁迅已经‘不好’,则收固不好,不收亦岂能好?我于是不发脾气,松松爽爽收下了。”17于是他到上海之后,明明已经对国民党深感失望,却依然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开始,从南京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领取每月三百元的“特约撰述员”薪水。一年以后,这笔钱改为“教育部编辑费”,他照领;甚至后来和国民党公开对立了,他也还是照领,一直领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借用他的话说,这自然也“不好”,虽然是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主动送来的钱,它毕竟是国民党政府的官俸。你看一九二九年五月,许广平写信告诉他收到了这个月的钱:“中央行那张纸,今天由三先生托王'鲁迅三弟周建人的妻子王蕴如'去转了一个地方,回来的收据,放在平常的地方一起了,”18用词如此,隐晦,处置又如此小心,连转帐都要借弟媳的名义,后来印行《两地书》时,更把这段话全部删去,就说明他自己也明自知道这“不好”。可他仍然按月收受;那种看破了“义”的虚妄,先管“利”的实益要紧的虚无情绪,不可谓不触目。一九二八年夏天,他更对一位朋友说:“处在这个时代,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储蓄一半,以备不虞。”后来又一再重复:“说什么都是假的,积蓄点钱要紧!”一边说,神情还很激动,19就本性讲,鲁迅的手其实很松,不说他对家人的长期资助,就在他劝人“积下儿个钱”的一九二七年,他也不止一次地拿出钱来,帮助陷于困厄的青年人,那位“有恒”便是其中的一个。因此,他这些似乎是极端重视物质实利的言行,正从另一面证实了“鬼气”在他内心的再次获胜,它竟能将一个在广州那样热烈地讴歌希望的人,这样快就逼入“刹那主义”的精神死角。

随着内心“鬼气”的再度上升,鲁迅那种挑剔人,不信任人的脾气,也又一次膨胀起来,你看他劝人储钱的理由,就是“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在北京时,他这脾气已经很大,但他似乎很少怀疑亲近的朋友,也尽量克制自己,不向熟识的青年人发火。可到厦门以后,他在这方面的克制力越来越弱。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对许广平说:“即如伏园所办的副刊,我一定就也是被用的器县之一,”“前口因莽原社来信说无人投稿,我写信叫停刊,现在回信说不停,因为投稿又有了好儿篇。……现在从许多事情观察起来,觉他们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桔责,可以攻击时自然是竭力攻击……”20这里说的几个人,都是他非常亲近的年轻朋友,他却用这样重的话指责他们,他对人的怀疑已经是扩大到几乎所有人了。因此,他有时难免会产生“天下无一个好人”的感觉:“我其实还敢站在前线上,但发见当面称为‘同道’的暗中将我当傀儡或从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重其悲哀。长虹和素园的闹架还没有完,……听说小峰也并不能将约定的钱照数给家里,而家用却没有不足……”21从莽原社和未名社的青年朋友,到关系密切的书局老板,甚至到北平家中的母亲和朱安,他全用挑剔的眼光望过去。那一顶“暗中将我当傀儡的罪名,又何其宽泛,他的青年朋友当中,恐怕也没有谁能够逃脱了。对亲近者尚且如此、对较生疏者就更不用说。一位旧日的学生去拜访他,正遇他下课归来,面有倦容,便关切地建议他不妨搬一张椅子,坐着上课,不料他脸一沉:“你说坐着讲课好,那么搬张小床去讲,不是更适意吗?”22简直是动辄发怒了。

迁居上海以后,他这脾气更发展了。以前多半还是对许广平私下发牢骚,现在却经常形诸辞色。林语堂是他极熟的朋友,他到上海的当天和第二天,林语堂都来探访陪伴。可有一次郁达夫请吃饭,席间为了几句活,他就勃然变色,与林语堂大吵起来,十多年的友情,从此变质。钱玄同更是他的老朋友了,可因为说过“人一过四十,便该枪毙”之类的话,引起他的不快,他一九二九年到北京,遇到钱玄同,竞拉下脸来,不和他说话,一对老朋友,从此也绝了交。与老朋友交往都如此严峻,他那“脾气大”的名声在上海就更大了。也在这一年秋天。他在家里招待一位东京留学时的老朋友,正巧两位年轻朋友章廷谦和柔石也在场。谈笑之间,那老朋友笑指鲁迅:“咳,你这个呆虫”,竟将章、柔二人吓了一大跳,他们面面相觑,生怕鲁迅受不了这个戏谑,会和那老朋友翻脸。23你想想,他那神经过敏,容易发脾气的毛病,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他在文字上,也不再掩饰对别人的恶意的湍测,一九二九年写有关《语丝》的回忆,就直截了当指责孙伏园当初办《语丝》,是拿他当“炸药”。24他甚至也不再掩饰对母亲的不满。他到北京省母,去的时候自然是满怀孝心,可住不几天,他就写信向许广平发牢骚;返回上海之后,更对朋友说,他原想在北京家里多住几天,“后来一看,那边,家里是别有世界,我之在不在毫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早走了。”25他以文字对朋友明确表示对母亲的不满,这是第一次。他当然知道自己有那样的名声,曾写信对人说:“我总觉得我也许有病,神经过敏,所以凡看一件事,虽然对方说是全都打开了,而我往往还以为必有什么东西在手中或袖子里藏着。但又往往不幸而中,岂不哀哉”。26似乎是承认自己有病,却又说“往往不幸而中”,其实还是替自已辩护,并不真以为是神经过敏。像他这样的病态心理乡就是自己真想克服,也未必能够转变,他现在还不自觉,那就只能是愈益发展了。”

不用说,他这病态心理的阴影也自然会罩住景云里的那幢小楼。最初的兴奋和欢乐过去之后,他很快就会觉察到家庭生活的另外一面。一九二八年四月,一位青年朋友问他是否应该结婚,他回信说:“据我个人的意见,则似为禁欲,是不行的,中世纪之修道士,皆是前车。但染病'指与妓女交往而染上梅毒之类'是万不可的。……于是归根结蒂,只好结婚。结婚之后,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但两害相权,我以为结婚较小。”27虽然是劝人结婚,但语词之间,你看不到一丝对爱情和婚姻的浪漫热情。两年以后他又说:“爱与结婚,确亦天下大事,由此而定,”但爱与结婚,则又有他种大事,由此开端,此种大事,则为结婚之前,所未尝想到或遇见者,然此亦人生所必经(倘要结婚),无可如何者也。”28他甚至断言,一个人结婚以后,“理想与现实,一定要冲突。29鲁迅是很认真的人,别人郑重地来问他,他一定也是郑重地去回答:他明说是根据自己个人的意见,那他说的这些话,就多少是含有他亲身的体验。这些话当然都不错,两个相爱的人结婚,本来只是他们互相适应的漫长历程的起点,像鲁迅和许广平这样个性特别的人,互相适应的困难就尤其比一般人大,同居生活中远非罗曼蒂克的那一面,自然会逐渐显露出来。何况家庭并非一只密封的铁罐子,他们的恋爱同居,至少在鲁迅这一面,从一开始就不是他们而人间的事情,而是他向自己整个命运的一次夺路而逃式的抗争,他在家庭之外的种种遭遇,更必然会强有力地影响他们两人单浊相对时的心绪和气氛,他会将爱情和婚姻描述得这样透彻,应该说也很自然。但是,看看他说这些话的时间,离他们正式同居才半年多,我仍然觉得,他这透彻的认识是来得太快了。谁能想到,他在杭州度“蜜月”,快活得像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心底竟已经存着这样一份透彻的认识?与许广平同居,当然是给了他很大的慰藉,从身心两方面都增强了他对抗社会的力量,但同时,这恐怕也使他更深切地体验到了人性的复杂,人生的难于两全,而禁不住与那久久缠绕他的虚无情感,又添加一份深刻的共鸣。

他这样常常以恶意来揣测别人,是否就不再上当了呢?并不,他依旧免不了上当。与那位要作他“义子”的廖立峨的交往,自然是不用说了。一九二八年,一位自称姓黄的青年向他求诗,他认真写了四句寄去:“禹域多飞将,蜗庐腾逸民。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不料过了一段时间,却见一份官方色彩的杂志上登出这首诗,而且是用手迹制成封面,这才知道受了骗,就说明他还是缺乏警戒心。因此,看到他在二十年代晚期心绪如此恶劣,与熟人朋友动辄翻脸,对应该怀疑的人却每每丧失警惕,我就特别感到悲哀。他这多疑和易怒并不是表示他的为人之道的转变,而是证实了他对自己立身之道的惶惑的深广,他的精神危机的深重。倘说他与许广平同车离京南下,是开始了对内心“鬼气”的又一轮反抗,是从那精神“待死堂”的第二次逃离,那到这个时候,这反抗和逃离全都失败了,自从回国以来,那“鬼气”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重压过他。

注释

1鲁迅:《答有恒先生》,《而已集》,四十页。

2鲁迅: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致李霁野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三十七页。

3鲁迅: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致邵文榕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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